我们都知道，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省意识世界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语言成了我们的媒介，文化成了我们的小生境。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 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Language and Species）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表述了这一点：“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了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
语言的出现与进化
语言确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反对这种观点。他简单扼要地宣称，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主张，“使得语言产生的是脑的微型电路的精确的接线，不是总的大小、形状或神经元的组装。”平克尔在1994年发表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收集了有利于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支持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
当前，许多人类学家赞成语言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人类行为的急剧变化。
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其发生发展的时间表的各种假说分歧很大。其中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希望让人类保持作为特殊动物的那些人，将欢迎那些表明语言是晚近、突然起源的证据。乐意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有联系的那些人，将不会为人类这种完美的能力较早地出现、缓慢的发展所苦恼。
[扩展阅读] 考古证据
有7个方面的考古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能力已明显提高了。①着意埋葬死者几乎可以肯定开始于尼安德特人时期，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②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的。③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④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一种表现和产物。⑤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时变得明显。⑥居住遗址明显增大，对于这样一种程度的计划和协调，语言将会是必需的。⑦技术由主要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粘土，表明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要是没有语言，是难以想象的。
语言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
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
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伦敦大学的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他解释道，“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他提出，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
[知识链接] “脑语”和“嘴语”
就大脑来说，语言分“脑语”和“嘴语”，脑语就是我们时时在大脑里产生称作“思考”或“思想”或“思维”的东西，脑语被嘴表达出来就叫“嘴语”。脑语和嘴语并不是一个东西，第一、脑语和嘴语在表达时失真；第二、嘴语不是脑语的唯一表达方式，因为脑语还可以通过肌肉群来表达：就是我们的行为。语言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表述部分。
怪博士出题
有一种说法是，不管你学了多少种语言，你仍旧会优先使用母语来思考。想一想，你是用什么语言来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