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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时代的中国想象问题，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才显示了讨论它的现实意义。“想象”，本来是传统文艺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文学界非常熟悉的话题。可是，我们为什么突然对它感到陌生呢？“想象”似乎已经渐渐从传统的文学形式中退场，转而进入了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在广告中、文化生产的策划中、地产开发商的创意中、电视娱乐节目中，人们的“想象”已经显得越来越发达而神奇，并与商品的新奇性交相辉映。我们已经无法从纷杂的当代“想象”形式中，辨别哪些是与主体意识相关的创造性想象，哪些能作为集体想象的材料，哪些是仅仅在为“符号生产”的想象而想象。面对当代大众文化中疯狂的“想象”，面对疯狂繁衍的物质，以及因想象而导致的物质符号体系，我们不知所措。想象已经由传统“文艺学”领域进入了“社会学”领域。因此，对想象的论述必须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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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须详细复述“想象”理论，但必须提到科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他第一次对“想象”这种心理功能进行了分类，认为想象可分为“第一位”和“第二位”两种，前一种称“幻想”，后一种称“想象”，并认为机械的幻想低于有机的想象。“幻想”，通过感官对外部现成的、“死”的物象的接受，并将物象组成一个统一的系列，但并不改变物象的性质；它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秩序拘束的一种回忆”。而“想象”，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心理功能，它不仅仅是面对固定、有限物象的感官反应，而是创造性地把僵死的物象激活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诗歌。
如果高级想象在抵达统一性、整体性的过程中，抽象并删除了低级幻想的感官经验，那么“解放”的意义何在？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想象”的确更高级，但并不一定更重要。重要的是，“幻想”既是感官经验的结果，也是一种对“个体潜意识”或“集体潜意识”中包含的“匮乏”的隐秘满足。或者说，面对各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幻想”通过回忆而产生了“解放”的效果。个人幻想因此隐含了公共意义。所以，将想象分为“幻想”和“想象”，并且因“感官经验”的破碎性而贬抑“幻想”的意义，在今天看来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宁愿回到浪漫主义之前，重新将“想象”和“幻想”合而为一，并强调这一心理功能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感官经验和秩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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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比如农业文明社会）的外部物象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面对这个自成一体的物象世界，有两种“想象”方式，一是与自然物象融为一体，其话语形态是“再现”或“铺陈”。还有一种是与自然物象世界决裂，其话语形态是抽象的幻觉和抒情。这两种叙事和想象都具备自身的整体性，它体现在中国文化的伟大抒情传统之中。这种想象的整体性被打破的时刻，正是“现代性”起源之时。它首先表现为物体系自身的裂变，也就是外来技术制造物对自然物体系的全面攻占。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困难，那就是感官所面对的物象，是不是像科勒律治所说的那样是“死的”。如果是，那就需要借助于更高级的想象，将“死的”物体系重新激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事实上，“物”一直是活的。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活”，像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那样，“物”自身具有“神韵”，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高度契合，人的感觉器官也具有自然的属性，因此与自然物象之间几乎没有矛盾。还有一种是今天意义上的“活”，也就是“物”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衍生和发展逻辑，摆脱了主体意识的控制，并且反过来在控制人。这种“物”的无序繁衍，正是今天个人感官所面临的处境。
我们还可以从科技理性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感官的自然属性被技术或人工属性所取代，人工制造物从此压抑或取代了自然物，并且利用自身的逻辑控制自然物。比如，我们并不了解眼睛，当我们了解它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照相机；我们并不了解神经系统，当我们了解它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无线电（包括今天的网络）。自然物的被理解的过程和自然物的被删除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现代性”社会，就这样用人工世界取代了自然世界，人的自然器官被放逐，被人工器官（各种现代制造物）取代。
西方文明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所带来的震惊，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比如宗教和文艺），而首先就是那些新奇物——自鸣钟、机械玩偶、照相机、枪炮、蒸汽火车。我们无法在传统的物质分类中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更无法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对它定位。这种突如其来的全新的物质，使传统的自然物质体系土崩瓦解。正是物体系的混乱，造成了后发达国家感觉器官的错位，彻底破坏了他们原有的想象方式的完整性，进而导致心智的混乱。
当代文化想象的错乱，不过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种延伸和强化。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用“现代化”、“启蒙”的价值体系，为这种物象混乱、想象错乱提供整体性的依据。直到今天，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病理才渐渐开始有了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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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系的混乱，势必导致想象的错乱，乃至心智的混乱。今天，我们的物体系已经混乱得一败涂地——传统的与现代的并置，中国的与西方的并置，城市的与乡村的并置，文明的与愚昧的并置，精英的与大众的并置，天桥剧场和三里屯酒吧并置，东北二人转与摇滚乐并置，美其名曰“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价值崩溃。中心城市已经与国际密切接轨，现代化器物应有尽有；大量偏远地区的人还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即使在北京，这种物质和价值的错乱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同时在街道上发现“宝马”和驴拉大车。胡同里的人过着一种近似于“元大都”式的生活，而三环线上活跃的白领却是一群“IF族”（International Freeman，国际自由人）。
让我们困惑的是：我们究竟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农业的生活场景来想象中国，还是根据现代的、工业的、西方的生活场景来想象中国？或者说，西方人究竟是根据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偏远乡村来想象中国？我们究竟是根据《菊豆》来想象中国，还是根据《英雄》来想象中国？究竟是根据《霸王别姬》还是根据《无极》来想象中国？究竟是根据充满奇思异想的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来想象中国，还是根据报刊大量的新闻来想象中国？究竟是根据孔子（或者祭孔仪式）还是根据姚明来想象中国？究竟是根据章子怡的形象还是根据罗中立《父亲》的形象来想象中国？或者说，面对西方，我们就拿出《英雄》、《无极》、“国际化大都市”、姚明、章子怡？面对自己，我们就拿出《菊豆》、《父亲》、“西部”？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想象层面上的文化心理分裂症是无法掩饰的，“文化阴阳脸”的尴尬处境也是无法掩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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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物象是想象或幻想的依托，任何一种“想象”，都必须同时满足“感官经验”和物象秩序（整体性）两项要求。感官缺席的“想象”是一种幻觉；丧失秩序的“想象”是一种精神错乱。这两项中缺乏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妄想症。妄想症不是精神分裂，而是将精神分裂当作正常状态，将破碎的当作整体的。所以，它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推理和判断出了问题，总是判断失误。
这种妄想症在文化想象形态上的表现，就是将局部的完整想象，视为整体想象。用消费文化中高度发达的“符号想象”替代民族整体想象，用丰富的GDP想象替代日渐贫乏的文化想象。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想象”技术化，将传统抒情式的诗歌想象带进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既加快了符号生产和消费的速度，又方便了将局部想象的完整性替代整体文化的碎片状态。
由物体系的错乱导致的文化或价值的“碎片状态”，的确能够产生一种感官和肉体解放的感觉，这正是它的价值根据之一。与外来的新奇物象相关的是，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解放”的征兆。但这种“解放”仅仅局限在感官层面、身体层面，或者被压抑的欲望层面。因此，在“想象”层面，个体梦幻常常产生强大的瓦解力量。但是，局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整体空间上的混乱性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解放”成了一种个人幻觉，并且日渐丧失其总体的“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这构成了“欠发达国家”文化想象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当我们面对另外一个参照体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时候，这种解放的感觉更是要大打折扣。这是所有“欠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文化焦虑症。如果说我们早期的文化妄想还带有一定的自我卷入、不可自拔的焦虑感，那么今天的文化妄想已经变得十分“自信”乃至有表演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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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梦”的形式，个体想象（幻想）释放了被压抑的经验。传统文艺研究，正是试图对这些零星的个人经验形式进行整体综合、描述，并试图从中发现一种集体的、民族的想象形式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综合想象的介质，是自然物体系及其相关的传统符号体系（比如中国古代的诗歌和散文经典）。在这种古典叙事或抒情支配下产生的整体想象，安德森称之为“符号共同体”，或者神圣语言支配下的“古典共同体”。古典共同体的审美化和形式化，掩盖了政治话语的压抑机制。这正是共同体成员期待它瓦解的前提。
今天，自然的物体系的被取代和崩溃，导致了“想象”和“心智”的双重混乱。这种混乱想象的介质，是工业建立在现代城市基础上的工业制品，以及大众媒体（印刷术、报纸、电视、网络）。大众媒体之中的想象符号，从表面上看是自成体系的、自发生产的。它甚至可以唯心地制造一个想象的符号系列。实际上它与“现代性”的物体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们从古典共同体的形式化枷锁中解救出来之后，转而被锁进了一种新的禁锢之中，那就是外来物体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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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象的混乱，或者心智的混乱，其根源在于我们没有找到整合破碎物象和破碎经验的结构。这在目前或许是一种奢望。治疗欠发达国家文化想象中的“妄想症”有几种方案。一种是为了维护原有文化中物体系的秩序，对“全球化”进行极端的抵制，像阿拉伯世界一样将电视机砸碎。第二种就是自我欺骗，将局部发达当成整体发达，将文化妄想当成文化想象，将遭遇当成成功经验；同时在“想象”和虚构中完成发达的梦想。第三种就是将已经被搅乱了的物体系，逐步变成一个整体，使得感官的对象重新秩序化。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全球化”、“现代化”方案。它的潜台词是，彻底将传统的“东方中心”变成“西方中心”，将“东方”或者传统的农业文明彻底删除。即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方案，但永远的“依附”地位和边缘地位，正是欠发达国家最担忧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音像和电子无孔不入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已经走上了一条“全球化”的不归路，这是不是欠发达国家“想象”的宿命？如果是，那么它所期待的就不是“药物疗法”，更不是“外科手术”，而应该是一种过程缓慢的“理疗”。“理疗”几乎成了对付文化绝症的唯一方案，它或许能够让我们从文化妄想之中，返回到文化判断之中。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理疗”也是一种非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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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要寻找一个理由，让我们从对“中国想象”的悲观情绪中走出来。但与“娱乐致死”的欢乐、“盲目乐观”的自欺、想象性符号像商品一样新奇和盲目增长相比，对文化想象的“悲观”情绪有着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冷峻”是“狂热”的克星。在今天，文化沉思是对文化妄想的一种限制。它至少能够让我们清醒，即坚持“判断力”的正确性。它将我们的思路从关注“想象”的美学功能返回到关注其社会功能。因此，我们从科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时代返回到了霍布斯的古典主义时代——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判断力是控制幻想的最高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