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炎帝族的繁衍壮大，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宝鸡渭水流域为中心，大约从仰韶文化后期的庙底沟开始，向东、西、北迁徙。据古籍记载，有说炎帝族传承了八代，有说是十七代，或七十代。不管哪种说法符合实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炎帝族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和迁徙过程。有学者研究后认为，这种迁徙，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庙底沟及其以后陕甘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传播与迁徙。炎帝族首先有一支，从宝鸡渭水流域向西，与当地土着融合形成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后世甘青川藏的羌族、藏族均是炎帝西羌族这支远徙而去的后裔。因而至今在羌、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中仍流传着祖先“姜炎”和“格蚩炎老”的故事。炎帝族的另一支，向东出函谷，到河南西部伊洛地区，与当地土着融合，形成河南西部的仰韶后期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在古史传说上，就是后来分布于河南嵩山地区的姜姓共工、四岳集团。何光岳先生考证，这支炎帝族为第二世“炎帝临”，迁今河南洛阳市北郊谷城。《元丰九域志》：“谷城，神农法五谷于此，名谷城。”第三世“为帝承”迁到今河南温县。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三十一：“神农洞在卫辉温县，神农采药至此，以技画地，遂成洞”。炎帝族另有一支向北，由蒲津渡附近渡过黄河，接着再沿汾河而上，越管岑山后再沿桑干河而下，到达今河北省西北的怀来盆地。在考古学上，就是广泛分布于今山西、河北汾水和桑干河上、中游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反映在古史传说上，则是与蚩尤族、黄帝族于今涿鹿县境的阪泉、涿鹿之战。关于这支的迁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南朝梁时任防《述异记》云：“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有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元和郡县图志》引《魏书·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在古上党地区（今长洛、高平等），多有炎帝遗迹，如神农井、神农泉、神农畦等等。关于阪泉、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有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何光岳先生考证，与黄帝、蚩尤作战的是第八代炎帝榆罔。这一支还沿黄河而到“鲁”，以今曲阜为“都”。
有研究者认为炎帝族还有一支，或从函谷东出陕西，或从武关东南出陕西，或翻越“列山”（秦岭）人汉水出陕西至河南西南、湖北北部。反映在考古学上，则是河南西南淅川、南阳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与龙山文化，在湖北西北部的屈家岭后期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中也有仰韶文化的因素和影响。表现在古史传说上，则是分布于河南姜姓的申、吕、许诸部族，以及分布于今湖北北部随县境内的烈山氏部族。关于烈山氏，《帝王世纪》云：“神农以火承木，位在南方，故谓之炎帝。都于陈，又徙鲁，又日魁隗氏，又日连山氏，又日烈山氏。”说“烈山氏”为“炎帝”，实际上是说烈山之子“柱”为“炎帝”。据何光岳先生考证“柱”为第二代炎帝。此说这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我认为“烈山氏”与“炎帝”本来是无涉的。“这全是受大一统观念的蔽塞，遂以为有相似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国语·鲁语》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云：“有烈山氏之子日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这两条先秦史料都未将烈山氏与炎帝挂钩，也未将烈山氏与神农氏合户，即使到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中也未将二者连在一起，只不过将“烈山氏”改为“厉山氏”，将“其子日柱”改为“其子日农”。这一改为东汉郑玄在注《礼记·祭法》时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日烈山氏”提供了挂钩“依据”。再加上，在此之前的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氏的“合户”已经完成，开始出现于《世本·帝系》里。于是，郑玄来个大胆联想，“柱”为“农”（神），神农的古义也是“农神”（《吕氏春秋·季夏纪》有“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事”的记载，《礼记·月令》也有类似之语。其文中的“神农”即指“农神”），柱亦就成为“神农”，而柱又是烈山氏之子，那么，烈山氏也就成了“神农”。既然炎帝已与神农合而为一，于是，来个“等量交换”，烈山氏亦就成了“炎帝”。这种“连环推论”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批评说：“为了把一种观念变成另一种观念，或者为了证明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是等同的，就寻找某些中间环节……为在两种基本观念之间建立似是而非的联系”。如法炮制，东汉以降的学者便将炎帝、神农氏、烈山氏三者等同起来。韦昭在为《国语·鲁语》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亦说：“神农氏本起于烈山，或时称之。”罗泌在《路史》中又将其系统化，言炎帝“肇迹烈山”。由于这种主观的认定，而将炎帝、烈山氏两个本来不相谋的系统揉合在一起，为后世造成了混乱，以至于今天还争论不休。其实，若我们主要以先秦史料为依据，问题也是很清楚的。既然烈山氏不是炎帝，那么，也就无有炎帝“起于厉山”之说了。徐旭生先生说：“烈山氏属何集团……依据地望推测，象是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此推断是合理的。
有学者认为，今湖南炎陵县（原为酃县）是第八代炎帝榆罔所迁之地，死而葬于今炎陵；又有学者认为，现在炎陵县的“炎帝”可能是上古时炎帝族的一支由湖北而南迁的。此两种说法，现在颇为流行。前者关于“榆罔”的记载只仅见于秦汉以后的《通鉴外记》、《帝王世纪》、《路史》等书中，这就让人不免发生疑虑：为后世之传闻。至于后者虽说这一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中亦有仰韶文化的因素和影响，但因未有史料记载相印证，更不能妄加猜想。我同意有学者说的南方炎帝及有关史迹、古建等现象，完全是导源于战国晚期的“五行”学说。而炎帝族和炎帝本人并未迁湖北，又迁湖南，最后死葬湖南今炎陵县。赵世超先生在其论文《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中，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战国秦汉时期，“五行”学说是弥漫一切、笼盖一切的，是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一种学说。它不仅五方配五行，四季配五行，五种颜色配五行，五行各配一个标志物，而且还给五方各配了一个帝。当时的搭配是：东方是太昊，西方是少吴，北方是颛顼，中央是黄帝，南方配炎帝。既然炎帝被奉为“南方之神”，所以在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汉以后的记载里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南方火，其帝赤（炎）帝，其丞祝融……”；《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独断·卷上》记载：“南方之神，其帝神农，其神祝融”；《帝王世纪》载：炎帝“有圣德，继无怀氏后，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路史》说：炎帝“盖宇于沙，是为长沙”。罗萍为这段史料作注时写道：“考神农之都，宜在南方，故颛帝之都在北，益以知太昊之在东，少昊之在西。”从上面引文中的“南方火”、“南方之神”、“以火承木，位在南方”等语来看，完全是从邹衍“五行”说那里借用来的。尤其是罗萍的注说得就更明白了。至于有关古籍记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崩葬长沙”、“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等语均是东晋以后，人们依据“五行”学说推测而已。秦汉以前的史料均无此记载。所以，南方（湖南）出现的炎帝文化并不是由于炎帝的南迁而形成的，而是“五行”造成的。试想，一个被黄帝打败了的炎帝“榆罔”，怎么能“孤军”迁入到一个“异族”区。再说那里亦未有一个姜姓的裔族。至于宋以后在湖南酃县（原茶陵县）出现的炎帝陵，则是宋人依刚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梦幻”，并据“五行”学说而在民间“寻访”出来的，并非真有所谓“八代”炎帝中的某一位（传说为炎帝榆罔）死葬在那里。尽管如此，因相沿久远，再加上当地群众的祭祖热情，以及历代官府的推波助澜，湖南的祭炎活动愈加炽热。这无可厚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生动反映。热情归热情，祭祀归祭祀，但对这一远古的传说历史是不能混淆不清的。
三、结论
将文献记载、文物考古、民俗传说等加以相互印证，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炎帝族的起源在今宝鸡渭水领域。至于有人将其要说到湖南之洞庭湖地区或湖北之江汉地区，都是不确切的。关于炎帝族的迁徙，从其留下的遗迹和记载看，则是向西、向北、向东，而未向南。有人说，炎帝族的一支曾到过湖北随州，即炎帝就是“烈山氏”，或又南迁葬于今湖南炎陵县，本人认为这都是无先秦史料依据的。那么为何会有“炎帝南迁”之说，由于“五行”使然。于是就有了炎帝崇拜，也就有了反映炎帝文化的遗迹。
（原载于《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