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南北战争期间，欧洲粮食连年歉收，增加了对美国谷物的依赖程度。英国进口的美国小麦，从1860年的10，700万蒲式耳，猛增到1862年的6，200万蒲式耳，其他谷物和肉类产品的进口也有所增加。可以说，称王的不是棉花，而是小麦。
1861年5月13日，英国帕麦斯顿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将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美利坚诸州同盟”之间的争执中，保持“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其他欧洲国家跟着发表中立声明。这就等于承认南部同盟是交战国，从而使它享有在中立国签约借债、购买军火的权利。一开始，林肯政府对此感到愤怒，南部则喜不自禁，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在外交上承认南部同盟的前奏。但是，与北部的恐惧和南部的希望相反，承认交战国地位并不是走向外交承认的第一步。事实上，欧洲宣布中立从长远看对联邦是有利的，因为声明里包含着正式承认了联邦对南部同盟的海上封锁。这符合当时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英国在外交上并没有承认南部，南部的密使也从未得到它的正式接待。英国造船厂为南部建造的船只，在林肯政府的抗议下停止了交付。最后，南部同盟的使节只得怏怏离开伦敦，而英国领事也从南部撤回。
然而，在战争期间，英美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相当紧张，几乎走向破裂。这集中体现在“特伦特号”事件上。1861年11月8日，美国战舰“圣哈辛托号”拦住了从哈瓦那启航开往圣托马斯的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该邮船上载着两名南部同盟的代表詹姆斯·梅林和约翰·斯利德尔，他们两人受命前往英国购买武器和订造战舰。“圣哈辛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派人上船将他们逮捕，之后又将其投入到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这一事件在北部大快人心，人们把威尔克斯捧为爱国英雄，众议院还颁给他一枚特别奖章。消息传到伦敦，英国统治集团为之大哗。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起草了一份语气强硬的照会，要求美方立即释放南部同盟的代表，并就此向英国进行道歉和赔偿，否则就诉诸战争。与此同时，英国立即在加拿大增兵1万人。大西洋两岸都普遍议论着战争。
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林肯总统表现得十分冷静、沉着。他意识到联邦政府在此时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南部奴隶主的叛乱活动，只有委曲求全，做出一定的妥协、退让，才可以避免新的美英战争的爆发。于是，林肯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而英国内部也有一些官员不同意战争，英国政府就把这作为道歉，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这一危机乃宣告结束。
胜利的曙光
麦克累伦被解除波托马克地区联邦军司令的职务后，由安布罗斯·伯恩塞德接任。但伯恩塞德的指挥仍不得力，他没有寻找南军主力作战，而是急于攻取里士满。结果，1862年12月13日，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惨遭败绩，损兵折将12，700人。伯恩塞德因此被革职，改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任其职。这位“骁勇自负”的胡克将军继续错误地执行进攻里士满的计划，于1863年4月在钱瑟勒维尔战役中又一次惨败在足智多谋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的手下。但是南部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付出了伤亡约13，000人的代价。此后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优势逐渐转向北部。
罗伯特·李决定乘胜在北部开辟战场，他认为只要在北部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就会使西部战线上的形势得到缓解，欧洲列强就会承认南部独立。1863年6月中旬，李率军75，000人越过波托马克河进入宾夕法尼亚境内。胡克提议以攻击里士满对抗罗伯特·李的入侵。林肯否定了这个提议，指示胡克应以李为攻击目标。但胡克不同意总统的部署，于是林肯立刻以乔治·米德取代了胡克，令米德寻敌作战。结果，1863年6月30日，两军在葛底斯堡发生遭遇，双方立即交火。这样美国内战期间最具决定性的战役打响了。
7月1日，南、北两军列阵开战。罗伯特·李首先发动了进攻，企图冲垮联邦军防线，但未能得逞。3日下午，双方震耳欲聋的炮击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接着是一片沉寂。罗伯特·李误以为对方的火炮已被摧毁，乃以3个师的兵力发起冲锋。当他们进入开阔地时，联邦军突然枪炮轰鸣，猝不及防的南军官兵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接着便是一阵刺杀、嚎叫、殴打、枪击和混战。罗伯特·李见形势不利，只得丢盔弃甲，狼狈地逃回南部。
在葛底斯堡的这场鏖战，使南军损失1／3，联邦军队也伤亡23，000千余人。尽管如此，这场战役对北部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此后，北部开始转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阶段。
4个月之后，在葛底斯堡战场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时，林肯总统发表了那篇不朽的演说：
87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缔造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于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如此孕育并奉行这一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我们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伟大的战场上举行集会。我们来到这里，要将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曾在这里捐躯、以求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的烈士们，作为他们的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能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能用它来献祭，不能使它神圣化。我们曾在这里战斗过的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勇士们已经奉献了它，远非我们微薄的能力所能予以增减。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也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说的话，但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做过的事。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倒是应当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曾在这里战斗过的人一直十分崇高地将它向前推进的那一未竟事业。我们倒是应当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竭尽全部忠诚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使这些死者不致白白牺牲；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福祜下得到自由的新生；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会从地球上消亡。
正当罗伯特·李在葛底斯堡遭到惨败时，在西部战场上更大的灾难降到南部同盟头上。1863年7月，格兰特攻占了密西西比河上的重镇维克斯堡，并控制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
1864年初，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不久，格兰特卓有成效地组织了一次打击南军主力的“荒原战役”（又称“弗吉尼亚战役”）。与此同时，由威廉·谢尔曼率领的一支联邦军队实施了“向海洋进军”的行动，于同年9月攻克亚特兰大。谢尔曼继续挥师北进，与格兰特一起组成了对南军主力的钳形包围圈。1865年4月3日，联邦军队攻克叛军首都里士满。几天后，即4月9日，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竖起了白旗，向联邦军队投降。格兰特将军提出十分宽大的条件：释放李的全部军队，允许他们带走他们的马匹、骡子去回家“种地”。
受降仪式结束后，罗伯特·李眺望四周到处飘扬着星条旗的一片田野，内心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与悲哀。这位作战勇猛、功勋卓著的南部同盟的司令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他一手握拳，缓慢地在他那只戴着长手套的掌心里击了三下，然后跃上心爱的坐骑向远处疾驰而去。
内战终于以北部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罪恶的谋杀
在美国内战结束前一个月，林肯第二次就任总统。他的就职演说贯穿着“南北和解”的思想。他说：“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的正义事业，把国家的创伤包扎起来。关怀那些担负起战争负担的人，关怀他们的孤儿寡母。凡是可以在我们自己和所有国家之间带来并保持正义的持久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在罗伯特·李投降后的第三天，林肯重申了对南部重建问题的意见和政策，其主导思想就是要对战败的南部采取宽大的政策。他认为应当忘掉叛乱，南部每一个州只要有10％的白人举行了忠诚宣誓并组织起了州政府，就可以立即重新被接纳为联邦成员而充分享有其权利。
然而失败的南部奴隶主并没有因林肯总统的宽大政策而痛定思过。相反，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复仇的念头。1864年4月14日耶稣受难日那天，总统召开了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会上决定取消对南部的封锁，他敦促内阁部长们把精力转移到和平建设上来。当晚，林肯携夫人前往福特剧院观看由劳拉·基恩主演的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
当戏剧演到一半时，南部蓄奴制的同情者、27岁的演员约翰·布思冲进林肯的包厢，用单发手枪向总统的后脑开了一枪。子弹经撞击碎成两半，一半留在大脑中间，另一半穿过大脑击中右眼窝的骨头。那天夜里刚巧也在福特剧院看戏的查尔斯·利尔医生检查了总统的伤势后，知道已无可救治，林肯被抬进附近的彼得森公寓，由于他身材太高，他被斜放在床上。翌日凌晨，林肯与世长辞。
林肯的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惊和悲痛。许多政府阁员、国会议员、军官以及各界群众在4月19日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流满面。
当载着林肯遗体的9节列车从一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灵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遇害绝非巧合。这就赋予林肯以基督的形象。这一事件使著名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新的涵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最真挚地表达了千百万美国人哀伤的心情：
啊，船长，我的船长！苦难的航程已经完成，历尽了惊涛骇浪，才赢得了今天胜利的歌声；港口已经临近，船头钟声齐鸣，人们欢呼阵阵，千万双眼睛，凝望着巨艇，威武又沉稳。
可是，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我们的船长，掌舵人哪里去了？
看，甲板上鲜血殷殷，
他，合上了双眼，浑身已经冰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