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炎帝·姜炎文化研究十年述评
宝鸡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若从1989年下半年算起，已经整整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宝鸡的史学界学人来说，却是不短的，留下了颇多的回味。在这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对在21世纪继续深入开展炎帝·姜炎文化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乘势而上，成果斐然
80年代后期，在全国史学界出现的“寻根”热中，宝鸡学人不甘寂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始了对华夏始祖炎帝的研究。从那时至1999年底，出版和报刊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多篇（部），其中出版着作4部，论文集2部，史料集1部，故事集1部。这些论着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另外，十年中先后召开了以炎帝·姜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7次，座谈会4次。论着的出版、发表和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宝鸡是炎帝故里”的知名度亦越来越高。在炎帝故里的定位上，宝鸡自成一家，这已成为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正如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所说：“宝鸡是炎帝故里，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这是谁也争不去，夺不走的。”
将这10年的研究，如果要划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3年，约为4个年头。这一阶段的特点：调兵遣将，组织力量；制定规划，确定课题。1989年12月份由市社科联、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炎帝与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虽是由市内专家学者参加的、规模较小的会议，且为首次，但有一个突出成果是，在这次会上，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炎帝于姜水成。”姜水，无论指清姜河，还是指岐水，都是在宝鸡境内。宝鸡为炎帝发祥地勿庸置疑。从此结束了宝鸡市内专家学者关于“姜水”地望之争。此外，还对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炎帝的功绩、宝鸡“炎帝说”与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炎帝说”源、流关系，以及运用多种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等问题，也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虽则这次会议未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在研究上更多的是从文献和传说出发，但通过这次会议，组织了力量，调动了研究积极性，开始把炎帝与姜炎文化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为以后研究明确了方向，也引起了市上有关领导的重视。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于1991年3月联合召开了市内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炎帝与姜炎文化座谈会。在此会上，经与会专家充分讨论，拟定出了我市今后一个时期炎帝、姜炎文化研究规划，提出了“一年见成果，三年走出陕西，五年走向全国，影响海内外”以及“要将宝鸡建成炎帝·姜炎文化研究中心”的奋斗目标。这次座谈会虽说是一个务虚会，但进一步组织了力量，明确了研究任务，由8位同志成立了“炎帝与宝鸡”课题组。7月份，由市社科联派遣4位同志前往湖北、湖南等地考察炎帝遗迹，进行学术交流。随后，历时近半年的紧张撰稿，于11月份拿出了《炎帝·姜炎文化》一书的初稿，由张岂之先生作序，于1992年7月出版。这本着作，虽“仅就炎帝神农氏的一些基本方面，作了探讨性的梳理”，“只是个开头”，有关“诸如姜炎文化与传统文化、现化文化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未能涉及，但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它是一本“颇有说服力”、“很有特色”、“下过功夫”的着作，亦是“宝学”“发韧”之作，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以及《宝鸡社科通讯》自1990年起开辟“炎帝与姜炎文化”栏目，一个研究炎帝·姜炎文化的“热点”在宝鸡学术界形成。随之要召开一个大型的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构想也开始孕育、萌发。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于1993年8月份在中国宝鸡首届炎帝节期间举办了国际性炎帝与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了开好这次会，经张岂之先生提议，于1993年6月份召开了预备会，对提交论文进行了交流、修改。8月初，成立了宝鸡炎帝研究会，组织起研究队伍，整合了研究力量，使研究开始走上正规化、经常化道路。在此期间，由梁福义、霍彦儒历时4个多月，编纂了《炎帝史料辑录》，为炎帝·姜炎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古今文献资料。8月下旬国际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将炎帝·姜炎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在这次会上，与会者就“炎帝的发祥地”、“姜炎族的迁徙”、“炎帝的功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宝鸡是炎帝故里”这一命题达成了共识，并对“姜炎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关于这次研讨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张岂之先生在研讨会小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注意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的综合运用，论文质量有很显着、大幅度地提高”。同时，张先生指出会议的不足缺少研究炎帝精神方面的论文，联系现实不够；他还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炎帝与姜炎文化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和十二个题目。这次研讨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对我市的社科研究、社科繁荣，尤其是对炎帝与姜炎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有力地促进，打下了基础，而且对确立、宣传‘炎帝在宝鸡’，提高宝鸡知名度，促进我市经济和旅游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在这一阶段侧重于研究炎帝发祥地、炎帝功绩和姜炎族的迁徙等问题；在资料的利用上也侧重于文献和传说。
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1999年底，约为6个年头。这一阶段以有计划、更深入、高层次为特征，突出了专题研究。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上更重视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综合运用。从研究的课题看，涌现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主要体现在先后召开的4次学术研讨会上。在研究成果方面，这一阶段先后出版了6本书，其中4本为专着，2本论文集。这些着作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地对炎帝的发祥地、炎帝功绩、姜炎族的迁徙、炎帝时代、炎帝精神、姜炎文化的内涵、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由社科联编选的论文集《炎帝论》一书，既是对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是以后继续深入进行研究的新起点。正如张岂之先生在序中所说：“这是一本包含有丰富内容的论文集，为全国炎黄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一书，以炎帝·姜炎文化为基本内容，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提出了“宝学”概念。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治国传世”之作，“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澄清了中华民族起源史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炎帝传》、《神农氏·炎帝》、《炎帝氏族考略》等着作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炎帝·姜炎文化作了系统探讨，且有较高的学术性。此外，《宝鸡社会科学》开设了“姜炎文化·周秦文化”栏目，有计划地每期刊发2-3篇论文，《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宝鸡理论学刊》等刊物也不定期开设了“炎帝”或“姜炎文化”栏目，刊发论文。在此期间，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了宝鸡学人与外省市专家学者的交流。总之，这一时期，以务实、多出成果显示出宝鸡学人的研究实力和风格。
二、各抒己见。观点迭出
学术研究最忌讳的是“一边倒”，提倡的是“百家争鸣”，标新立异。如此，研究才有活力，才能不断地深入下去，也才能不断有新成果出现；反之，就会停滞不前，走进重复研究的怪圈。在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中，宝鸡学人始终遵循了“百家争鸣”这一学术原则，使研究不断走向广度和深度，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在炎帝·姜炎文化研究中首先遇到的是发祥地问题。在此问题上，曾有五六种观点，而争论激烈的是“宝鸡说”和“随州说”。经过宝鸡学人及全国有关专家的多年探讨，基本一致地认为：炎帝生于宝鸡，宝鸡是炎帝·姜炎文化的发祥地，这是确定无疑的。邹衡先生说：“现已查知，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这样，上述文献记载，就在考古学上得到印证。就是说，远古时代的炎帝族确实在此发迹”。何光岳先生在他的《炎黄源流史》等着作中，对炎帝的发祥地曾有过详尽而精辟的论述。他说：炎帝先后有“八代”。第一代炎帝活动在渭水中游的宝鸡境内。所以宝鸡是真正意义上的炎帝故里，“随州是第二代炎帝烈山氏迁徙的地方”，“湖南的炎帝陵是第八代炎帝榆罔的陵墓”。同时，何先生还提出了“宝鸡是炎黄圣地”的观点。对此问题张岂之、石兴邦、陈连开、孟世凯、赵世超、杨东晨、尹盛平、张序民、彭曦、梁福义、张润棠、任周芳、刘芳、何志虎、葛祥邻、霍彦儒、张天恩、李逢春、刘华、葛文华、刘军社、刘明科、郭天祥、余卫国、张文祥、刘宏岐等先生也均发表过很有见地的意见。
但是，在考古学研究上，在炎帝·姜炎文化与古文化遗址的对应关系上，又有着多种观点：“北首岭遗存说、“福临堡遗存”说、“关中西部老官台文化（前仰韶文化）”说、“刘家文化”说、“双庵文化”说、“西王村类型”说等等。这种认识的多义性，是正常的。一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说明了此问题的复杂性，有待于考古学提供新的资料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关于姜炎文化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姜炎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农耕文化”。具体内涵：其一，农耕、手工业、医药交易等构成了姜炎文化的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其中以农耕尤为突出；其二，炎帝时代氏族社会制度的习俗、伦理道德观念、原始宗教观念等，构成了姜炎文化的精神文化，也就是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在姜炎文化的概念界定上，又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地域空间上，一是狭义、广义的姜炎文化论。狭义是炎帝神农氏为部落酋长的120年或140年，为兴起阶段，其地域大约在今宝鸡市辖内的渭水两岸。广义则是指炎帝中、后期，随着部落中氏族的增加，土地、鸟兽等物已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便沿渭水向北、向西、向东迁徙，或从今陈仓沿褒水向南迁徙。所迁之地产生的文化也可称姜炎文化。因为都以姜姓为祖姓。二是“姜水流域说”，即今宝鸡市区之内。邹衡等大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在时间观念上，又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姜炎文化产生的上限应在老官台文化时期及其以前，距今约7000年以前，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下限相当于龙山文化至西周，距今4800一3000年，其间延续了3000-4000年；二是姜炎文化的上下限距今约为6000-5000年，延续1000多年；三是姜炎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宝鸡地区为双庵文化以及再向前追溯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关中西部类型，约距今为4800-000年；四是姜炎文化与老官台文化相始终，距今为7800-7100年，延续了700多年。在这几种观点中，我们认为上下限为距今7000-3000年为妥。因为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原始农耕的出现是在距今10000年至8000年前左右，这也是神农时代的开始；其发展是炎帝生息于姜水流域的仰韶文化期，提高是龙山文化及至西周。所以，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姜炎文化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提高，大概没有四五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再说，姜炎文化的命名是由商代居住于宝鸡当地姜姓部族的文化遗存而来。以此类文化遗存向上推溯，可以看出宝鸡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至老官台文化一脉相承，具有密切的传承关系。那么，在此期间于宝鸡地区发生的文化，无疑与姜炎文化有关系。关于姜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姜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因素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姜炎文化以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精神财富，为中国文明时代到来奠定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又同黄帝文化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
第三，关于炎帝·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这是宝鸡学人10年来关注的又一重要课题。通过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多角度认识炎帝·姜炎文化的内涵和特征。邹衡先生曾有过一段深刻而具体的论述：“姜炎文化与姬周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先周文化；先周文化又不断吸收夏商文化的遗传因子而成为西周文化”。秦文化又是在吸收了西周文化的基础上而创造的一种文化。所以，炎帝·姜炎文化则是周秦文化的源头之一。
关于炎帝·姜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多元，是居住在祖国辽阔大地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但不可否认，作为华夏始祖的炎帝、黄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炎帝创立的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姜炎文化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开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邹衡先生说：“夏商周三种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华夏文化……姜炎文化本是华夏文化源头之一。”
三、潜心研究，再创辉煌
在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上，我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但理性地加以思考，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欠缺。一是对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关系的探讨还不深入、不系统，姜炎文化与儒家主流文化的关系还缺乏研究；二是有质量的、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三是研究成果的普及、转化不够。
在新的世纪里，要使炎帝·姜炎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应从这几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专题性研究，如炎帝与中华医药文化、炎帝与粟文化、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炎帝与汉民族形成等；二是加强炎帝·姜炎文化的宣传、普及和开发；三是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四是着手建立资料库；五是在近年内能通过召开炎帝与汉民族为主题的高规格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对宝鸡的关注，内外联手，以推动此项研究向纵深发展。
（原栽于《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署名宝鸡市社科联宝鸡炎帝研究会。）
回顾·体会·展望——宝鸡炎帝研究会
宝鸡炎帝研究会成立于1993年8月9日。十多年来，我会以“研究、弘扬炎帝·姜炎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业务主管部门市社科联的直接领导下，在有关单位、部门的协助下，在各顾问的指导下，经过理事会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曾先后多次获得市政府和市社科联优秀学会和先进单位。
一、回顾
我会自建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举办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