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学读通之后，他研究代数，接着又读天文学，后来甚至写了一篇谈语言发展的演讲稿。不过，他最感兴趣的仍是莎翁名作。他养成的文学嗜好依然存在。”
度过辛酸的六年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林肯的一生的方向，也使他开始往“白宫”出发。
1858年，亚伯位罕·林肯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政治战争。由此，他彻底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当时他49岁。尽管七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但在这七年间，他却赢得了不朽的名誉和荣耀。
论战一周又一周进行下去，许多人也都加入混战，纷纷谴责道格拉斯，甚至同是民主党的成员，也对道格斯大加鞭挞。政党分列又腹背受敌的道格拉斯以寡敌众，四面楚歌。他在绝望中打电报给好友伍秀·F·林德：“我被恶犬尾随。拜托林德，来帮我对抗他们。”发报员把这一份电报抄本卖给共和党，上了20家报纸头条新闻，成为极大的笑柄。
选举之夜，留在电报局阅读统计表的林肯知道自己失败，就动身返家。当时外面下着雨，一片漆黑，通往他家的小径滑溜溜。突然间，林肯的一只脚绊往另一只脚，他迅速平衡身子，并说：“失足但没有摔跤”。
竞选国会议员虽然失败了，但林肯在这次竞选中的辩论，为他两年后入主白宫做了极佳的宣传。不久以后，一份伊利诺报的社论中提到林肯说：
“可敬的亚伯拉罕·林肯真是伊利诺州从政者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政治上的每次举动都不顺利，计划经常失败，换了任何人都无法再支持下去。”
的确，假如林肯面对暂时的挫折、失败就不再前行、不再奋斗，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微不足微的小律师，而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
“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好多事，在顺利的情况下做不成，而在受挫折后，在经受悲痛的“浸染”后，却能做得更完美、更理想。“压力能使人产生奇异的力量。”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在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思想上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
压力，为人创造了值得思考琢磨的机会，使人能尽快成熟起来。木以绳直，金以淬刚。世上成就大事业的人无不是经过艰苦磨炼的。郭沫若先生说：“艰难的环境一般是会使人沉没下去的。但是，在具有坚强意志、积极进取精神的人眼里，困难终会被克服，就会有出色的成就等待我们。这就是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玉汝于成这个词是说玉经过琢磨而成器。”
压力，能使人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多方撞击，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自觉把握人生的走向。有一在某重要部门任职十多年的中年人，手中有点儿权，但他不以为骄，为人正直，洁身自好，人际关系亦不错。当谈及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这应得益于当几年知青上山下乡的磨练。当年在农村苦与累且不说，由于家庭的原因，政治上受到压抑，招工上学全没有我份儿。在一块下乡的知青中我最后一个回城的。我知道有今日来之不易。靠我工作的便利条件，搞点歪门邪道是容易的，但我知道那样做的最终后果。想想当年和我们知青一块劳动的同龄人，他们大多数仍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所以，我始终能保持一种清醒和理智。其实，人要有所长为就要有所不为。应做的一定要做好，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人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该失去的东西就要毫不吝啬，甚至忍痛割爱。得到的并不一定就值得庆幸，失去的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情。能否从容对待、恰当处理这些问题，就看自身的修养和品德了。
相反，人若是太幸运了，离开压力的“哺育”、悲痛的“滋养”，常常是浅薄的。懒于思考，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自己能力究竟有多大，或碌碌无为，抑或堕地尘埃。
六、顺时而动，改变你的处世方式
在环境变化或时势变化时，你的处世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不然你会吃亏或败下阵来。所以，我们必须能顺应时势，善于变化。这也是成大事者适应环境的方法。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是飞速发展变化的，因此深处其中的人，也应用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取得成功。在这里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获益颇多。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辨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格守仁义的其宗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使不会有他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俗，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门砖搞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讨。又由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他在理学素养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证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工夫，通过这种克已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面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返回故里，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在是他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时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地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格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命名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个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师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过程有如下的记载：
……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思（胡林翼）书，言格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格靖为书篡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纰糠尘垢”数语，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为什么曾国藩要变得“巽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之以书，谆以尚平实匆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左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仆人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禺之栉风沐雨，手胼无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即烘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涉论在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锡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也，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共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舞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客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已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曾国藩对权力苛求及垄断的弊病。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再见曾国藩之待人接和，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我们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能发现共中各有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时期。民国的何胎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由此可见，正是曾国藩一生“三变”才成全了他的伟业啊！
由以上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深谋远虑和处事的老练成熟。一个人身上事业越大，所遭遇的种种人与人的冲突就会越大，一个人如果没有和人打交道的高超技巧，没有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周全的“经验化”的头脑，根本无法驾驭大的局面，将很难取得像样的成功。
从阅历中提练社会经验，恰恰是我们年轻人最缺少的东西，所以我们走向社会之后，要尤其强化对社会经验的学习。一个人能看清自己的现状，心态就会平衡许多，就能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认识这个世界，并且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