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理论，它也是对于已有的精神建构的具体应用，它会对现实生产和现实结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要探究并预防社会建构论的确有抛弃具体的、物质的儿童的危险。
部落儿童
我们的第二种方法———部落儿童———在思路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理论视角，它还为我们揭示了对分层系统的道德再评价以及成人与儿童之间照惯例存在的权力关系。它认为，童年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真实存在，而非什么想象、游戏、拙劣的模仿或不完善的成人早期形式。当然，如果说这种方法是认真对待儿童的，似乎又太过分，因为这好像是说其他方法没有认真对待儿童一样。但是，这种方法加入了儿童自己的观点，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确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我们知道梅耶尔（Mayall，1994b）所说的儿童的童年：尊重儿童的差异，赞扬儿童的自主性。按照博学的人类学家的观点，那些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们不但不会将他们的建构和变化强加于儿童的行动之上，而且还试图以一种新泰勒主义（neoTylorian）的形式来对待其表面解释。儿童不会被理解为“文化木偶”（culturaldopes）；理论家不会预先假设儿童对社会生活规则只有一个误导性的、虚构的、肤浅的或非理性的理解。儿童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成人一样，他们也应当像成人一样被理解。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爱欧娜·欧比（IonaOpie）和彼得·欧比（PeterOpie）丰富的人种学研究就探讨了这种模式所说的可能性。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认为，儿童的自治群体早就应该被认识到。儿童的世界并非不被成人世界所影响，但却巧妙地与成人世界保持隔离；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有自己的习俗、仪式、规则和规范约束。这是一个校园、操场、社团、帮派的世界（OpieandOpie，1977）。
这种方法倡导关注儿童结构化的社会性行动，但其所处的系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因此需要通过研究去了解。在这种方法中，童年意向性适合采用人种学和解释学方法论所推荐的人类学的“陌生感”来进行研究，因为如果童年的部落是以社会世界的身份出现，那么相信它们的特性会系统地破坏我们关于其他（成人）社会世界运作的想当然的知识。毫无疑问，这两种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但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确保相似性，并且不能让任何对儿童世界的****关系合法化或成为****关系的替代品。
这种方法发掘出的宝库预示着童年的人种学研究的数量将会或应该大大增加，尽管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产生古怪故事的负面潜力———关于儿童部落的古怪故事和逸事般的解释———这些不应是它的目的。相反，尽管文献中提到儿童的本体论更多是一种期待而非可实现的建构（construct），但这种方法有希望确保这种儿童生活的形式能开始得到详细的注解。这种童年实践的映射（mapping）、自我呈现、动机和假设为关注内在童年时光提供了基础，反过来，对童年内在的关注又能使两者的交流更有效，并且使近来对儿童日常生活的政策更为恰当了。从儿童的角度而言，世故地（knowing）侵入他们的部落习俗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他们的控制策略增加的威胁。一旦内在和本体论可用，在前社会学儿童模式中所说的永久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想象，就可能成为现实。
尽管“部落儿童”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但它有一个明显的优点。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阐述，它促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可持续的对儿童语言、语言获得、语言游戏以及从而迅速发展的能力的关注。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与儿童的关系和对他们的教育，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心智构成。
少数群体儿童
接下来要谈的方法能在认识论的许多方面适用于儿童，因为它的特点是童年的政治化，这与先前谈到的存在结构性歧视的不平等的社会的观点相一致。奥克利（Oakley，1994，第13页）（也可见于Alanen，1992）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试图详细证明女性研究的政治学和童年研究的政治学之间所存在的相似性：
本章从已有的女性研究学科视角来讨论新兴的童年研究领域。当然，女性和儿童从社会性上来说就是相连的，但这些专业学科研究也提出了关于女性和儿童同为社会少数群体的关系，以及他们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有趣的方法论问题和政治问题。
通过将儿童归为少数群体，这一方法想要挑战而不是证明现有的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少数”是一个道德的词语，而非人口学分类，它传达的是相对的无权力状况或受害状况。这种儿童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对童年的内在兴趣（尽管它肯定会伴生于更大的研究目的），而是来自对社会结构的控诉以及对相应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控诉。这种意识形态，用奥克利（1994，第32页）的话来说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将它们给另一部分人”。
社会学在过去30年中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的转变为社会的。这不仅仅是将所有现象都理解为社会现象的涂尔干式的努力。已经发生的，以及最终导致这种儿童观产生的是一种向现代社会的重新民主化和分解所有剩余的隐秘的社会分层的系统转向。尽管经典社会学主要关注通过阶层形成的社会分层，但现代社会学已经开始关注所有一直以来被当作“自然的”或“仅仅是人性”的领域。因此，种族、性别、性、年龄、身体和心理能力都进入检视范围，都能从它们的社会背景来获取意义和常规实践。童年进入到这种研究潮流和获得关注的时间已经相对较晚，但终究它还是得到了注意。主观社会立场认识论在与其他童年研究方法的研究经验发现相联系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力。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看似致力于儿童的兴趣和目的：是一种为了儿童的社会学（asociologyforchildren）而不是儿童社会学（asociologyofchildren）！在很多方面，儿童被看作与成人一样，或者被看作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被看作能动的主体。另一方面，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任何一种社会群体成为自为（for itself）群体而不是自在（in itself）群体时，都必须接受一种政治化的否认内部差异的统一性。从而，这些同一的儿童成为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需求必须得到倾听，而这个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差异则很少被注意。这与已经被发现的问题相似，例如，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应用到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去。
强调儿童是少数群体的方法重蹈了这些问题的覆辙。
社会结构化的儿童
社会结构化方法包括了共识（soundsense），如果不是实用主义的话，这些共识开端是承认儿童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共同特征。作为所有社会的组成部分，儿童是典型的、有形的、持续的和正常的。实际上，他们具有社会事实的一切特征：他们的表现可能在不同社会中有所不同，但在每个特定的社会中他们是统一的。从角度而言，他们组成了所有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这个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儿童不是病态的或不完全的，他们组成了一组社会行动者的群体，且他们作为公民有需求也享有权利。
在社会发展性儿童模式中，我们看见一个由理性的成人和等待接受社会要求的社会化过程的儿童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化方法中承认儿童的持续存在，也承认儿童的本性。从这一点出发，社会结构化理论进而可以考察在特定社会中或所有社会中适用于童年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儿童再次成为一个同一的类别，存在于特定社会结构所提供的约束中。
这样一来，儿童成为一群主体，但他们的主体性既不是任性的也不是多变的。其主体性由社会所决定，因此童年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讨论童年有一个更为积极更为重要的原因，即“童年”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儿童———无论是从时间、空间、经济的或其他相关标准来划分的区域———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换言之，“童年”使我们不但可以总结童年的特点，也可以总结童年所处社会的特点，因为他们是互相依赖不可或缺的建构；并且，它让我们可以将童年与同一国家中的其他群体如青少年、成人和老人作比较，因为他们在原则上都受到相同特点和社会构成因素的影响，尽管受到影响的方式不一样；“童年”让我们同样可以讨论在何种程度上特定区域的儿童在历史进程中被改变，因为———一般而言———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持续性要比在其他形式的组织中更占主导地位；最后，当使用童年概念时，我们可以作跨国的和跨文化的童年比较，因为我们使用了同样类型的影响因素———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的因素。（Qvortrup，1994，第5—6页）这种研究证明了儿童拥有和成人一样的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格，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能力有所不同，这些能力都是社会结构中可以识别的特征。
这一观点是双重性的，但也不互相矛盾。尽管弗朗士（Frones，1994，第148页）指出，“社会结构化”儿童有多重维度，且可以独立地研究这些维度，但要理解他最终所建构的“儿童”，需要和整个社会结构中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制度安排的限制建立联系：
童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个人被看作儿童，以及这个阶段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大多数童年研究都关注四个主要方面：代际关系，儿童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年龄群体的儿童，和儿童相关的制度安排及他们的养育、教育等。当然，一个类别中的因素可能会在另一个类别中也很重要，例如有关儿童的制度安排在儿童文化分析或儿童与父母关系分析中都很重要。
这样看来，“社会结构化”儿童有着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总体上是和社会的制度结构相关的，它们不会简单地随着关于儿童的讨论的变化而变化，或是随历史进程中剧烈的偶然事件而改变。
结语：一条新的道路
这四种我们认为具有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特征的社会学方法搭建了一个平台，基于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开始在接下来的主体章节中考察当代童年的不同场景（sites）。本书的第二部分“定位童年”（SituatingChildhood）是全书的中心组成部分，它考察童年现象的新轨迹（loci），并通过经验事例，证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如何与当代社会理论核心的二元对立产生联系：行动———结构；普遍性———特殊性；本土性———全球性；连续性———变动性。
我们从当代时空的后设性维度出发，把它们看作塑造人类对社会身份的认知和社会身份的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反思性地探究当代童年状况和理解童年的不可避免的背景。
接下来是儿童的日常世界，也可以将其描述为童年的实践，它常常通过成人视野中的工作与玩乐的极端分类来进行分析。在本书中分为两章：童年文化（childhoodculture）将玩乐视为一种差异来考察，而不是将其作为休闲或时间的琐碎化来考察。与此相应的是童工（workingchildren），这个称号故意使用了讽刺的经济的隐喻。因而，在这两章中，我们试图对儿童如何“经营”童年进行解释，尽管这与成人的期待相反。我们考察的最后一对童年“场景”是它潜在的多样性（childhooddiversity）。童年的多样性关注儿童所生活的无限可能的社会背景，进而对童年的传统的、单一的和还原的形式进行解构。这样一来，我们的关注重点成为了童年，而这也是我们有意要面对且在接下来考察童年中身体（body）的物质同一性时将要对它进行质疑的一个视角。
最后一个实质性的任务是探讨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产生相伴的方法论问题。本书以童年的理论建构结尾，四种解释性方法和四个二元主题都被归入了理想类型。这可用于我们在回顾时显示我们的分析是如何得到的。但是，它也揭示了其他人如何参与童年的理论建构。因此，本书的目的是对童年方法进行综合，并证明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以及对我们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的成员身份进行再认和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