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弟弟要收起锋芒，对于自己幕府中的人，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有一天，曾国藩与幕僚李鸿裔在家中聊天，正好胡林翼来了，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一个人在内室。
李鸿裔也没有什么事，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于是就拿起桌子上的一篇《不动心说》来看。这首诗也是曾氏幕府中的一个幕僚写的。诗文中有一段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你把我放在年轻、貌美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不，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高官厚禄面前，我会要吗？不，我不会。”年轻而不知深浅的李鸿裔看到这里，觉得这些人徒有虚名，便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说：“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意思是说“你们连美女、高官都不要，但又依附着曾国藩，是为了什么？可见虚伪至极”。
曾国藩送走客人后，来到内室，看到了李鸿裔写的打油诗，批评他道：“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这个虚名。你揭露了他们，他们在我这里就待不下去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失去衣食来源，就没有办法生活了。这些都是因你而起，不恨你才怪呢。”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他收敛锋芒，谨言慎行。
曾国藩后来权倾朝野，但他行事为人仍十分的谦虚，不骄不躁，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谦虚待人、静以处事是人生的大智慧。切不可过分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学杨修，那样难免会中伤于人因而为自己埋下隐患，说不定还会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要知道凡事要留有余地，与人共事不可遮人光芒，方能免于遭人暗算。
学习一种隐身术
身处高官，要想使官位做得长久，就得学会隐身。也就是说要学会把自己置于众人的眼光之外，把自己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只有这样，是非、流言、猜忌才不会光顾到你。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是隐身有术，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采用避疑术来达到隐身的目的，可谓高明至极。
1863年11月，湘军主力攻陷了天京（金陵），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此画上了一个惨痛的句号。当皇帝老儿正在紫禁城庆祝胜利时，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功之臣曾国藩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位列三公，权高位重，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正是因为自己的权太大，他才忧心忡忡。“功高震主”，清廷岂能容他？
清政府是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皇帝最害怕的就是他曾国藩造反。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简直不是福，而是祸。
天京平定后没过多长时间，朝廷又命曾国藩追剿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流寇。但曾国藩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
“我广读史书，深知人情世态，我没有太多的才能而据高官，过不了多久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没有什么德行而权力又过大，则必然会招致众人猜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啊！”
四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又受到加封谕。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意思。
能否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尴尬的政治处境，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成为了曾国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紧急关头，他毅然采取了三条退身之策。
一是要求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皇家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曾国荃功成身退，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安享晚年。
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和鲍超、周宽世两部均拨给沈葆桢统辖，以向清廷表示自己并没有谋反之心。
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廷下怀，使清廷骤减心头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巧妙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消除了清廷对他的猜疑，达到了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目的。
当时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一点，只骂曾国藩是孬种。在极盛的时候，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巧妙地消除忧患，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镇定与才能。
下面，我们来谈谈曾国藩的藏身术，对我们也会有所启示。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的时候，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为曾国藩出计献策。
有一天，刘秉璋献防守运河之策，要求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捻军围在一个角落里一网打尽。
李鸿章在江督行署，觉得这个计谋根本行不通，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秦朝有万里长城，如今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两千多年后遇到你这个知音。”李鸿章显然是在挖苦刘秉璋。
后来，无论刘秉璋做什么事，李鸿章都进行干扰。
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剿捻也没有多少进展，皇帝很生气，就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为自己愤愤不平，多次上折要求继续统军剿捻。皇帝没有答应，只让他留在军中继续效力。
后来，曾国藩了解到剿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长期耗在这里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就找了一个理由，毅然离开了李鸿章。历史证明，曾国藩作出的这一决策是明智的。
巧妙地退身，不把自己置于困境，保全自己的实力，这些技巧被曾国藩玩得炉火纯青。
树大招风，官高招祸，身在官场，首要的是学会保护自己，防止因自己权力过大遭别人猜忌。当遭受不信任时，就要学会适当地放官，也就是放权，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让别人注意不到你，遗忘你，你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
管好自己的一张嘴
人人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说话，就得与人交流。话说得好听，可以多交朋友，好办事。但是，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得罪人，就会误事。嘴上多个把门的，以避免祸从口出，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俗话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就会招人嫉恨，惹来是非。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说话也不注意分寸，喜欢直来直去，“每口总是话过多”。而且，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这张嘴，势必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为此他下定决心治口。
治口就是慎言语，不议人短长，曾国藩后来尤其遵循不背后议论人。
一次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无常，我们普通人是难以把握的。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对于别人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指责。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的见识本来就很浅薄，生性又多疑，说话更是不严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自视过高、好妄断天下事的缺点给予了很严厉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