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性别的生产
如果身体因此被理解为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社会性的———但正如希林（1993）所说，在这两方面都是未完成的———那么童年就会是完成身体的生产最集中的一个阶段。性别差异及其生产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尽管有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对男人与女人间的差异的观点建立在还原论和实在论（essentialist）的基础上，但其他女性主义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把男性与女性身体的差异看作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产物。
康奈尔（Connell，1987）在其对自然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生产出性别差异的过程的讨论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阐述。他把第一个过程称为否定（negation），这是指社会分类和实践都低估了男人和女人身体的许多相似性和重叠之处，而强调他们的差异性。甚至，还可以创造差异以维持性别分工。康奈尔指出，这一过程开始于幼儿时期。幼童按照刻板印象被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这样那些本来不明显的特征———幼童的性别———就被加上了社会标识。并且，许多证据表明，成人会根据男孩积极女孩消极这一刻板印象来解释幼童的行为（HenshallandMcGuire，1986）。鉴于现在的医学技术能够预测胎儿性别，我们还可以把这一过程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第二个性别生产的过程涉及对实际生理身体的塑造和改变的社会实践。例如，劳动分工把男人和女人分配到不同的职业中，这些不同的职业对于身体而言有不同的含义：在要求表现出对他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同情和关心的职业中，女性占绝大多数；男性则更多地集中在要求体现力量和竞争的行业中（Hochschild，1983；TancredSheriff，1989）。身体及其能力被这些不同的实践所塑造。尽管詹姆斯指出（1993）童年的身体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是多变的，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一塑造过程仍然存在。普鲁特（1989）的研究表明，在小学中男孩和女孩对生病同伴的反应是不同的：女孩们注重关心和照顾（表现为到家中看望和“赠送祝福”卡片），而男孩们更有可能将生病理解为竞争力的减弱。这既是隐喻性的也是生理性的，表现为他们大量参与像足球这样的身体对抗运动。此外，男孩占据了进行身体的体力技能比赛游戏的公共空间（如操场）；女孩们只能屈居在操场的边缘，进行一些对身体要求不多的游戏。不仅学校老师把女孩排除在身体性的团队游戏之外，儿童自身的社会关系也重复这种实践（见“玩耍是童年文化？”一节）。
上述两个过程都在普瑞德佳斯特关于英语社会中女孩经历月经初潮的研究中得到阐述。她批评过去的研究几乎不关注女孩们在何种社会环境下了解和体验身体，故她的出发点是“具体化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社会组织、行为和互动的许多方面都对身体经验的定义和塑造产生影响”（1992，第3页）。她使用了包括问卷、访谈和在学校中的参与式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收集了学校中女孩们的叙述和经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女孩们似乎在相对较小时就知道了月经，尽管大多数小学都没有在课程中提到它。但是，月经显然是一种难堪的、消极的、秘密的体验。尽管大多数中学都在正式课程中包括了这个主题，但普瑞德佳斯特认为，对于女孩们来说，学校生活更重要的方面是那些隐性课程中的内容（见“社会空间中的童年”一章）。
其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月经常常被男孩们（有时候是教师）用来诋毁和贬损女孩们：
其负面影响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女孩们盯梢，发表令人不愉快的言论，谩骂，羞辱女孩如在公共场合把她们的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有时甚至就是直接的身体骚扰……男孩们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针对某个女孩做一些羞辱她的事……男孩们主要采用的手段就是，把女孩们的身体想象成肮脏的、被污染的和不受控制的（Prendergast，1992，70页）。
第二，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实践对女孩的身体认同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会直接通过学校工作人员对待女孩的态度而发生，也会间接通过供女孩们学习处理月经的物质条件而发生：厕所肮脏不堪，缺乏热水和毛巾供应；厕所没有门锁，毫无隐私可言，或是厕所在上课时间被锁起来，又或是让女孩们难以进入厕所；卫生棉的供应不足；拒绝为女孩们提供止痛药，并且禁止女孩们自己携带用品。那么，这个例子中塑造身体经验的不仅是月经的表现形式和观念，还有它在学校这一物质环境中的实际情况。普瑞德佳斯特认为，所有这些都要求女孩们通过身体的姿态和隐瞒创造出生存策略。
这些研究表明，身体和社会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密不可分地连接在一起。询问生物性和社会性各占多少比例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先天和后天的区分也可以进行同样的批评：先天和后天交互作用，因此不可能算出它们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各占多大比例。它们也不能被简单还原———正如一个蛋糕无法还原为“未经烘焙”时的样子来证明它所含的面粉比蛋多一样。
结语：转化身体
普瑞德佳斯特（1992，1995）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她认为身体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是与物质文化有关的。诸如月经初潮这种类别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事件，也不仅仅是身体经验的现象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但不能忽略塑造实践结构的物质资源的分配。因此，在本章的结尾，我们要讨论她的见解为童年研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所开启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技术社会学研究发现了一组可以用来考察这些问题的重要概念。它的代表人物拉图尔（Latour，1993）指出，社会生活不是一个纯粹的意义建构，而是“各种各样材料”的相互建构。这些材料包括身体、技术和人类思想。
每种材料都能够在“转化”过程中吸收和影响其他材料。这些材料的组合顺序或模式有时是稳定的，但通常都处于不断的转换之中。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是，人类身体和其他存在体之间的边界变得比一般所认为的更为模糊了。身体通过与不同技术工具的结合而获得了拓展。其中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就是儿童不断与大量各种各样的机器发生联系———脚踏车、电脑、玩具、录像机、电视机，等等。
在普雷斯（Place，1997）的研究中可以找到这种方法。他认为，可以通过考察儿童身体与各种技术发生结合的状况，来实现不同身体研究方法的整合。他选择的人种志研究地点是现代的医院，特别是儿科特护病房。他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身体先要被扎针和插上导管，然后与一套详细检测心脏、肾、脑、肺和其他器官的技术工具发生关联。这些工具会生成一套由医生和护士掌控的符号（曲线、数字和图像），这些符号的变化被理解为身体的变化：
在与这些工具发生关联的过程中，按照儿科特护病房的术语来说，身体被进行了“清理”（sortedout）。从字面上来说，它被“整理”（sorted）（原本秩序混乱的身体变得有秩序）和“理出来”（out）（内在性的身体被外在化）。同时，身体的边界通过肉体（人类）和非肉体（技术）元素得到了拓展。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技术形态的”（technomorphic），是可以通过与技术工具的联系而发生改变的（Place，1997）。
在这个环境中，护士和医生，以及父母和儿童病人一样，都与保持身体的完整性有关。但在这些情况之下，儿童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它的边界到底是皮肤，还是那些治疗和控制它的技术？
在参与性观察的基础上，普雷斯区分了“儿童数据”（发生在身体内部）和“数据儿童”（通过与技术工具联系而产生的身体表现）两种形式。他认为，这两种形式的一致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致性的存在是一分一秒地创造出来的，儿科的工作就是要维持“儿童数据”和“数据儿童”的联系。
普雷斯的洞见为本章开头提到的特纳（1984）关于基本主义和反基本主义的区分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身体和它的表现之间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儿童数据”和“数据儿童”就是彼此互相说明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其中一个会让另一个变得难以想象，“即使对过去和未来的状况有必要的了解，其中一个也无法对另一个起决定作用。它们只有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联系并相互说明。当这两种形式发生分离，一个就变成一组毫无意义的符号，而另一个则只是一堆杂乱的肉体和血液而已”（Place，1997）。
从本章开篇对童年身体的讨论到现在我们提出的童年本身可以被看作转化（translate）的产物，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是说，“身体”是由性质各异、秩序常常发生变化的要素所组成的。不同儿童在不同环境中可能会与不同的物质资源发生关联———不是产生出整齐划一的“儿童”，而是许多不同的童年观念。其中，他们的身体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或是在某些情况中可能不那么重要。但不论哪种情况，都有必要考察儿童身体的边界以及它们如何被成人、儿童、自然及技术的理解和解释所体验、建构和转化。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有别于其社会建构形式的“真正的”儿童———因为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那些宣称为儿童身体“代言”并让它服务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的做法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作为社会分析者的我们才能真正对阿姆斯特朗所说的儿科学家和詹姆斯所说的玩笑般严肃的小学生的主张去对等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