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唐代时，新疆的白叠布和岭南桂管布已在中原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城市，如长安、洛阳、南京、杭州等地广泛流行。8世纪初唐玄宗时，长安城内，“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廛间”。当时的封建官吏和上层阶级，以穿棉布衣服方肘髦。唐文宗时，夏侯改穿着绿色“桂管布”(广西桂林出产的精细棉布)做的衣服上朝，文宗也跟着穿桂管布，于是满朝文武争相仿效。一些诗人还作诗赞美岭南、新疆棉布和棉布服饰。杜甫赞“光明白叠布”，白居易叹“桂布白似雪”。他在居留杭州时还写有“吴绵细软桂布白”的诗句，广西桂布可以同苏浙丝绸媲美。同时也说明，当时桂布在杭州十分流行。1966年在浙江兰凌的一座宋墓中还出土了一条本色棉毯。棉毯长2.51米，宽1.15米，由纯棉纱织成，棉纱条干均匀。棉毯双面拉绒，细密厚实。宋代棉毯的出土表明，唐宋时期，岭南棉织品在江南地区已不是稀罕物了。
棉花栽培和棉纺织技术也在向内地传播，不过直至宋末，速度十分缓慢。
古代岭南植棉区，一直在向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扩展，唐代时期，广西和福建两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还有后来居上之势。“桂布”或“桂管布”已成为岭南棉布的代表。福建的植棉业也十分发达，棉花种植很普遍，有的一户多至数千株，而且收入不少，“木绵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因此有人写诗感叹：“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但是，直至北宋末，棉花的栽培基本上限于海南、两广和福建地区。江南的棉花栽培，唐代时还只在少数地方进行。中唐张继诗，“蜀客南行蔡碧鸡，木绵花发锦江西”，锦江是赣江的支流，这句诗说明当时赣西北锦江西岸地区已有棉花栽培。江浙一带则在北宋晚期才开始种植棉花。到南宋末年，江南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才逐渐多了起来。宋元之际，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说，“木绵，江南多有之”。南宋末的一首《木绵诗》说：“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绵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寒。衣裘卒岁呤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从诗句看，农家秋天纺纱，冬夜弹棉，织机终年不停，棉花种植面积和棉布纺织数量不会太小。
宋代开始在江南栽培韵棉花，不再是岭南地区的多年生木本棉，而是一年生草本棉。史熠(1060-1140年)和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都说，江南棉花每年二三月间下种，夏秋开花结实。至于这种一年生草本棉的来历。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有人认为是从南洋引进的，也有人认为是由岭南多年生木本棉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岭南灌木棉在向北部江南传播的千余年漫长岁月中，随着纬度的逐渐升高和气候逐渐变冷，完全可能发生变异，由越冬多年生变为一年生。同时，岭南和西南各族人民在长期栽培实践中，也可能从多年生型的棉花中培育出一年生型棉花，然后传到江南地区。
多年生木棉变为一年草棉后，虽然植株变矮变小，单株棉花产量降低，但可以密植，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而且棉桃增大。棉花品质更好，纤维变长，棉绒与棉籽的粘连也不如以前坚牢，脱籽难度降低。这些都有助于棉花种植的推广。
棉花栽培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在棉花进入江南以前，那里的农业技术和农业集约化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棉花进入江南后，很自然地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细的耕作方法应用到棉花栽培上。选种、防虫、翻耕、松土除草和田间管理都相当讲究。
棉花栽培传入江南和木本棉的草本化，是我国棉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为后来棉花栽培向黄淮流域和全国范围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由于当时棉花栽培和棉纺织技术传入江南不久，棉花加工和棉纺织技术还相当粗糙，工具设备十分简陋，脱籽工具是一根铁杖，甚至手剥，弹棉则用小竹弓，效率都相当低下。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工序也还没有像当时的丝织业那样，单独分离出来成为某一手工业者的专门工作，而是自始至终由同一农家的若干成员共同担任。
至于西南和西北的棉花种植，唐宋以前向内地扩展的趋势更不明显。
有的书上说，三国时期，不仅在长江流域而且也在黄河流域一定地区已有棉花栽培。这一说法缺乏历史根据。
棉花从岭南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棉花名称和“棉”字的产生，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古代有“绵”字，但无“棉”字。所谓“绵”，指的是丝绵。如前所述，在南北朝时期已知海南有一种木棉树叫“吉贝”，因果实里的纤维像蚕丝，可以织布，所以叫做“木绵”或“木棉”，以区别于蚕茧的“绵”。“绵”或“棉”变为“棉”，大约是在6-7世纪之间。南朝梁代顾野王所撰《玉篇》，注释“棉”字说，“棉”本名“棉”。到北宋《广韵》，将“棉”省作“棉”，解释说，“木棉，树名”。至今一直通行的“棉”字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棉花传到了日本，“棉”字却没有跟着传过去。所以，日本至今还把棉花叫“木绵”，棉布叫“绵布”。
明代的官府棉纺织业和民间棉纺织业
元明两代的官府手工业都有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内容。到明代，随着棉花栽培和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棉纺织业成为官府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代，中央和一些地方都设有织染局，配备有大批工匠，除织染绢帛锦缎等丝织品外，也有一部分工匠纺织棉布。永乐年间(1403-1424年)，京师由南京迁到北京后，虽然革去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工匠，但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内织染局还有人匠1343名，其中有棉花匠36人，纺棉匠12人，弹花匠2人，织匠111人，三梭布匠16人，等等。他们都是专门为皇宫织造棉布的。
除了轮班赴京上工的工匠外，还有一些因特殊需要，存留本府，在当地织染局服役。如松江府工匠存留本府织染局上工的有110名，松江和苏州、嘉兴、湖州等符合计，织造工匠不下千们人。
明宫廷行政府对棉布的消费量很大。内廷宗室的消费和廷臣藩属的赏赐，每年消耗的棉布达五门十万匹。另外军士的被服、饷给，司府州县官吏的俸赏，对棉布的需求量也极大。常设军士每年消耗的棉布不下五门百万匹，棉花达二三百万斤，再加上“公用”、“上供”诸种消费，明代封建政府每年所需棉布总量，不会少于1500万-2000万匹。
这些棉布除小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所设的织染局织造外，大部分还是来自民间。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前，明政府所需的棉布是通过向百姓强行征缴实物贡赋的方式获得的。在此以后，逐渐将棉布、棉花实物折征白银，政府用白银到市场上购买棉布、棉花。到万历六年（1578年），棉布折银制度已基本确立下来，这时继续以实物形式缴纳的棉布，只有170余万匹了，其余部分都是由政府到市场上购买。这样，单是明朝官府的消费，就已经造成一个每年1500万-2000万匹的国内棉布消费市场了。如果加上民间的棉消费，其数字就更加庞大了。
在这个庞大的棉布消费市场背后，是一支庞大的棉纺织生产队伍，是高度发达的民间棉纺织手工业。明政府的棉布实物税折银片收就是以当时民间棉纺织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这种折银制度的实行和推广，又进一步加速了民间棉纺织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大。
明代民间的棉纺织生产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城镇工匠。明代工匠是从元代工奴地位解放出来的半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他们除定期轮番供役外，其余时间可以自己独立从事生产，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卖。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他们的人数不断扩大。另一部分是乡间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农家妇女。他们从事的棉纺织生产，主要是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其产品除满足家庭成员的衣被所需外，还要缴纳繁重的贡赋。在成化、弘治以前，是直接缴纳棉布实物。这以后则必须先把棉布拿到市场出售，换成白银缴纳。随着农村棉纺织业的不断发展，内部专业分工也开始细化，专业轧花匠、弹花匠和织布匠开始分离出来。与此相关的棉布印染、踹布也都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在地区上，明代的民间棉纺织业基本分布在各个棉花产区。哪里有棉花栽培，哪里就有棉纺织业。但是，各地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并不一定同棉花产量成正比。就全国而言，当时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气候适于种棉，地广人稀，植棉面积最大，但棉纺织业相对落后，是棉纺织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南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种植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棉田面积等于，甚至大大超过粮食种植面积，有的地区“种稻之田不能什一”，90％的土地被用来种植棉花。尽管如此，由于这一地区的棉纺织业高度发达，本地区所产的棉花尚不能满足棉纺织业的原料需要。这样，北方地区尤其山东、河南两省所产的棉花，相当一部分运销江南一带，在江南织成棉布后再返销北方。江南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当然，江南所产的棉花也有小部分运销闽粤地区。隆庆、万历年间就是有大批福建商人到太仓镇泽一带采购棉花。
在江南地区，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多，产量大，品种齐，产品的销路广，棉纺织业成为城乡居民和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如黄道婆的家乡松江一带，无论城乡，“家纺户织”。城中居民，“专务纺织”，中等以下的人家，每天必须织出一匹布，拿去卖了换粮食；大户人家的女主人虽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但也要带领和指挥女仆纺织。至于乡村，绵纺织更受重视。棉织品的产量更大。家闲期间，“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因此，松江号称“衣被天下”。嘉定的居民生计，也是“首藉棉布”。当时的记载说，嘉定、太仓一带乡间，轧轧作响的织布机声，半夜不停，市场交易商品就是棉花和布。
明代江增地区棉织品的品种繁多。松江出产的棉布有三梭布、尤墩布、眉织布、标布、中机小布、稀布、飞花布、浆纱布等多种晶目苏州府有药斑布、刮白布、官机布、缣丝布、棋花布、斜纹布等。这些棉布各有自己的产地和特色，其中不少是着名产品。如松江的三梭布，号称：“天下第一”；尤墩布产于松江府西境，其轻细、洁白、丽密，其他各布无法与之相比。飞花布是用弹花时的飞花纺织而成，布纹极细。因为这种布最初为丁姓妇女所织，故又称之为“丁娘子布”。其他如标布产于三林塘、周浦、邑城；浆纱布产于邑城；药斑布产于嘉定和安亭镇；刮自布产于太仓；官机布产于徐王庙，等等。这些不同品目棉布的织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松江和江南地区出产的棉织品，不仅满足本地市场的需要，而且广销华南、华北、东北和西北各地，并形成多种商品对流形式。江南和华北是棉花、棉布的对流。徐光启《农政全书》概括明末时的情况说，“今北土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如山东兖州地区所产棉花，“商贾转鬻江南”，而江南常熟的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什六”。苏州嘉定一带的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江南和福建、岭南地区之间，则是棉花、棉布和麻类织物等的对流。江南的棉花、棉布大量销往福建。福建地区所需棉布“悉自他郡至”。而当地所产的苎麻织品又北销江南和其他地区。惠安北镇的苎布“行天下”；莆田出产的青麻布，“商贾转贩他方亦广”。其中不少是销往江南。广东地区所用的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沽人络绎而来”；同时，广东出产的蕉布和黄麻布，也“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这种商品对流，密切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加速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
民间棉布染踹整理业的勃兴
随着棉纺织业和棉织品贸易的发展，明代的棉布印染业和踹布业蓬勃兴起，十分繁荣。
明代的棉布印染业和棉纺织业一样，也分为官府和民间两个部分。
官府印染业原设有内织染局和外织染局，所需各种染料，如红花、蓝靛、槐花、乌梅、栀子等，都是每年向各地征派。但是，明代的官府印染业正在逐渐走向衰落。明中叶后，按规定原由织染局供应的某些产品，已无法满足。如军士服装(印染红、蓝等颜色)，原由有关司局供应实物，至嘉靖七年(1528年)改为每人折给银七钱，由军需部门向市场购买。
同官府印染业衰落的情况相反，明代民间的染料作物种植和印染业日趋兴盛，尤其是在一些棉纺织集中地，印染业和踹布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安徽芜湖和江苏京口(镇江)是明代重要的印染业中心。当时有“浆染尚芜湖”、“红不逮京口”之说。江南生产的许多棉布和丝绸，往往在芜湖染色后，再运销其他地区。有个叫阮弼的徽州商人，在芜湖设局治染，专门染布贩卖，产品远销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各地。他不但在芜湖设总局，还在一些城市口岸设立分局。
松江、上海一带，随着棉纺织业的不断发展，印染业和踹布业也迅速兴盛起来。明代时，松江、枫泾、洙泾(今金山)的大小布号多达数百家，而染家、踹坊也随即多起来。踹布坊是在棉纺织业发展后，一种专为棉布进行整理加工的新兴行业。主要是将漂染过的棉布砑光。砑光工艺最初使用于丝、麻织物，棉纺织业兴起后，很快扩大到棉布。棉布属于短纤维织物，表面茸毛经过砑光后，即成为结构紧密、质地坚实而有光泽的踹布。不仅外形美观，还可减少风沙尘埃的沾染。踹匠操作时，将棉布卷上木滚，置于石板，上压千斤凹形巨石，操作者双脚分踏巨石两端，手扶木杠，来回滚压，使布质紧密光滑。踹石则须用江北性冷质腻的好石头。这种石头踹布时不易发热，踹后布缕紧密，不会松解。芜湖的大踹布坊最注重用好踹石。上海的印染和踹布业也很发达。
随着棉布染制业的兴起，染色工艺和染料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靛蓝染色成为印染业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记载，茶蓝(菘蓝)、蓼蓝、马蓝、吴瓠鬼蓝等五种蓝草，都可提取靛蓝染料。福建、江西、安徽、浙江不少地区，大面积种植蓝草。如福建大量种植茶蓝、马蓝。当时有记载说，“闽人种山皆马蓝”；用马蓝草制取的靛蓝“利市四方”人们把它叫做“福建青”。福州以南，号称“蓝甲天下”，产品远销全国。江西赣州人也“种蓝作靛”，产品泛舟而下，销往西北。安徽太平府，浙江归安和江苏仪征、六合等地，都大量种植蓝草。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官府还在仪征、六合两地设立蓝靛所，种靛蓝以供染事。
对靛蓝成分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当时观察到提炼的固态靛蓝中有隐约可见的火焰红色，说明制造者已经注意到天然靛蓝中有少量靛红存在。而在欧洲，靛红到18世纪才被当地人分离出来。
黄色、绿色的染制和染料生产，在元明棉纺织业兴起后，也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有染料外，槐花、鼠李成为黄色、绿色染料中的后起之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