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颐年堂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乘一节专用卧车厢到达北京，恭候中央首长的接见，住在中央招待所乡村饭店，因为接见时间不断推迟，我们这些初次到北京的人就尽情地游览名胜古迹。好像天下就是我们这伙人打下来的。土包子忽然想开开洋荤，有人提出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提点要求，你们作家可以分析分析我们当时的思想变化，好像不借此讨回点什么，捞取点什么就觉得冤枉，心理不平衡。要什么呢？在战争年代，军人三件宝——战马、手枪、表。现在要赴越作战，战马是用不着的，手枪是不要也得带的，我们团以上干部，每人也都有块表，大多是战利品，配给指挥作战用的，当时，我一心要一块梅花牌的女式表，托人带给谢红梅，有人提出，出国了，要有点派头，要双黑皮鞋，有人要一支派克笔，全都是洋玩意。
你现在觉得好笑吧？当时可是认真到极点，要什么，争论了好久，才确定要三样：皮鞋、瑞士表、派克笔。……连其他必须的物资一起列了个清单，提前交上去。6月25日，朝鲜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央首长推迟接见我们的原因。我们并不急于中央首长接见，从故宫、颐和园到长城、卢沟桥，尽情领略古都的风貌，发思古之幽情，感受着从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的喜悦和一个战胜者的骄傲之情。
“那是6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将在近期内接见我们，大家集中学习，一概不准外出。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四十多人就集中到颐年堂等候，先是刘副主席……”孙洪林停顿了一下，苦笑着说，“现在是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了。……”
“你不是说写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嘛，实事求是。……”
“是啊，我只能照历史原样说，刘副主席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这几天很忙，朝鲜局势关系到我国的安危，他们有很多工作要急于处理，所以由他和朱老总先来接见我们。”
谈话开门见山，表现出他的率直坦诚的性格，他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到越南去工作，是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实在不能去也不要勉强，只要理由正当，可以考虑，重新换人嘛。……’当然没有人说话，因为不愿去的也只有几个人，公开提出来的就更少，既然已经决定，谁还在中央首长面前丢人现眼呢？‘去不去，这是个原则问题，实在有困难不能去的，组织上自然会考虑到，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要有国际主义精神嘛，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民族，还要解放全人类嘛。……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白成进北京，以为天下太平了，想安逸，骄傲了，结果到手的胜利果实又丢了，落了个战败身死的下场。所以主席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嘛。不要只看眼前，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胸怀要宽阔，要有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嘛。……’他讲这些话时，表现了某种严厉，当时，他讲了很多，你要写他的原话恐怕要去找当时的记录，我只是记了个大意，精神是绝不会错的。朱老总讲话就像一个忠厚长者，温和实在，有一种道德力量从他那农民式的朴实的身上散发出来，他说：‘你们到越南去干什么？不是去办外交，是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而是出主意、想办法，不要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我们有我们的经验，当然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经验，帮助嘛。可是，人家也有经验，还有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许多经验，未必适合他们的条件，丛林战争谁打过？我们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照搬照套也不行。他们的情况有些像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有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打一打运动战？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的建军经验，我看对他们也是适用的，……听说越南很苦，你们要有吃苦的准备，可是，再苦也没有咱们的万里长征苦，……’朱老总说到这里，拿起桌面上的一张纸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的物品单子，有的就不大需要，你们要皮鞋干什么？又不是去当外交官，那里是山林、稻田、水汪，一踏一脚泥，怎么走路啊？’我们都嘻嘻笑了，想象着打着赤脚背着皮鞋行军的狼狈相，‘还是多带草鞋好。手表，我看你们每人手上不是都有一只吗？有的非换不可的换一只能用就行了，还有派克笔，听说要几十万元（旧币值一万等于一元）一支呢，写好字不在笔，能用就好，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笔，只是用毛笔和铅笔，当然，笔是应该每人发一支的，咱们国产的新华笔就很好嘛；衣服，也不要这料子那料子的，他们都在过游击生活，天天钻山林，要那么特殊干什么？……’
我们都觉得朱老总说得很实在，一种艰苦朴素奋斗终生的浩然之气和长者之风，令人感动。……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忽然听到有人低低叫了一声‘毛主席来了！’我们站起来眼睛猛然一亮，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遇上有意义的名字或是籍贯，就打趣几句，随便得就像老熟人一样，刘副主席请主席讲话。主席就随意坐在顾问团中间，毛主席的渊博是人所共知的，讲话时讽喻迭出、妙语联珠、广征博引是有名的，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切入了正题，主席说：‘军队第一次向外国派出顾问团，是件大事也是新事，希望你们取得好经验作出好成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团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义务。帝国主义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唇亡齿寒，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你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我一边笔记，一边想，主席深入浅出，平平淡淡几句话，就说明了深刻的道理，主席继续说，‘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胡志明同志就参加了，还有许多越南的同志为中国革命流过血，牺牲过性命，人家有国际主义思想，我们也应当有，点滴之恩，涌泉相报嘛！……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可是，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开始不想见他，我说胡志明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了，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团，斯大林没有同意。……胡志明只好要求我们，我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也是土顾问呀！’说到这里，毛主席笑了，我们也都笑了。毛主席不断地吸烟，他的脸被自己吐出来的烟雾笼罩着，他的思绪深邃而又悠远，‘怎么当好顾问？
你们可以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就是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不可以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成我们自己的解放事业。要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了越南，要虚心一些，首先向人家道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过去曾经对人家不起，侵略过人家，好长时间越南是中国的属地。……是从汉朝吧？东汉时期不是有个马援吗？就是他征服了越南，“马援征交趾”就是说的这回事。……’毛主席概略地向我们介绍了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和越南人民抗法的历史，而后把话题一转说，‘……你们还要向越南同志说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只是依靠外援，我们中国百多年来，内忧外患，连年战争，我们还很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我们援助的也不仅仅是越南。我们的援助是无私的，毕竟是有限的。……在自力更生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要介绍给他们。……’毛主席在反复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之后讲到了保密问题，他说，‘军事顾问团这个名字不要公开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要绝对保密，连亲友也要保密，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要带去，在越南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而且当顾问也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需要冲锋陷阵。……’后来，我们的军事顾问团，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
“主席后来又问到了出发前的准备和一些细节，朱老总便把要携带的物品单子给了主席，并说有些东西不太必要，像皮鞋、钢笔、手表等，还要研究。毛主席作了个气势非凡的手势说，‘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嘛，还研究什么？你朱老总就大方一点嘛，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朱老总也笑笑说，‘还是主席气魄大，那就按这个单子批给你们吧！……’我看，……”孙洪林看了看手表，“关于人越的过程今天可以不谈了，关于越南的历史和黑旗军的历史，黎东辉可以跟你谈，人越之后，在作战指挥上，都有不少争执，也发生了不少矛盾，这方面，你可以先听听黎东辉的意见，而后咱们再交换看法。……”
“我是不是把你的某些想法告诉他？不然，他若是回避一些争议，或是根本就不愿跟我多谈，仅仅是应付搪塞，我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这人耿直诚实，也很健谈，应该跟他以诚相见。就说我目前不便于和他共同在一起研究抗法斗争的事实经过，有许多问题，通过你来代替我们进行交流，这样对你采访非常有利。但是，你见到黎东辉时，一定要注意三谈三不谈。……”
我请孙洪林作出解释。他说：
“先说三谈，一，要谈中越友谊；二，要谈抗法抗美；三，要谈战斗生活和战争艺术。……三不谈：一，不谈反修，在这方面他持有不同看法，可以回避；二，不谈我们国内的****情况，他们对我们的****乃至红卫兵运动很不理解，所以，我的儿子越境来越南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三，不谈越南党内军内和南北方的矛盾。……”
“这很容易做到。”
“你一定强调你是作家，不代表中国的官方和军方，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疏忽。你们只是一种民间的友好的交谈，文学上叫什么来着？是叫‘文责自负’吧？你去找黎东辉的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向支队其他人打招呼，免得节外生枝。……”
临告别时，我借了他书架上的那部《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就是越南史学家明峥所著，在去拜访黎东辉前，我想再看一遍，以便谈起来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