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厕所路过伙房旁边时，我听到了肖英和阿九的声音。出于好奇，我站住偷听了几句。
“阿九……，你少和达生来往，他是****。”这是肖英的声音。
“为什么？他又不是老虎，会吃人。”这是阿九的声音。
“他会影响你。”
“我也会影响他呀！肖英，我和他是小学同学，挺要好的。
听说他的事情本来就是冤枉的。他并不是****。我是个农民，又不想当官怕什么！”
“当农民也要当得干净呀！书上说资产阶级思想是不那么容易改造的，****就是敌人。你不要丧失警惕性……”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注意就是了……”
我看到有人往这儿来了，赶快装作若无其事地往外走。当我上完厕所回到睡的地方，嘿，大家在打老K，奎叔还抽着劣质烟，屋子里满屋的烟味。这烟味也实在太呛人了，再仔细看，奎叔旁边的稻草着火了。我说：“着火了，快扑火！”说？？？？？？？着便去用脚踩，幸亏火势不大，人在，几脚就踩灭了。
然后我想到了，稻草、草席都是易燃物品，地下点着了，木头板壁、柱子直到大梁、檩条都是易燃的。如果大庙着了火，指挥部必定要抓阶级斗争，肯定是坏人破坏，破坏大炼钢铁，这事非同小可。如果抓阶级斗争，我便是必然的怀疑对象。对，行动一定要注意。于是我暗暗决定，决不单独进住的地方，决不最后一个离开住的地方。任何时候不做离群之雁。生活需要加倍的小心啊，决不能走错一步，自然，要尽量离阿九远一点，好让他的小媳妇少担一份心。
3
一声尖利的哨子把我从午夜的睡梦中惊醒，我一骨碌翻转身，趴着。因为一天18小时连续干了一星期后，我已十分疲倦了。翻身趴着，是为了避免躺着再睡着了，是为了一下子起不来而缓冲一下。我睁开惺忪的眼睛，打量一下身边草席上密密麻麻的民工们，他们大多没有动静，有的在打呼噜，有的在说梦话。
我没有闻到汗臭脚臭和口臭，好像久蹲在厕所里一样，嗅觉器官早已麻痹，久而不闻其臭了。但是看着倦极了的人们的种种睡相，却叫人毛骨悚然。
陆主任因为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他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他可以随便到哪个地方打个盹。人不是机器，机器开久了还要停一停让它冷却呢。所以说陆主任打盹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催促我们起床却是精神百倍。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这样做，谁都不肯起来的。我掌握了他的规律，他吹了哨子后三分钟，如果你还没动静，便开始骂，五分钟不起来，就用脚踢了。反正多睡也只是三五分钟，挨骂挨踢不值得，所以我总是听到哨子后，立即翻身起来了。
吃过饭，我们便在午夜昏黄的电灯光中走向工地。
我们干的活是用大筐抬矿石、砖头、耐火砖、耐火泥，反正需要什么抬什么。因为我听到过肖英的话，不想和阿九搭伴。但是事情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阿狗和奎叔搭了伴，别人也都有了伴，我正在迟疑，阿九走过来说：“我俩搭伴。”我能怎么说呢？
今天是抬耐火砖。耐火砖是阿刚、阿雄用船运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在船上装筐，走过跳板抬上岸，放到指定的地方。阿九很要强，所以筐都要装得比别人满。他也知道，我抬的功夫不如他，每次抬起来前，他总要把绳头向他那边拉一点，好让我减轻一点负荷。虽然我们前半夜睡了五个多小时，但前半夜不是最佳睡眠时间，而且每天18小时的重活折磨得我们实在够呛了，就连肩上抬着重负，走着也能睡觉。但是我们上跳板时是绝对注意的。因为在狭窄的跳板上打个趔趄，人会掉到河里，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过得真慢啊，从半夜熬到天亮，仿佛过了几个月，从早上熬到中午，又仿佛过了半年。好容易熬到中午，老严头送饭来了，他挑着担子，一头是茶水，一头是饭菜。我们仿佛看到了救星。主要的倒不是肚子饿，而是吃饭可以歇一会儿。
附近已没有大树，据说人社那年，老百姓都把大树砍了卖了，就连柿子树也砍了大半，所以我们只好找棵小树，在树阴下吃饭。饭是大米饭，菜是炒南瓜。我们干活的人，菜咸一点，肚子吃饱就行。吃饱饭，困劲又袭上来了，大家都用草帽遮着脸，赶快歪一阵。阿狗可是倒下就睡着，睡着了就打呼噜。
老严可真沉得住气，这时他才对阿九说：“阿九，有件事我说了你可别着急。”
“什么事？”阿九反倒慌了。
“你着慌我就不说了。”
“好，不慌，你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肖英这几天太累了，上午去河里洗菜，眼前一阵黑，就掉进了河里，但马上被船上的人救起来了，只喝了几口水，不要紧的。我叫水珍熬了一碗红糖姜水，给她喝了，估计睡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会儿她在睡觉，你去看看她吧。”
听了这个消息，阿九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赶紧到工地上去找陆主任请了假便走了。
下午干活我成了单个的，奎叔叫我在船上装筐。说实在的，装筐比抬筐轻松多了。而且，当筐装满大伙哼着号子抬走后，我便有一个坐下打盹的机会。摇船的阿刚干脆对我说：“你就放心睡吧，他们来了我叫你。”而且，还塞给我一把菱角，这是他们采来的，我感到太幸福了。5点半的时候，陆主任来了，看了看我们完成的任务，还比较满意。接着他宣布说：“连续干了一星期，大家太累了。今天倒班让大家睡个好觉，明天早上6点上班。”
他这一宣布，我立即觉得疲乏顿消。人常是这样，心理负担减一下，就会轻松得多。大家走着回大庙去，话也多了。
回到大庙后，我们赶紧到河里洗脸、擦身。其实洗脸也是件痛苦的事情。干活时没有手套，手磨破了，一沾水就痛得厉害。
脖子晒裂了，遇到水也痛得要命，只好用毛巾轻轻地敷一敷。
晚饭后，大家闲谈了一会儿便躺下了。躺着可真幸福。对幸福的理解是根据不同的条件、环境而不同的。饿着肚子的人有碗饭吃便是幸福，很累的人休息一下也是幸福。
奎叔年龄大些而又不多说话，我是不宜多说的，阿狗爱动不知野到哪儿去了，阿九没有回来，大概在看护肖英吧，因此我和奎叔只好静听别人说话。从别人的说话中，我知道了凡移苗并丘过的稻苗全烂了，也就是说，二季稻除没有拔过的不多的田还有收成外，拔过的并过丘的都将颗粒无收。收成最多的生产队也只收往年的三分之二。公粮交过，余粮卖过，留下的口粮所剩无几，估计吃到农历春节便没有粮了。
“现在是公社化了，没有粮食国家还不会调来？”
“不一定吧。城市居民要吃粮，解放军要吃粮，备战备荒也要粮，国家哪有粮返销呢？”
听着他们的谈话，我眼前蒙上了一层阴影。人活着便要吃饭，吃了几千年，我们还吃不饱吃不好，到明年春天来了，怎么办呢？天天吃花草（苜蓿）便会拉稀。管不了那么多了，别人怎么活咱也怎么活就行了。那时有句流行的话叫活着干，死了算。
过了一会儿，阿狗回来了。他趴在我和奎叔中间，悄悄地告诉我们：“肖英姐在哭，说要回家去。”
“那阿九怎么说？”我问。
“阿九劝她炼完钢再走，说‘共产主义快到了，熬过了这一阵就好了‘。但是肖英说：’我们没有文化，只会出苦力，烧饭，那个时候，要我们干啥呢？光享福？再说我看到了，我们现在住破庙，吃饭还吃生产队的，国家不可能在这里盖起房子来给我们住，给我们结婚用。我想过了，还是回家去吧。‘阿九拗不过肖英，只好去找陆主任。陆主任说：‘你和肖英想回去，其他人就不想回去了？我还想回去搂着老婆过清闲日子呢。大家都走了，谁来炼钢铁，共产主义怎么实现？阿九同志，你的觉悟要提高点儿啊，你是共青团员哩，你要帮助肖英提高觉悟才对哩！哪有叫老婆拖后腿的？’”
“阿狗，待会儿阿九回来，你可别再逗他了，他心情不好。”
我说。
这时阿九回来了，见我们已睡下，便不声不响地钻进了被窝。
“肖英怎么样了？”我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地问。
“下午睡了一觉，好多了。一天要做四顿饭，我真怕她吃不消。”
我指指肚子：“不是会有了？”
阿九明白了，踢了我一脚，骂了句：“去你妈的。”我为自己的恶作剧而开心地笑起来。
4
人都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民工们在沸腾的工地上看到小高炉接二连三地建起来了，仿佛看到铁水流出来了，仿佛看到田野上奔跑着拖拉机、收割机了，仿佛看到干部们常常宣传的苏联集体农庄的美好生活快要来临了，仿佛看到共产主义即将实现了。
这样，世世代代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农民，不用再两脚插泥出苦力了。
人们当看到一种希望的时候，便会忘记过去的伤痛和苦难，便会勇敢地向前冲。这几天，阿九的劲头可大了。因为我们编人了运输队，我们也由两副肩膀一根杠子变成一部人力车两只轮子了。我们上班，先去库房领人力车，然后按分配的任务干活。
我和阿九去拉石头。石头从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山上采来，用船运到埠头，我们的任务是从埠头运到现场。阿九总是把车子装得多多的。吃过亏的人和没吃过亏的人不一样。阿九想的是装得多，拉得快，共产主义早到来。我想的是拉得多，容易出事，不是石头容易滚下来，就是滚下的石头会碰伤人。但我不能说，因为我说出我的想法，阿九是不会接受的，而且会把我当成确确实实的****分子了。我只能在他装得多了时提醒他一下：“阿九，这块石头不稳当，滚下来会砸伤人的。”
路坎坷不平，天早已黑了，车一直在颠簸着。颠得厉害的时候，一车石头都蹦了起来，然后又重重地砸到车上。一次更大的重复，石头重重地砸下来，咔嚓一声，拉不动了。我和阿九赶快卸下石头，掀起车帮一看，原来大轴断了。
这时，我立即紧张起来了。一根大轴只不过几块钱。我离家时带了五块卖废铁的钱，买了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块毛巾、一刀草纸花了两块多，还剩两块多，再借几块也还是借得到的，但半夜三更到哪去买？再说，大轴坏了自己买，有人会说是你故意弄断的，反而不好。所以，还不能提自己想赔的事。然而不赔，又怎么说才能交差呢？
面对问题需要镇静。镇静了才有办法，镇静了才能化险为夷。让我仔细想想，对，要制造舆论。要把车轴弄断的真正原因表述出来，让大家接受。这样可以避免错误议论先人为主。于是我笑着说：“这大炼钢铁，人经得住考验，可车子经不起考验。”
阿九仔细观察了断的部分，发现一半是老疤，一半是新痕，也感慨地说：“是啊，人经得起考验，可是车子经不住考验。”阿九接受了我的说法，我很高兴。因为在这个注重忽悠的年代，会忽悠可以化解祸水，不会忽悠就会招致灾难。
“怎么办，现在拉去交？”我问阿九。
“快下班了，下班再交吧。”阿九回答。
我能怎么说呢？我又不能表示出急躁来。
本来，什么东西都会损耗、都会坏的，这是正常的事。人老了病了还会死呢。如果主任说“车子总是会坏的”，那就屁事没有。如果他说“那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便是一场阶级斗争。
天虽然黑黑的，车子撂在路边，其他的民工们都拉车走了。
在路边呆着，阿九也许觉得无所谓，但我总觉得很不妙。因为我比不了他。
这时，奎叔和阿狗拉着空车回来了，我灵机一动，主意有了，便说：“奎叔，你年纪大，这几天又累了，干脆，你休息一会儿，我来拉车吧。”我连劝带抢，夺过了奎叔手中的车把，把绳子套到了自己的肩上，拉着就走。
这样，就可以由阿九单独去交车，而阿九是不用怕的。
难熬的晚上结束了，回到大庙洗过脸洗过脚，走进伙房，那只老掉牙的马蹄表正指12点半，我们赶快吃饭，吃过饭连说话的劲儿也没有了。同伴们倒下便睡。只要一两分钟便打呼噜。但是我还睡不着。我还在担心车轴的事。因为我明白，如要找我的麻烦，车轴的事便足够了。而且，世界上的事常常是说不清的。
唉，反正也靠老天保佑了。这样想着，直到鸡啼之后，才迷糊了一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