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秘密的谈判，英国同意把它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提交仲裁法庭。根据1899年10月仲裁法庭在巴黎作出的最后裁决，委内瑞拉在领土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即得到了奥里诺科河河口及其三角洲地带，大部分争议地区划给了英属圭亚那，而美国也为此做出较大的让步。但是，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不是委内瑞拉在边界争端方面的得失，而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方式，即英国最终改变态度，接受仲裁以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事实上等于英国承认了美国在拉美事务中的特殊地位，默认了门罗主义的原则。在这场较量后，英国逐渐退缩，美国则逐渐在拉丁美洲占了上风。
“新天定命运”论粉墨登场
到19世纪90年代，一股新的扩张主义思潮在美国泛滥起来。同19世纪40年代喧嚣一时的扩张思潮不同，这次扩张思潮着眼于海外扩张，在美国历史上人们把它称为“新天定命运”论。提倡海外扩张政策的人们断言，既然整个大陆业已征服完毕，如今无可躲避的天命就是合众国已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了，“美国人现在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开始向外看。”“新天定命运”论的鼓吹者人数众多，其中有政客、军官，有商人，也不乏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他们宣扬的思想十分驳杂，主要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边疆学说、海上实力论等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立者是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他试图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去解释人类社会，认为在人类社会内部不同集团、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无情的“生存斗争”，其结果也必然是“适者生存”。他的思想传入美国后，经过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宣扬，一时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
1885年，哈佛大学出身的历史学教授约翰·菲斯克在题为《天定命运》的一篇论文和一系列讲演中竭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声称：“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经成为优胜的国家，已经表明适于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于生存的人。”
著名牧师、美国福音派教会联盟总干事乔赛亚·斯特朗也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积极鼓吹者。1885年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们的国家》，宣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优秀种族”，具有先进文明，肩负使世界“基督教化”的神圣使命。他认为19世纪末期对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基督的诞生。美国应该趁这一机会“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扩张，向海上群岛扩张，向非洲和非洲以远的地区扩张。”斯特朗断言，在世界“基督教化”后，“商业将追随着传教士而来，从而美国可获得巨大的海外市场，一举解决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伯哲士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具有可以统治世界的能力。因此，这些民族注定应该向全世界发展，传播政治文明。
种族主义的“新天定命运”观，无疑为美国对外扩张提供了有用的理论依据。
以《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享誉史坛的年轻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则从“边疆”的视角，论证美国向外扩张的重要性。他在1893年指出，国内边疆既然已不复存在，从而宣告“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美国历史新的一页应该是向海外扩张，寻求海外边疆，这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在《文明与衰退的规律》一书中，力图阐明历史上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方式建立的。到19世纪末，世界文明的中心已经移到美国，美国应抓住时机向外扩张，以建立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优势。特纳和亚当斯的观点对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洛奇等扩张主义政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洛奇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了美国对外扩张的宏伟蓝图，他说；“从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应当只有一面国旗和一个国家。为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应当修筑尼加拉瓜运河，而为了保护该运河以及为了取得我们在太平洋的商业优势，我们就应控制夏威夷群岛，并保持我们在萨摩亚群岛的势力。英国已经在西印度群岛把很多地方装备得十分坚强，成为对我们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一种常在的威胁。我们在该群岛应当至少有一处坚强的海军站，而且，尼加拉瓜运河修成以后……古巴岛……就将成为必需的了。”
虽然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海军，但真正大规模地建立现代海军是在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上实力论”之后的90年代。马汉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海上强权历史的著作，来阐述“柔弱不足以成事，唯拥有强大海军者得以承袭全球”的道理。他的著作一时成为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的重要读物，对于促进美国海军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国海军1880年时在世界各国海军中名列第十二位，到1900年拥有了17艘战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便一跃上升到第三位。
随着国力的增强，扩张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对外战争来完成美国的使命，建立一个幅员广大的海外帝国。如当时一位美国人所说，“在这个国家里，热衷于要与别人打仗的军人和官吏多得惊人。海军军官对战争是梦寐以求，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战争，宣传战争。在参议院的辩论中，满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言和立即动手备战的言论。”
在美西战争爆发的前夕，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极富煽动性的扩张主义文章，它发出的战争叫嚣让世人震惊———“有一种新的觉识，即力量的觉识好像已经来到我们身上，而且与之俱来的是一种新的胃口，要想显示我们力量的企望。……雄心，兴趣，对土地的渴望，骄傲，单纯的战斗快乐，不管可以称为什么吧，我们就是受到了一种新的感觉的鼓舞。我们面临着一种异样的命运。人们的心中有了帝国味儿，简直像是森林中的血腥味儿一般。这意味着要实行某种帝国政策，共和国获得新生，要跻身于武装起来的国家之列了。”
“小而辉煌”的美西战争
19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古巴人民爆发过多次反叛和一场“10年战争”（1868～1878年），惨遭西班牙当局的血腥镇压。但是古巴人民并没有屈服，新的起义又在酝酿之中。1894年，美国通过的关税法对蔗糖和烟草征收高额关税，使古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蔗糖业损失尤其惨重，蔗糖的售价在1884年时为每磅8美分，到1895年降为每磅2美分。而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古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有增无减。1895年2月，古巴人民再次举起义旗，展开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起义者袭击制糖厂，破坏种植园，剥夺西班牙人的财产，使他们闻风丧胆。对此，西班牙当局奉行残酷镇压的政策，无数起义者倒在血泊之中，几十万人被驱离家园，投入四周布满铁丝网的集中营，由西班牙军队严密看守。由于食物缺乏、卫生状况恶劣，被监禁者的生命毫无保障，两年内死亡人数超过20万，即约占古巴总人口的1／8。
古巴起义者遭受的苦难令世人震惊，引起了酷爱自由的美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而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则力图借此机会，进一步染指古巴。
其中，以报业巨头威廉·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和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等所谓“黄色报纸”为美国卷入古巴事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纽约日报》和《纽约世界报》当时正为了发行量进行激烈的竞争，以它们为首的纽约新闻界派遣一个由记者和画家组成的通讯社采访古巴冲突，给各家报纸提供了人们感兴趣的生动的报导和图片。他们大事渲染西班牙人的野蛮暴行，从而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一种强烈要求同西班人作战的舆论。在这种鼓动之下，美国公众纷纷发表意见，要求为了“人道”而出兵干预。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黄色报纸的宣传，而是美国政府中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外交决策人员。19世纪末美国在古巴糖业和矿业部门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1893年，它和古巴的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许多商业和航运业利益集团都有赖于这一贸易。由于内乱，古巴蔗糖业受到严重破坏，这就特别引起那些利益集团的不安。用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的话说，“古巴的蔗糖对我国人民生死攸关，恰像是印度和埃及的小麦和棉花对于大不列颠一样。”
克利夫兰任总统期间，最初他不同意对古巴进行干预。他发表了一份中立文告，宣布在古巴存在起义状态，但不承认起义者的交战国地位。他向西班牙表示，美国政府愿意从中斡旋以解决在那里的流血冲突。可是到了1896年底，克利夫兰的态度有所变化。他在致国会的最后一份年度咨文中对西班牙提出警告说，如果战事继续下去并且每况愈下，变成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美国就要进行干涉。
1897年3月麦金莱总统就职后，在最初6个月，也公开表示他“反对一切取得古巴、夏威夷、圣多明各或任何其他非大陆领地的做法”。
当时似乎正在形成一项圆满的解决方法。由于西班牙政府的人事变动，新首相上台，召回了有“屠夫”之称的西班牙远征军司令魏莱尔将军，表示愿意让古巴在处理当地事务上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然而，古巴起义者不愿接受一项得不到完全独立的解决方案，而那些在古巴的西班牙矿业主和种植园主也坚决反对由土生土长的古巴人治理这个岛国。事情由此陷入两难困境。不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或事故，使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急剧变化，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终告破灭。
先是在1898年2月9日，《纽约日报》发表了一封从哈瓦那邮局偷窃到的西班牙驻美公使迪皮伊·德洛姆的私信。德洛姆轻率地把麦金莱说成是一个“软弱的，哗众取宠的投标人，而且还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他在同他党内好战分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还试图留下一扇敞开的后门。”美国舆论再次对西班牙大加抨击。德洛姆只好引咎辞职，西班牙政府就此于2月16日向美国政府表示道歉。
恰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一则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停泊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于2月25日夜间突然爆炸，260名官兵葬身大海。西班牙政府急忙致以慰问，建议进行联合调查。但是，一个美国海军调查法庭发来的报告称，“缅因号”的底舱板是被往里炸穿的，这证明是外部爆炸，很可能是触水雷所致。但这一悲剧的真正原因始终没有查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说西班牙政府策划了爆炸案的阴谋缺乏足够的证据。然而美国主战派报刊却异口同声地认为西班牙政府难脱干系，“勿忘‘缅因号’”，“让西班牙见鬼去吧”之类的口号广为传播。《纽约世界报》写道：“难道我们要坐等另半边脸再挨一记耳光！”
3月9日国会即一致投票通过5，000万美元作为国防经费。3月17日，一向反对开战的佛蒙特州参议员雷德菲尔德·普罗克特发表演说，生动地描述了他在古巴亲眼得见的集中营的可怖状况。1898年3月26和27日，麦金莱向西班牙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其中包括西班牙立即放弃集中营政策，在10月1日前实现停火，由美国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仲裁，并含糊其词地提出应给予古巴独立。美国的最后通牒使西班牙政府进退两难：如果拒绝麦金莱的建议，将面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如果接受他的要求，则有可能招致国内革命，酿成内战。因此西班牙在3月31日答复了麦金莱的建议，同意废除集中营政策，与古巴起义者停火；但西班牙没有允许古巴独立，只是主动提出将“缅因号”
爆炸案提交国际仲裁。
当时西班牙曾呼吁英、法等欧洲列强的支持，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4月9日，它宣布在起义者尚未主动提出停火的情况下，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但西班牙仍不同意古巴独立。这就使美西战争不可避免了。
1898年4月19日，参众两院通过了授权总统对古巴武装干涉的决议。同时，还附加了一项由参议员亨利·特勒提出的决议修正案，宣称美国对该岛“决无任何行使主权或管辖权之意向或图谋”，允许“由该岛人民自己治理和统治该岛”。4月22日麦金莱下令对古巴海岸进行封锁，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第二天国会也向西班牙宣战。被约翰·海称作一场“小而辉煌”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早在2月25日，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就命令亚洲舰队司令乔治·杜威率舰队驶往香港，待命参战。4月26日杜威接到作战命令，立即率舰队驶出香港，于5月1日拂晓前在马尼拉湾一举摧毁仓促应战的西班牙分遣舰队，而美方未损一兵一卒。这是开战后美军取得的第一次战役的胜利。8月，美国军队占领了马尼拉，并控制了菲律宾。
与此同时，在古巴，美国军队在威廉·谢夫特将军率领下击败了西班牙人的顽强抵抗，于7月17日占领圣地亚哥。同月，美国海军在古巴与牙买加之间的海域击溃了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7月底，由纳尔逊·麦尔斯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占领了波多黎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