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务必要有忧患意识，努力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高应变能力，防患于未然。忧患是指忧危患难。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忧患。人类总是在迎接来自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能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和前进的动力。社会和人们也就会缺乏安全感。忧患意识起源于远古时代，它首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忧患，具体反映在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苦难，所产生的忧患与思索，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着积极表现。所以人们所产生的忧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民族、人类和个体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和忧患。
在先秦时代，儒学就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思想。在《左传·襄公十一年》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意思是说，处于安逸的环境里，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困难，随时要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周易》就是忧患之作，富有浓重的生命忧患意识。它阐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提出了“三不忘”的主张，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安于其位，则招来倾危；保持现状，则招来灭亡；自持国家已经得到治理，结果却招来祸乱。因此，要三不忘，即处于安、存、治的局面，不能忘记危、亡、乱的可能，永远持有一种忧患意识，这才是身安、家齐、国治的保证。
孔子和孟子都曾对忧患意识有过深刻的论述。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一文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意思是说，君子只担心“道”不能行，不担心贫穷。在《论语·学而》一文中还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是，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孔子的忧患还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即对所谓“天下无道”的忧患，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忧患。
孟子对忧患意识的论述也很深刻，他认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所以“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大意是说，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忧患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也就是告诉人们，要明白在忧患中才能获得生存、安乐中会遭到灭亡的道理。故而，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相传商代末年，大臣箕子发现商纣王的生活越来越腐败，便经常通过宫中的侍从打听消息。一天，他问侍从：“现在，纣王吃饭时还用竹筷子吗？”侍从说：“不再用竹筷子了，已经改用象牙筷子了。”箕子说：“用象牙筷子，还会再用陶瓷碗吗？必然要配玉器啊！用象牙筷、玉器皿，还会吃一般的饭菜吗？必然要吃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还会住苇草屋子吗？必然要盖楼阁啊！”侍从说：“你分析得很对，现在，大王正准备盖楼阁呢。”箕子说：“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此可知，商朝怕是不会长久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商朝就灭亡了。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务必要有危机意识。用现代人的话说，也就是要防止“青蛙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待在温水中的青蛙会感到舒适惬意，怡然自得，对于慢慢上升的温度浑然不觉，若无其事，麻木不仁，而待着不动，及至水温达到一定程度，青蛙意识到危险时，它却无力从温水中跳出，因为它的体能已在不断升温的水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了。这说明，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们的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而安乐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则容易腐蚀人，如没有忧患意识而沉湎其中，就会走向颓废乃至死亡。
一般讲，人们的忧患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外忧，是因困难挫折而招致的忧，或因物欲难以满足之忧；一类为内忧，即为了要实现理想而产生的忧，也是善性力图扩张之忧。基本上说，外忧是物质上的忧，起于欲；内忧是精神上的忧，生于性。前者是外感的忧，非我所致，后者是内发的忧，乃我所求。应该讲，物质上的不足谓之“贫”，精神上的追求谓之“道”，外感的忧叫作“患”。能不动于心，内发的忧才是真正的“忧”必须念兹在兹，时时处处都要不忘内忧外患，这样才能常保平安，正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东汉末年，董卓专政时，他手下一位叫司马朗的大臣知道他必然败亡，便贿赂他手下，辞官回到了家乡河内温县。到家后，司马朗对父老乡亲们说：“董卓凶残无道，为天下之所恨，忠义之士必然起兵讨伐。河内郡和东都洛阳相邻，洛阳东有成皋，北有黄河，皆为天险。如果天下起兵讨伐董卓，前进不了时，显然会停留在我们郡，我们郡便会被弄得四分五裂，相互争战，生活在这里便不安全了。所以，不如趁现在道路尚可通行，大家都东迁黎阳，黎阳那里又有我们乡里的亲戚当军官，有他做主，我们搬去不会有问题。”但父老乡亲多恋家不走，只有赵咨一家与司马朗同时搬到黎阳去了。
几个月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几十万人果然驻兵在荥阳和河内，诸将不能互相统制，结果是各自烧杀抢掠，老百姓死了足有一半。而司马朗因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早做了准备，举家迁出，才无一伤亡。这种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它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和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艰难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大气温室效应，导致异常天气频发，地震、洪水泛滥，传染病暴发流行等自然灾害频繁。加之世界上欧债危机、部分地区战争升级等复杂多变的情况，单就我国而言，也面临着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引发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以及国内物价总水平居高不下、就业压力大、气候反常等困难和问题，更需要全国上下务必要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努力为改革开放、长治久安创造一个持久、稳定、和平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