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尚未登基的太宗皇帝平灭王世充后，受封为天策上将，准开天策府，由是开启了一段为期不到五年的“幕府”统制时代。
天策府既是朝廷承认的正式官署，同时也是太宗皇帝私人的幕僚机构，按照高祖诏令，天策府掌“国之征讨”，可自行委任官员，其中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谘祭酒二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曹、仓曹、兵曹、骑曹、铠曹、士曹等六曹参军事各二人，并配有令史、书令史、参军事（杂）若干。实际上将整个大唐的所有军事事务尽数容纳于其中，成为朝廷之内的小朝廷。
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刘师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等名臣，都在天策府中效力过，甚至干脆就是天策府培养出来的卓杰之士。
太宗登基之后，天策府烟消云散，但其中的佼佼者，则作为太宗皇帝的发家班底，由幕后走上了执政的舞台，开创了灿烂辉煌的盛唐之世。
将近三百年后，天策府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不免引起群臣们的诸多联想。
臣僚们施展浑身解数，无不争先恐后的想要加入这个刚刚宣布恢复的官署，成为当今监国燕王的“亲厚班底”。就连如今政事堂排名首位的张濬，也忍不住寻了个机会当面试探李诚中的口风，想要辞去相位，出任天策府长史一职，但可惜的是，李诚中始终没有松口，让包括张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迷惑和不解。
就在大伙儿猜测谁能够成为第一个“从龙之士”的时候，李诚中却首先向枢密院动手了。
代宗永泰年间，大唐正式设立了枢密院这个机构，但此枢密院却非朝堂官署，而是内廷衙门，以中官掌枢密使之职，负责接收朝臣及地方表奏，并且宣达帝命，说白了，就是沟通内外朝的机构。
枢密院非文非武，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主要就是跑跑腿的事情。第一个执掌枢密事务的是代宗年间的宦官董秀，那时候董秀还不是枢密使，因为并没有这个官职，直到宪宗朝的宦官梁守谦执掌枢密事的时候，才被任命为枢密使。
随着后来天子羸弱，宦权日重，枢密院才逐渐成为堪与政事堂抗衡的内廷机构，到了宦官废立天子成为“制度”之后的时期，左右枢密使常常代行天子权柄，朱批表章，其位更在诸相之上。这是宦官政治最兴盛的年代，左右枢密使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并为“四大内相”，可谓权倾天下。
天复三年，梁王迁东都于洛阳，前后不到两个月间，将内廷中官几乎斩尽杀绝，从那以后，枢密院便名存实亡，而韩全诲、张居翰、张承业、张茂安这四个硕果仅存的宦官，也算是回到了本职岗位上，重新干起了伺候天家的勾当。
李诚中重建枢密院之前，先恢复了宣徽院，作为服侍天家的机构，扮演“大内管家”的角色，将四个太监都安置在其中。然后，便以监国燕王的名义，代天子下发诏书。
首先，李诚中重新设定了枢密院的职责，以枢密院掌全国军事，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马政、军令、侍卫诸班直、内外军士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这条诏令相当于正式给枢密院赋予了军事职能，也就是将原来的燕王府军事参谋总署的职能转化过来，成为大唐的“军事统帅部”。
在枢密院下，将原军事参谋总署已经较为完善的各司照搬过来，各升一格，设立虞侯部、教化部、作训部、后勤部，各部主官称为尚书，比照文官例，与六部尚书平级。
原调查统计局一分为二，剥离非军事职能后称为军情寺，主官称正卿，加侍郎衔。原中南海警卫局改组为侍卫亲军司，主官称总管，加壮武将军衔。军情寺和侍卫亲军司受枢密院辖制，但直接向天子负责。
枢密院下新设秘书监，掌文书协调转运之事，直接向各枢密使负责。主官称为正监，同加侍郎衔。
由此，枢密院等同于军政方面的尚书省，其权之重，堪与尚书省持平。但军权非比民权，李诚中也不可能让人独居枢密使之职，故此，他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枢密之职，除中枢密使由自己兼任外，前、后、左、右四枢密使并列，无大小之分，遇事共决。四枢密使无法形成一致时，由自己判决，当自己不在枢密院时，可指定一位枢密使裁夺。
天佑三年六月十五日，李诚中下达任命诏书，张兴重为左枢密使、姜苗为右枢密使、周坎为前枢密使、赵宏德为后枢密使，其中，张兴重兼任虞侯部尚书，姜苗兼任教化部尚书，周坎兼任作训部尚书，赵宏德兼任后勤部尚书，时人称为“枢密四相”。后来，李诚中在离开枢密院的时候，大多指定张兴重临时负责裁夺枢密事，因此形成以左枢密使为尊的惯例。
李诚中赋予枢密院军事职能的同时，意味着变相削减了政事堂诸相的权力。
三省六部制发端于西汉末年，最早形成的是中书省和尚书省，门下省则成型于三国。经过历朝演变，至隋文帝时，这套官职得以正式确立，本朝则发扬光大、日趋完善。后世人一般认为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权力最大，但其实不然。有唐一代，三省六部制的核心，不在尚书省，而在中书省。
尚书省是没有单独接纳表奏之权的，所有的表章和奏本，都要首先送到中书省，由中书省进行批阅并附上摘要和执行意见后，再送门下省审批。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提议”之权，也是治权的核心。
门下认为不妥，则予驳斥，发回中书重拟，如果门下通过了中书的提议，则交付内廷，由天子圣裁。一般到了这个地步，天子无有不可，于是批“可”，这个时候，尚书省才能见到文书，然后依照内容予以实施。
中书省除了批阅奏章外，还承担着为天子拟诏的职责。天子有什么想法，必须经由中书省草拟，然后再发到门下省审批。比如天子说今天晚上我想吃鸭子，好吧，中书省据此草拟诏书，发给门下，门下省看了以后，如果觉得鸭子很贵，咱买不起，就可以直接驳回，那么天子晚餐就吃不到鸭子。当门下觉得鸭子不贵，可以吃的时候，这份诏书才能达到尚书省，由尚书省去采买。
因此，大唐的圣旨里面是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一套的，那玩意不合法。正式的诏书里，开头就两个字——“门下”，意思就是告诉门下省，我想干什么，能不能干，你看着办。就好像现在写请示，抬头直接写你要发送请示的部门，比如“某某司局”、“某某领导”之类。皇帝向臣子写请示，这是制度！
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就在于将过去的相权一分为三且相互牵制，变相的削弱相权。发言的人多了，皇帝就能利用起来，分而化之，这就是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好处。
但无论如何，中书省握有执笔之权，仅此一项，就令分化的相权又有了集中之势。本朝三百年来，中书令一直位兼首相之尊，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李诚中穿越前后的这几十年，大唐朝廷已经差不多废了，属于不按常理办事的年代，可以暂时忽略不计。）除了门下省侍中可以勉强和中书令争一争外，尚书省的两个仆射几乎被排斥在了权力的边缘。如张说、裴炎、姚崇、李林甫、杨国忠等，都是以中书令而兼首相，以至权倾朝野。
安史之乱后，大唐找到了防止中书令形成权臣的方法，即绕过中书省，直接授予低阶官员相位。比如委任某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相对低阶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差遣，赋予他们可以在中书省、门下省断决处理事务的权力，也就是授予他们提议权和封驳权。由此将三省长官高高挂起，进而逐渐成为虚职，然后天子便可任意行事。
看上去似乎抑制了相权，但其实质，却是对制度框架的极大破坏。一国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任免，乃至小人幸进，这样的执政方式，能不乱套吗？按部就班有按部就班的道理，该走的程序必须要走，一名官员的能力和他所经历过的事务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成正比的。没有执政的丰富经验和对官吏体制的深刻认知，怎么做得好宰执天下的活计？
因此，李诚中不打算沿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一套，他打算恢复旧制，想要进入政事堂，可以，先当上三省长官再说。
李诚中折腾枢密院的目的，就是将军事职能从政事堂剥离，等于是对相权的进一步削弱。哪怕再有执笔权的中书令，在连番削弱下，权势就算很盛，却也无法做到总揽全局的地步。经过削弱后的相权，李诚中想要做的是，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加重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