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路》是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本辑汇集了作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几篇重要文章，几乎包含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以统一的。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林中路》——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
世界图像的时代
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赋予了这个时代以其本质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反过来说，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分的沉思，可以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沉思是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最大的疑问。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决定真理之本质。
现代的根本现象
关于现代的根本现象，海德格尔在本节中一一列举并做了详细阐述。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个现代现象是科学；第二个现代现象是机械技术；第三个现代现象是艺术；第四个现代现象是人类活动；第五个现代现象是弃神。
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就地位来说，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是，我们不能将机械技术误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实践应用。机械技术自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只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是现代技术之本质时至今日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的。
第三个现代现象在于：艺术成了体验的对象，艺术因此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
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文化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的。文化本质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而成为文化政治。
现代的第五个现象乃是弃神。弃神并不是要彻底地将神消除，也不是肤浅的无神论。所谓弃神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世界图像基督教化了；另一方面，基督教将它的教义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自身的世界观），从而使之与现代相符。弃神是对上帝和众神的无决断状态。基督教对这种无决断状态的引发起了最大的作用。但弃神并没有消除宗教虔信。不如说，惟有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才转化为宗教的体验。一旦达到了这个地步，则诸神也就逃遁了。由此而产生的空虚被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了。
哪种关于存在者的理解和关于真理的阐释为上面这些现象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眼光放到第一个现象即科学上。
现代科学的本质何在？
哪种关于存在者和真理的观点为现代科学的本质建立了基础？假如我们成功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就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本质。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科学一词，其意思与中世纪的学说和科学是有区别的，与古希腊的知识也是截然不同。因此，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看法。我们要想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就必须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在程度上将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本质乃是研究，而研究的本质又在哪呢？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将自身建立为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程式”在这里不单指方法和程序；因为任何程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借以活动的敞开区域。而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是研究的基本过程。由于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比如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种基本轮廓被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过程也就完成了。筹划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维系于被开启的区域。这种维系乃是研究的严格性。凭借对基本轮廓的筹划和对严格性的规定，程式就在存在领域内为自己确保了对象区域。通过一番最早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现代科学的考察，可以将这里的意思搞清楚。就现代原子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而言，我们在这里惟一地关心的本质因素也是适合于原子物理学的。
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一般来说，物理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特殊而论，物理学是关于运动中的物体的知识；因为物体直接地和普遍地——显示在所有自然因素中。假如说现在物理学明确地构成为一种数学的物理学，那就意味着：通过物理学且为了物理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了某种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构成是对某种东西的筹划，这种东西后来必将成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即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联系。在这种被假定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中，还隐含着下述规定性：运动即位置变化。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一切事件都必将被看透。只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内，自然事件才会变得清晰可见。这种自然之筹划包含着它的可靠性。
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严格性是其精确性。但是，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倒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划，原因是，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此相反，一切精神科学，恰是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将生命理解为一种空间——时间上的运动量，但如此一来，我们就不是在把握生命了。
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一种对于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毋庸质疑，对历史学科学的对象区域的筹划和保证，也不仅仅具有另一种方式，而是在实施对比贯彻精确科学的严格性要困难得多。
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成了研究。但筹划和严格性只有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是的东西。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倘若被筹划的区域将成为对象性的，那就需要我们在其纵横交织的整个对样性中去遭遇它，与之会面。
所以，程式必须为照面者的多变性备下自由的眼光。只有在变化过程中的始终不同的视界内，才能显示出特殊性亦即事实的全部丰富性。但事实必须成为对象性的。所以程式必须在其变化中将变化之物表象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依然让运动成其为一种运动。事实的恒定因素以及事实之变化本身的持续性就是“法则”。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变化的持续因素就是“规律”。只有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的。
自然领域中的事实研究本身就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明，以此将一个对象区域表象出来的方法，具有基于清晰之物的澄清的特性。这种澄清始终是两方面的。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又通过未知之物来证明已知之物。澄清在探究中实行。这种探究在自然科学中按各不相同的探究领域和探究目的，通过实验来进行。但自然科学并非如此，相反，只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但是，由于中世纪的学说和古希腊的知识都不是研究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在那里就没有出现实验。实验始终与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内涵，与研究实验，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便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是用数字和尺度来工作的，情形也是如此，即便这种观察是借助于某些装置和器具的，情形也还是如此。因为在中世纪那时普遍地缺失实验的决定性因素。实验开始于对规律的奠基。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根据这种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且制约着对条件的先行表象。这种表象绝不是任意的虚构。因此，牛顿说：“奠基工作并非任意杜撰的。奠基工作乃根据自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从中得以勾勒。”
实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之基本轮廓筹划得越精确，那么实验之可能性就会变得越精确。所以，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绝不可能成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始终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
如果说，罗吉尔·培根要求实验，那么，他所指的并不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根据事物的判断来代替根据词语的判断，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来代替对学说的探讨。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单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在历史学精神科学中与自然研究中的实验大多是史料批判。“史料批判”这个称谓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将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但它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方法的目标是将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但历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素，总是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是可比较的东西。在对所有一切东西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将它当作历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
历史学说明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物，而是将它说明为例外。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
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所以必须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之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不过，这种专门化却绝非仅仅是研究结果的日益增长的不可忽视状态的令人难堪的衍生现象。它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本质必然性。专门化并非结果，而是一切研究的进步的基础。研究并非任意的探究，因为现代科学被企业活动所规定。
“企业活动”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越是具体到对其工作进程的完全推动和控制上，这种企业活动越是明确地转移到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校那里，则科学也就越是无可抵抗地获得了对它们的现代本质的完成。同时，海德格尔亦指出，科学和研究者越是无条件地对待它们的本质的现代形态，则它们就能更明确、更直接地为公共利益将自己提供出来，而同时，它们也就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放回到任何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公共的平淡无奇之中。
关于“企业活动”，人们首先会将它理解为一门科学。无论这是一门精神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只要它成为能进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就能获得一门科学的真正外貌。但是，研究不是企业活动，很简单，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
在企业活动中，对对象区域的筹划首先被设置入存在者中。多种方法相互促进对结果的检验和传达，且调节着劳动力的交换。使一种对各种方法的有计划的联合变得容易的所有设置——作为措施——绝不仅是研究工作扩展和分叉的外在结果。不如说，研究工作成了一个远道而来，还没有得到理解的标志，标志着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它的历史的决定性阶段。现在，现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
在科学的研究所的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便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的优先地位。根据它的企业活动特性，科学为自己创造了与它们相合的共属一体关系和统一性。因此，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因此，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是研究活动给他的工作注入了新鲜空气。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只有如此，他才能保持活动能力，才能在其时代意义上确实地存在，不至于落伍。此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但是，学院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学院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学院，且在学院中得到保存。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设置；由于管理上采用了封闭手段，它使得诸科学力求分离开来而进入专门化和企业活动的特殊统一性的过程成为可能，并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