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明中叶所进行的这场起衰振隳的改革，广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个浩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一批有能力的人才，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作为这场变革的设计者、发动者、组织实施者，张居正以国家的最高权力作为依托，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使他们在富国强兵的大业中，在不同的领域内，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建树，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张居正改革大业的成功。
首先，张居正对选才用人始终都非常重视。他认为，选拔和任用才能之士，是治理好国家的一项关键性工作，在国家疲敝已久、百废待兴之时，人才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他在当国期间，对这一工作始终不懈，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高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张居正成为受益者。六月十九日，神宗第一次召见张居正，张居正便提出，“亲贤”为君道之光。随后，张居正上《谢召见疏》，在疏中又提出：“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万历二年（1574），张居正为使皇帝了解天下疆域及诸司职务，命吏都尚书张瀚和兵部尚书谭纶，备查北京、南京及在外的文武职官。凡府部以下、知府以上者，将其姓名、籍贯、出身、资格等，造一座御屏，御屏的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均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吏部和兵部将升迁、调改各官，开列出来，送呈内阁，内阁令中书官写换一遍，御屏放置于讲读的文华殿后，以便皇帝经常省览。如果某衙门出缺某官，该部推荐某人，其人情况便可从御屏上一目了然。或者某个地方有事，该地方官员情况，亦可从御屏中了解到。这样做，一来可以使小皇帝掌握和熟悉官员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各衙门官员知道，自己的名字，所行之事均在皇帝的监视之下，使之兢兢业业千职守，自励求进，不敢胡作非为。张居正作为神宗的老师，把用人作为重要的内容，教授给12岁的皇帝。
其次，张居正制定了人才的选拔标准。
张居正认为，国家选拔人才，要使之居官治事，因而政绩是选拔人才的标准。选拔官员，不是看他是否是文学之士，诗词歌赋作得是否优美，而是看他能否为国家办实事。称人之才，一定要试之以事，任之以事，最后考察其成绩，其才可用，虽卑微者必擢而用之，其本无才，亦不可因其名高一时而委以重任，“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
根据这一选才标准，张居正又确定了六条选拔人才的原则。第一是“毋徒眩于声名”，即不为虚名所迷惑，而重其实才与政绩；第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和资格所限，注意选拔有生气和有实际才干的人；第三是“毋摇之以毁誉”，即不轻圣易地被浮言众议所左右，而忽略了有才干的人；第四是“毋杂之以爱憎”，即不掺杂个人爱恶的情感，从公而论；第五是“毋以一事概其生平”，即不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评判一个人；第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即不因一个过错而全盘否定一个人。根据这些原则，他对当时选拔人才方面存在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进行了批评，“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
同时，张居正对于当时选才独重进士的作法，也加以纠正。明朝的仕途有三条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贡生，三为吏员。其中以进士出身的人最受重视，故各衙门长官多为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则受到轻视，吏员的进取更为艰难。张居正感到，这对于人才的选拔、任用及激励都不利，所以，在万历三年（1575年），他命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对于官员的贤能与否，不论其出身，一律以政绩、才能为标准进行考察，不得偏重进士出身的人。这既是对吏治的整肃，也是对人才的爱护。
小吏黄清有才具，张居正破格将其提拔为三品太仆寺卿。
王世贞与张居正为同年进士，是当时文坛上的名士。据说他一心想做尚书，所以主动与张居正结好，又为其父母作寿序，但是在张居正看来，诗词歌赋不能够济世安民，所以他一直不曾重用王世贞。王世贞对此耿耿于怀，日后为张居正作传时，多有贬词。汪道昆也是当时的文坛名士，官至兵都侍郎，亦为张居正的同年。他经手的一笔军饷，有很大出入，遭到弹劾，汪道昆写了优美的散文加以解释，引起了张居正极大的反感，汪道昆便只能致仕归乡了。
张居正当国时，广纳贤才，多方取士。当然，对于那些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对于排斥自己、反对改革的政敌，张居正是不能容忍的。除此之外，在用人方面，张居正确实表现出一个有才干的组织家的宏大气度。
张居正遵循自己的用人原则，选才用人不分亲疏、派系。“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高拱去位后，人多以为张居正对高拱所提拔重用之人，必然斥之不用。当时对高拱引进的一些人，人们不免有种种议论和推测，这似乎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理，也是封建王朝中司空见惯的作法，在张居正之前，不乏其事：高拱在位时，对异己便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而在张居正故去之后，他所重用的人，很多都以党同张居正被罢黜。但是，张居正当政之时，对党同伐异的作法颇不以为然，“或曰：‘某为新郑（指高拱——著者注）之党，不宜留之’。或曰：‘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纷纷籍藉，日引月长，甚无谓也”。他自谓用人“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张居正胸中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又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国家的危机，混乱的现状，堪忧的前途，无时不在他的心中。他知道改革的势在必行，而浩大的改革事业，需要一大批具有各种才干的人。历史上的改革家，在改革之时，大多着意于人才，这是一个规律，张居正也不例外。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家都精于识人、勇于任人，而张居正却做到了这一点，他用人时，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改革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恩怨，所以能摒弃门户之见，广泛地选用才能之士。
高拱在兼吏部尚书时，他实行以总督充任兵部尚书的作法。当时，北部边防是国防的重点，所以高拱以兵部左右郧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而宣大总督、蓟辽总督又入为兵部尚书，这样，作为军事中枢的兵部，其长官了解北边的情况，重视北方的防卫。高拱的这种作法是英明的，张居正继任元辆之后，仍然袭用高拱的这套作法。同时，高拱又是一位称职的吏部尚书，他在位时，提拔和选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张居正乐于继续任用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