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至960年，这380年是中国封建制度继续发展并达到繁荣昌盛的隋唐五代时期，亦即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鼎盛期。隋唐社会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处在发展的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强大的国家。
隋朝和唐的盛世
吕思勉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困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10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凉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627至649年的23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39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强。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翦灭。回纥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适值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他打败。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直至663、668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文化，实在此时。其余波且及于满族。公元7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其疆域东至葱岭。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已经输入中国。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国，再经****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
缪凤林
自余与后世关系较巨者，曰职官制与选举制。自魏晋以来，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诸职分理国家政务。后周建六官之职，隋文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炀帝大业中，行新令，遂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唐亦因之（惟改内史省复为中书省，）然其设官之意义有与魏晋迥不相侔者，魏晋之世，尚书令等不过帝皇之私属，唐则侍中中书令暨尚书左右仆射等，皆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与汉之丞相及行丞相事者同其职权是也，考唐制，“中书省（其长为中书令，下有侍郎舍人等）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取旨议决机关也。“门下省（其长为侍中，下有侍郎，给事中等，）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审覆监督机关也。“尚书者（其长初为尚书令，后为左右二仆射，下设左右丞，）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奉行执行机关也。（此外尚有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牵引，御史台以肃清庶僚，九寺五监以分理群司，六军十六卫以严其禁御，及东宫诸府以俾乂储官，牧守督护以分临畿服，详见《通典》）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敕旨既下，皆先经门下省，由给事中侍郎侍中等审署，事或不便与旨有违失，并得驳正封还。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本于隋，迄清末始改。部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亦沿用至清季）举天下之事毕隶焉。
观开元中所修《六典》，设官分职，备极详密，弘纲巨旨，粲然明备，实足与周官颉颃。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吾人今日尚远逊其完密焉。然自太宗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高宗武后世，仕进之门日广，擢拜多不以次，人皆弃农、桑、工、商而身趋之。《通典》所载“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内二、六二O，外一六、一八五）”诸色胥吏，“总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内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八六）都计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费，不足为忧。”安史乱后，黎庶凋瘵，出租赋者锐减，而食租赋者额则依旧，俸复倍增。且方镇外叛，宦官内横，朝廷百司，多不能举其职。冗官厚禄，遂为大病。朝廷以府库无蓄积，不足以供赏贵，复专以官爵赏功，名器亦由是而日滥焉。隋鉴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荐举为考试，文帝始建秀才科，炀帝更建进士科，以策问及诗赋取士，至唐而科举之制益备。“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选士之法，则因时损益不同。初以秀才科为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先试帖文，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后试经义及对策。进士则试帖文对策外，兼试诗赋，故难易迥殊。（因帖经仅资记诵，对策多可抄袭，诗赋则非可强为）其进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故进士为尤贵，终唐之世，“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后贡选考试机会均等，不特泯贵族平民之阶级，庶民之优秀者，亦得与贵族均享政权。是即《礼运》所谓“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也。然自科举侧重文辞，“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故当开元盛世，杜佑已有“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笔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趋，职事委于郡胥，货贿行于公府”之叹。尚浮华而不务实际，遂为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晋以来，多沿汉制设立国学，而唐制最备。自“国子”、“太学”、“四门”外，复有“律学”、“书学”、“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定之，皆隶于国子监。（其地方亦各有学校，设博士助教等教之，）当太宗世，学风最盛，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学生多至八千余人。为汉后未有之盛事。高宗龙朔中，东都亦置国子监。于时场籍率先两监而后乡贡，诸以文儒亨达，鲜不由两监者。天宝中，且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越二载，又复乡贡，）盖唐制学校亦科举之一法，固与汉以国学为讲学地者异也。然自天宝后，学校遂衰，生徒流散，不逮盛时什一。且或“堕窳败业而利口舌”，或“崇饰恶言而肆斗讼”，或“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岑仲勉
一、起源
府兵这名词，在旧日史学界中，是常挂齿颊的，是得人羡慕的；而其制度怎样，大致来说，却是暧昧的。这种现象，我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屡屡会碰着，府兵问题尤其突出。“府”字古人多作“财物所聚”和“官吏所居”解，像西汉的材官、羽林或南军、北军，三国的部曲等以前的兵制，没有以“府”为名的。府兵的起源一般人上推至西魏，然而我们要问，这种制度是不是西魏自创的呢？当西魏大统初年（535～542年），宇文泰正在竭力抵抗东魏高欢的进攻，连年战争不息，要说在风雨飘摇之际，从容地来创立一种新兵制，似为时势所不许。直至近年，陈寅恪才揭出它是鲜卑兵制；宇文泰于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顷，已做了军官，北魏兵制应该是他所素知的，说府兵的组织方法由鲜卑族传下，是有相当的理由的。
代表鲜卑族的拓跋王朝，入主中国仅150年（386～533年），我们既然说府兵是鲜卑兵制，《魏书》里面总应该有多少事实可资证明。《魏书》卷五八《杨椿传》说：“自太祖（即道武帝）平中山（397年），多置军府，以相威振，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46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人。”可见拓跋朝初期早有“军府”的名称。又《北齐书》卷二三记正光四年（523年）魏兰根跟随李崇往讨蠕蠕（又作“茹茹”，）曾对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