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童年？
毫无疑问，对不同的社会中儿童和童年的比较研究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往往数据或者说是可利用的数据就存在根本性的不足：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统计中，儿童并没有被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必须重新组合和解读关于家庭的数据，才能初步知道童年可能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在有专门采集的数据的情况下，数据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和可比较性的问题仍然存在。正如我们在之前的儿童劳工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不仅类别可能被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而且有时，在一种情况下有意义的类别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意义———至少，只能在对本土意义进行符号暴力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诠释这种意义。
后一个问题为人类学家所熟知，他们可能是在童年和儿童养育的跨文化研究中从事比较研究时间最长的人（Whiting，1958；WhitingandWhiting，1975）。对许多人类学家而言，这些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着抽样、数据质量、编码和分类这些难题，这使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种志研究的方法（LaFontaine，1986）。他们质疑或完全抵制大范围的文化比较，支持那些能抓住特定文化的人种志复杂性且能从本土角度来理解本土知识和意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只在仔细的考虑之下才会进行明确的比较，这样才能作出理论归纳而不仅仅是统计上的归纳：个案研究的不断积累会形成长期的观点交流，这个过程会带来理论概念以及整个学科层面上理论的逐渐改进。
在本书中，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它们不仅提出了关于方法的问题（见“研究童年”一章），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使童年研究的建构主义方法面对一个核心的概念挑战：将“童年”视为一个单一的概念是否是可能的（或可取的）？正如我们在“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所说，如果新近的社会学方法认为文化对童年的建构是势在必行的，那么研究者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或应该对儿童的经验作出比较？如果要进行这种比较，如何才能使它们在理论上与概念上都能站得住脚，避免再回到前社会学的理论或一些“自然的”儿童的观点？简言之，童年多元性所提出的问题是，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儿童”概念相对性的坚持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限制了它们自身？
我们对于儿童劳工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些实例：不同童年时间和空间中对于什么是儿童和什么是劳动的理解是不同的。这里我们以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童年”（ChildhoodasaSocialPhenomenon）（CAASP）这一欧洲重要的合作性项目的回应来进一步拓展这一观点。我们对这一项目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的参与者对“童年”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单一的。这一项目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崔普，依据认识论来为这一理解辩护。将童年作为一个无差别的现象来考察———按他的话来说就像同一个社会中的“童年”———使我们可以考察为什么特定社会中的所有儿童与社会其余部分的关系是相同的。通过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视为和老年人或青年人一样的类别，它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对这一观点的批评却认为，必须始终把“童年”视为多元的（见“童年论”一章）。这又引起了我们对另一问题的注意，即童年受到诸如南北不平等、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其他社会部门的影响。将“童年”视为多元的，就是承认在这一架构下存在着复杂的多样的现实。
维崔普（1994，第5页）的话开启了这一争论：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很明显，儿童的生活条件如此不同，并且取决于家中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谁还能说只存在一种童年呢？另一方面，这种观点最终会对所有的概括性观点都形成阻碍，因为它表明差异性超过了共性。
在解决“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的问题上，本章将不仅关注童年多样性的问题，同时还将进一步深入讨论童年研究的不同的认识路径和方法论问题，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把这些问题视为当代社会学思想的特征。
社会结构中的童年
我们对童年多样性的探讨从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开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潜在地将童年置于一个历史悠久且成熟的社会学传统中，这个传统就是使用大范围统计和调查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社会行为中的模式和规律。它提出以下问题：某种童年的特点是什么；它随时间发展会显现出什么样的连续性和变化；它如何与其他社会中的童年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非常重要，并且，尽管存在概念和方法论问题（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仍然可以转而关注回答这些问题的具体任务。
但是，一旦我们这样做就会发现，鉴于现代世界中大量的社会信息，要获得对这些问题的清晰（至少是可理解的）答案极为困难。当研究者试图对特定社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时就是如此，而想要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更是如此，当CAASP研究者分析欧洲的数据时，维崔普（1993，第33页）报告说：
当我们了解到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被现有研究、统计数据、政府报告所忽略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很吃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缺失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那些他们身边的成人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方法就是把那些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为了研究儿童而是涉及儿童的信息拼凑起来。换言之，儿童被划分成不同类别，这些类别并不真正和我们对儿童生活状况的认识相关；它们实际上是根据成人的类别被描述的。
维崔普（1990）用一组例子说明，如果采用儿童作为分析单元而非诸如家庭或婚姻这样的因素作为分析单元，官方统计数据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世界。例如，我们通常发现官方数据中独生子女数量一直在稳步上升：比如，在丹麦，这一比例从1974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9％。这一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先统计有孩子的家庭的数量，再计算它们中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的比例。但是，如果把儿童而不是家庭作为统计单元，人们就会发现许多儿童的哥哥或姐姐离开了家庭，其结果就是9岁的独生子女的比例下降到16％。与此相似，赫尔南德斯（Hernandez，1994）也发现，当以成人父母数量为基础来统计美国贫困儿童数量时，贫困儿童比例为18％。但以儿童为基础来统计时，贫困儿童比例上升至27％。
这种不一致让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社会研究中很少将儿童作为分析单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成人中心的社会科学实践：儿童研究者的地位一直不高，从事儿童研究一直不被认为是建立学术职业的成功策略（Ambert，1986）。但是儿童被隐形的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为普遍，其中就包括官方统计数据中的缺失：对儿童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在经济上是没有生产力的（但并非如此，见“童工”一章），因此在讨论劳动和就业时他们不被看作分析单位。儿童也缺乏参加从家庭中的成人儿童权力关系到参与政治表达的决策过程的途径。所以，儿童在更广的结构变化中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就很少得到考虑。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公共政策领域———那些与儿童未来的公民角色和儿童作为未来的承载者的角色相关的领域———儿童才会得到重点关注。我们后面还将讨论这一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要分析这些以童年的特殊性为出发点的比较研究方法，以此来对童年和社会结构进行考察。
作为一种多元化的
结构现象的童年
大多数对不同社会中的童年的比较研究都重点关注差异性，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研究尤其如此。当然，在这种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方法论难题；正如“童工”一章所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绝对儿童可能参与的社会环境的范围和多样性导致了问题的复杂。例如，梅耶尔（1993）认为，英国儿童在家和学校中通过不同方式照顾自己的健康：前者是协商性的，它假定儿童有权利发表意见，而后者则将儿童视为官僚制度管理的对象。家庭和学校的实际差异可能比这个例子所表明的还要复杂多样。
的差异。例如，巴西和马来西亚的情况与布基纳法索和莫桑比克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前两个国家可以被认为新近开始工业化并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而后两个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处于边缘位置。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衡。在许多国家，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通常是不稳定的）是和城市及农村的贫困的产生紧密相连的。
与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相伴的，是社会两极化，不稳定和贫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89，第75页）在其关于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早已为人熟知的问题：“由于不同人群所享有的国家财富份额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掩盖了穷人的实际生活状况。”
例如，在巴西，根据每个穷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份额为287美元，推算40％最穷的家庭总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分配最均衡的荷兰的情况是，最穷的4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4％，每个穷人的人均份额是5141美元。但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没有对人群中的儿童和其他人群进行区分，因此很难对不同国家中某一社会经济位置的儿童进行比较。
由于这些原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儿童状况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1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适龄儿童入学率（男孩和女孩分开统计）。表1挑选了一些国家，并按照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进行排列。这些数据****裸地呈现了世界范围内儿童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儿童在出生一年内死亡的概率是最发达国家中儿童的12倍，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儿童在5岁以下死亡的概率是最发达国家儿童的16倍。最发达国家的儿童在出生时预期寿命是最不发达国家儿童的一倍。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重要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际遇。和发达国家的儿童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刚出生时体重偏轻的概率更高；他们更有可能在5岁以前遭受轻微的或严重的营养不良；他们的身高和体重的增长受到限制；他们没有充分吸收生长所需要的卡路里；他们没有纯净的饮用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他们没有接种疫苗；他们的母亲死于分娩。
总之，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与贫穷的不断斗争之中。
想到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国家提供的援助正逐渐改善这一状况，这一点可能令人安慰。但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9，第1页）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对大约占人类的1／6的9亿人口而言，人类的进步现在成了退步。
在许多国家，发展陷入了倒退。在几十年稳步的经济增长之后，世界的许多地区又回到了贫困之中。
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收入都下降了10％—25％。政府支出大幅度缩减（医疗缩减50％，教育缩减25％）。许多国家的儿童的平均年龄标准体重都在下降，6—11岁儿童受教育的比例也已经开始下降。
这些描述说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童年是同质的这一观点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不仅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也存在重要的差异。
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和一个巴西东北部的贫穷的佃农家庭的儿童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能仅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作出差异划分。正如关注童年的结构多样性的方法所显示的，工业社会也是有差异的，并且有证据证明这种差异在近年来比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表现的差异更大。
这里，儿童贫困再次成为比较研究关注的重点。虽然众所周知，对儿童贫困进行定义是很困难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当提出关于儿童贫困的问题时，难免会涉及统计数据收集的形式的问题———但是仍然可以发现绝对贫困（有时候称为初级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的重要差异。绝对贫困是指缺乏维持生存的基本资源的状况。尽管这一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左翼社会科学家认为，这一指标对于理解工业化社会中的贫困来说已经不再恰当，而右翼政治家则渴望利用这一术语来宣告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于这两种观点，相对贫困的概念提出一个人的贫困应该根据其与社会中其他人的状况的比较来衡量，特别是根据一种可接受的方式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相对贫困的概念可能更为多变，并且更容易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它包括一系列超越生理生存的需要。它包括诸如与亲属和他人保持联系的能力（例如使用交通工具），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因素。例如，可以认为，如果某个人没有前去接受工作面试的途径，那么他就处于贫困之中。但是，这开启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或正常的生活的争论。在英国，最常用的标准是一个有资格获得补助金这一最基本社会保障金的成人（为这些目的将其定义为超过24岁？）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