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十七：在IOS事件中您做得非常正确，使德国大众免遭了一次大的损失。从这次事件以后，您似乎成了德国经济发展的理性指导者。您认为当今的政客是缺乏经济理性思维的，或者说您对欧洲经济政策的现状还是持满意态度？
答：如果您所指的是欧洲联合进程的话，那我的态度还是满意的。要是让我投票的话，我宁愿投马斯特力赫特一票，不过，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搞这个投票的。我要对那些反对欧洲货币联盟的人说，跟马约做对不值得，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多狂热的欧洲人，包括我在内，理所当然地梦想着，一个统一的共同的欧洲货币的诞生。他们认为，欧洲政治联合的唯一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就是首先货币统一。
恰恰相反，反对派认为，加盟各国有了和谐统一的经济、金融、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后，统一欧洲货币的前提条件才算成熟。这让我想起过去君主共和制时期的一个类似的形势。当时有两个议会，共同掌管外务、金融和国防方面的事务并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匈牙利的国王弗朗兹·约瑟夫，必须在生效期之前签署完所有的法律条文，但只有在两个议会都同意的情况下他才能签字。当时的钞票只在两个国家印刷，一个是德国，一个是匈牙利。
调整外汇汇率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均衡两国间的经济发展。当然，投机买卖的过度超额认购另当别论。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指数是2％，而另一个国家的是20％，那么，大幅贬值的货币不管什么时候，不可避免地肯定要在国际市场上与低值贬值的货币相遇，这不会导致过大的贸易非均衡性，应该说，只有防御性的措施能有效地帮助这种局面，但是，处于欧洲陷阱中的这些措施又是荒谬不可行的，因为他们面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说，欧洲共同体要首先始于“海关联盟”。
在欧洲，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问，人们能很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的差异性来。好几次，为了均衡通货膨胀带来的心理情绪，意大利里拉被迫贬了值。最近的几次非均衡性，人们可以从1992年9月和1993年夏季的几次金融调整中看出来。1992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一夜之问突然宣布退出欧洲货币管理体系，他们不再想搅在其中，因为联邦银行的汇率总是紧随他的总统施莱辛格的意志行事，经济形势不断下滑。在近一年后，基于同一个原因，货币体制链条上锁定的货币影响领域由原来的4.5％扩大到了30％。震动幅度的加大是制约投机贸易的最好手段之一。这个昂贵的游戏就此结束了。多种货币被链条联在一起，形成一条锁链，人们共用一种货币，这种情形会导致货币的保守，弱势发展，而这时候正是做卖空投机的好时机，因为风险相对较小。当然，欧洲货币联盟的实际意义已比7年前决定成立时的旨意要现实而且宽泛得多了。
一个一致的通货膨胀率是欧洲国家使用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也只有当工资、生产力和税收等因素全部都达到这个要求，协调一致、同步发展，甚至是受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府和欧洲工会的领导的时候，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大。如果为欧洲货币制定一个统一的前提条件，即统一的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平均价格也应该一样。但在欧洲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的人们之间该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呢？我常常往来于德国和法国之间，亲身感受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风俗。在欧盟中的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实际上的差距却非常大；法国人看重的是美酒佳肴，德国人则最青睐汽车和住房。再看看英国，英国人对吃喝不屑一顾，他们讲究穿着，衣服必须得体。而对北欧国家的人来说冬季的燃油和取暖问题则是首要的，对于南欧的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各国之间的政治重点也各不相同：法国人对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之类的问题特别敏感；德国人最怕通货膨胀。所以法国人比德国人早得多地接受了黄金储备基金的政策，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而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那么高，储户想要得到的是银行的利息和养老保险。法国人不看重银行利息，他们有了钱就往股票上投。
在对外政策上，英国和法国直到今日还在它们的殖民地国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不迁就于欧洲的外交政策。与此相反，德国这些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组织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已经习惯于在共同体之中按部就班地处事了。
在环境政策上各个国家之间也是差别很大：德国人率先垂范，从经济税收之中拿出大笔开支致力于此项事业；其邻国的环保意识却没有这么强。德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环境政策强加于人；但是鉴于内部政治的压力，德国人也不能更改自己的环境政策。在欧盟统一进程中的另一个大障碍是加盟的12个国家的政治的不稳定性。欧盟政府只是在近四五年来才逐步形成的。在这12个国家的统一进程之中的很多允诺已经形同虚设，成了废纸一张；因为只要其中的某一个国家已经实行了自己制定的汇率，对其他国家来说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人们设想着，德国以后会是红一绿党联合执政。欧洲在能源环保政策上面的统一和协调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而法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放弃原子能的研究；在德国，绿党的势力却在不断地扩大。
中央银行议会的成员们坐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也是纷争四起；当他们正式谈到“欧元’这个词的时候，更是意见不一。他们每年要花38万马克，每个月要去两次法兰克福开会协调相关的事宜；他们让自己这么忙忙碌碌为的是不让自己失业。他们还提出要实现零通货嘭胀率，以此来标榜自己。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却不做这种无用功，比如法国和英国，它们就认为较低的失业率要比绝对的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要重要而实际很多。同时，让另外的一些国家加入进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像西西里亚人、苏格兰人、丹麦人、西德的东弗里西亚人还有葡萄牙人，正如歌德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人人都愿意像其他人一样，维护自己的尊严。
欧元是否进入法律议程还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我想借用朱略斯·罗迈斯的一段歌剧唱词来解释一下，歌剧的名字是《多那格》。30年代首次公开演出的时候我就看了这部歌剧，现在人们把它看成是传统作品，又在法国人公认的古典派剧院法国大剧院上演了。歌剧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冒险家要自杀，他卧薪尝胆，立豪言壮语，却无一实现，所以，他心灰意冷，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公园里，他邂逅了一位老者，他叫拉·塔哈戴克，是个地理学教授。老教授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向这位要自杀的年轻人抱怨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他要加入法兰西科学院，却被拒绝了，原因是另一个被他称为对手的科学家揭发他，说他的论著中有关名叫“多那格”的那个国家的论述有失实之处，在这个位于南非的国土里蕴藏着大量的黄金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那里根本就没有黄金。
“什么？”那个年轻的冒险家突然跳起来，大声尖叫着，“多那格根本不存在？那我们干脆就造出一个‘多那格’来吧，我们组建一个股票公司，上市集资，攒足了钱到多那格去开采黄金。”
这么说了，马上就这么做了。他向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游说，他要建一家公司。股票上市了，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大肆宣扬、报道，要到多那格开金矿的一切事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不久，全世界的冒险家们，开采金矿的行家里手们，还有那些破了产的妄想家们都来关注这件事，到“评评说说”栏目里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想到拉·塔哈戴克所描述的那个铺满黄金的地方去。实际上，他们一克拉的黄金也没有挖掘到，但是，因为一大批人生活在那儿，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城市倒是建成了，有商店，小吃店和住房等。
即使没有找到黄金，小城里的生意照样做得红火。城里的一个居民举行了一个联欢会，庆祝他来到多那格国10周年。正在人们欢庆的时候，又来了一封电报，纠正一个“科学界的谬误”，给拉·塔哈戴克教授平了反，说他被获准吸纳进了法兰西科学院。
塞翁失马，谁知这一定就是坏事呢？就在欢庆的氛围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多那格人好事成双，多那格国又爆新闻，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多那格国地底下蕴藏的石油喷发了。
所以说，欧洲是否真正拥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货币制度，或者是使用一种统一的钞票都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长期以来扎根于欧盟各国的普通消费者，股民特别是企业家们心底里的观点就是希望国泰民安，所有的一切秩序良好，有条不紊地进行。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家不断地投资、扩建和发展，企业家们广泛加强各方联系，收购国外公司，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大展宏图。最终在第一份条约签署并生效之前，出现了全世界的大联合。
（记者插言：是的，您说的很正确，但要等一等才能实现，而且，这一等还不是个短时间；世界大联合在一种无序的氛围之中交错——从南极到北极，从亚洲的日本到欧洲再到美洲的洛杉矶，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混乱，一种没有秩序。）
这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所在，像个发电厂。他们是职业的悲观消极者。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或者提到德国的第二次经济腾飞，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相反的，他们谈论的是，世界大联合的泡沫早就烟消云散了。
这又让我想起也是这个剧作家写的另一个歌剧，我是70年前看的，里面有一个诺克博士，当他的同事用言语攻击他的时候，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病者，只是自己不知道！”现在，按科学的观点，倒正好与之相反，认为，其实人人都是健康的，只是人们没有自我感觉。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议论着危机，真的是纯属饶舌的空话，即便是富有的人还不是照样也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