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遗忘虽然是有问题的，但的确也有一些优点。不像“社会发展性儿童”这一传统模式轻视了儿童的能力，儿童的部落化使儿童作为研究主体的身份通过文化相对主义建构起来。儿童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非成人和不能胜任的人。儿童只是不同而已，例如，这个视角使人们对于儿童的语言能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儿童所想的就是他们所说的，人种志学家的工作就是进行翻译并做出解释。他们的话语含义可能和成人世界中的不一致，但这不再是个问题。任何意义含糊的话语都被认为是儿童对于世界的看法的表现，是基于充分能力所作出的不同的观点（James，1979）。更特别的是，这种方法赞赏儿童表现出的多样性。
B.戴维斯（B.Davies，1982，第163页）极好地证明了这种新兴的对儿童语言的关注。她展示了儿童在与她的对话中如何表现出远远高于他们在日常班级活动中使用的词汇、修辞和分析方面的语言能力，这让他们的教师大为惊讶。她将这归因于她在儿童中非指向性参与的角色，这样做是因为她希望将儿童看作“在应对他们感受到的世界时是有自己的视角和策略的人；事实上是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人”（1982，第1页）。
但是，尽管“部落儿童”模式对于童年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模式还没有对成人和儿童世界的分裂进行反思性的方法论批判。因此，尽管人种志学家敏锐地描写了研究儿童的过程，但他们的解释却存在不足，例如，他们就没有充分地回应童年的文化模式可能是儿童对自己是谁的观念的必要的一部分，并且，这些模式可能会影响儿童与成人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曼德尔（Mandell，1991）描述了她对于儿童研究对象而言是“最少化成人”（least*****），并详细描述了如何实现这一点。曼德尔反对研究者的旁观者角色，她选择彻底地参与，并拒绝在儿童的世界上扮演成人权威的角色。她和儿童一起爬进采沙坑中，和他们一起荡秋千，认为这种参与行为会使她的成人自我远离儿童。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成为“最少化成人”是否可能（显然是可能的），或是它是否可行（也许是可行的），而是它究竟有多必要。采用更为折中的半参与式观察或朋友关系，会不会能了解到更多或至少是不同的关于儿童和他们的社会世界的信息呢？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正如凡伊（Fine，1987，第222页）所指出的，如果儿童身边的成人不可能被忽略———这是曼德尔尽管不情愿但也只能承认的，年龄、大小和权威总是会发生影响———那么，对这些差异的意义进行回顾是否值得？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是重要的，什么情况下是无关紧要的？在对儿童的人种志研究中，什么情况下成人必须重拾他们的成人自我，而这又会揭示出什么样的关于童年的社会建构和儿童对于自身被特定“儿童”话语所塑造的儿童身份的理解的信息？这些问题都加强了凡伊和桑德斯特伦（Sandstrom，1988，第17页）已经提出的观点，即“社会学家和儿童之间保持差异是具有方法论价值的———研究者以某些‘非儿童’的方式进行互动———如提出一些不合规矩的问题”。正如格尔茨（1983）所指出的，如果人类学家不需要变成本地人才能从本地人的视角进行论述，那么显然童年研究者也不需要假装自己是儿童。
这些批评并不是要童年研究从人种志研究中离开。远不是这样。它的目的是指出，如果我们承认儿童和研究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承认无论多么友善或是多么年轻，研究者在儿童的生活中进行的观察也只是半参与式的，这样，我们才可能设计出特别针对我们的成人身份对完全参与造成阻碍的情况下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技术（见下）。研究是什么样的差异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是如何造成的（Bateson，1973），这种研究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即使不比采用“部落儿童”模式将我们自身部落化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信息更多，至少也是同样丰富的。
将儿童作为少数群体来研究
童年研究的最后一种方法是我们在“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所说的关于儿童的优秀的人种志研究，可见Corsaro（1996）。
“少数群体儿童”，它对于研究角色的态度是一种反思性的立场。采用这种方法论框架的研究者不把自己视为儿童世界中毫不唐突的参与者，而是将儿童视为一个共享的但以成人为中心的世界中有能力的参与者，研究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相互理解而建立的。他们的关注重点不是儿童与其他儿童的社会生活，而是儿童对于他们被要求参与的成人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采用这种儿童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主题———严重的疾病和工作———这并不让人意外。在工业社会中，这两者在概念上都是成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儿童的。死亡和劳动在那种安全、快乐和被保护的童年意识形态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Holt，1975；Ennew，1986）。这些研究领域就是要研究那些参与成人事务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外的儿童。
布鲁邦德兰纳对末期病患儿童的田野研究的方法（见“身体与童年”一章）就是她所面对的儿童是职业病人的直接结果。当这些儿童9岁的时候，他们进医院的次数已经“多达50次了，他们已经学会了大量关于医院如何运作的知识，学会了如何影响不同的人，以及各类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表现的意义”（1978：238）。她的著作描述了这些和成人世界打交道的儿童，成人的决定让他们不断地受到排斥，但又始终受到成人世界的规则和治疗制度的控制。在这个环境中，布鲁邦德兰纳的研究者角色在不同的时间和面对不同儿童时是不同的。她不属于护士、医生或父母这些传统成人角色的任何一类，而是成为儿童可以交谈的对象，有时候是儿童可以施加控制的对象。对于她来说，这些儿童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她作为成人要学习着去参与的另一个世界。他们是一群面对困难选择的人，有特别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她的探究受到儿童的导引，并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她不提出要求，而只有在儿童要求时才参与。她认为，研究者试图扮作儿童是无意义的；她与儿童的关系是平等的。
奥尔德逊（Alderson，1993，第71页）在对儿童同意手术的研究中，探讨了儿童的权利和决策的问题，她明确表示其研究策略是按照一种“成人化儿童”（theadultchild）模式建构起来的。她观察到研究儿童和成人间的不同如果她保护性地将儿童置于一种成人—儿童关系之中，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成熟的、有能力的人，那么研究儿童和成人之间得出的任何差异都主要来自访谈者。一些儿童羞涩或犹豫，就像一些成人也是如此，但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自信的、表达流利的8岁儿童。相比年幼的儿童，成人一般会建立更多的联系，且回答得更具体更多。这种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上的，而且可能不是儿童的不成熟造成的，而是他们的经验不足所造成的。当他们有了经验，就会给出成熟的回答。
和那些将儿童部落化的做法一样，这种模式对于儿童自己的视角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并不将其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的声音。恰恰相反：儿童会观察和分析他们的成人照顾者的行为。这些研究尽可能地如实呈现儿童自己对于治疗的看法，以及对医生、护士和父母的行为的看法，并且认为儿童有能力对自己的疾病进行评论。在此基础上，布鲁邦德兰纳和奥尔德逊再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对儿童的看法进行解释和拓展。
但是，比利森（Bearison，1991，第26页）反对后一种做法。他主张儿童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分析。我们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探究：
只需要听取儿童对那些重要事件和问题的讲述。他们的叙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用的地方。他们教给我们倾听儿童而不评判他们的价值，这样他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更响。
尽管他对儿童叙述的大胆呈现让人想起最近社会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著作，但这样一种对“少数群体”的极端应用对于儿童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比利森几乎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如何获得他所呈现的儿童叙述的什么线索，因此我们所听到的儿童失去了而非获得了任何个体性和人格。不像奥尔德逊或布鲁邦德兰纳的研究，我们不知道是他所访谈的75名儿童中的哪一个在向我们讲述。是3岁的孩子还是9岁的孩子，是非裔孩子，西班牙男孩还是一个白人女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这是成人的叙述，那么这些细节正是我们作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应该关注的。比利森希望清晰地表达儿童自己对身患癌症的看法，却忽略了这些细节，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重复了“社会发展性儿童”模式这一普遍做法，而这种模式正是他从根本上反对的。
在少数群体方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它在努力重新宣告儿童的能力和地位时忽略了童年的多样性。当它在残酷的疾病或劳动这一成人世界中试图证明儿童的实践能力时，即使是在它最成熟的年龄和性别方面———童年的关键差异———也有可能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当作儿童差异的社会学指标。例如，索尔贝格（Solberg，1994）在其对挪威捕鱼业社区的田野研究中指出，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儿童对工作的看法，那么我们必须忽视年龄。在这个社区中，儿童和成人一起为鱼线挂饵，不论他们是成人还是儿童身份，他们都应该完成任务。这项研究将通常被异化和问题化的儿童劳动（见“童工”一节）视为儿童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方面，儿童是这个挂饵团队中有能力的成员。
但显然在工业社会里，并且在南方社会也日渐如此，年龄的概念以及在较低程度上的性别的概念确实对童年概念设定了边界，这些边界为“儿童”划定特定的活动领域，既规范儿童的活动，又限制儿童的活动。这些边界如何被绘制告诉我们儿童和成人之间社会身份的差异；这些边界如何被调整告诉了我们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力。在研究设计中，我们应该考察这种对儿童生活的建构的两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