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多数议员赞成尼加拉瓜路线，成立不久的地峡运河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于1902年1月初被众议院批准。但是，与此同时法国新巴拿马运河公司代理人菲利普·比诺－瓦里拉和威廉·克伦威尔一直在积极游说美国国会议员，极力兜售该公司通过巴拿马地峡路线的权利。面临着一无所得的前景，法国新巴拿巴运河公司董事会迅速做出决定，将售价从最初的10，900百万美元削减为4千万美元，克伦威尔还对共和党的竞选运动经费心照不宣地捐赠了6万美元，并争取到共和党领袖汉纳等人的支持。碰巧在这年5月间，尼加拉瓜境内的佩莱火山突然爆发，造成了3万人死亡，莫诺通博火山紧跟着也爆发了。当尼加拉瓜政府公开否认该国境内有活火山时，法国巴拿马公司的代理人立即送给美国每一位参议员一张尼加拉瓜邮票，在上面印着一座在猛烈爆发的火山的图样，这就促使罗斯福、地峡运河委员会和国会改变了主意。1902年6月28日，国会通过《斯普纳法》，授权美国总统，如果能在适当的时候和该地峡所属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签订一个满意的条约，就应选择巴拿马运河；否则，就应选择尼加拉瓜路线。
1903年1月22日国务卿约翰·海劝诱哥伦比亚驻华盛顿的代办埃尔兰签订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条约，允诺将一条10英里宽的运河区租与美国，租期100年，由美国一次偿付哥伦比亚1，000万美元，另行按年付给租金25万美元。
但是，哥伦比亚政府拒不接受这项条约。哥伦比亚舆论也强烈反对它，因其中关于运河区的条款损害了该国主权；而哥伦比亚领导人拒不批准条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特许权将于1904年满期，届时该公司的一切权利与财产将转与哥伦比亚。只要再拖延一年，哥伦比亚政府就可以要求获得美国付给法国巴拿马公司的4，000万美元。
哥伦比亚不肯俯首听命，使罗斯福甚感恼火。他认为哥伦比亚政府索价太高，就像“拦路抢劫一样。”他对国务卿约翰·海说道：“我不认为应当容许波哥大那帮拦路贼长久阻挡未来的文明通道。”罗斯福制订了攫取巴拿马地峡的计划，并援引1848年美国与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所签订的条约为其行为辩护。根据该约，美国保证该地峡的中立与自由通行。
在此期间，比诺·瓦里拉正在策划一个使美国无需采取暴力手段即可得到地峡运河修建权的方案。这个诡计多端的法国人通过他在巴拿马的代理人，试图组织一次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起义。美国政府没有参与这些密谋，但是比诺·瓦里拉将此密谋告诉过罗斯福和约翰·海，并从总统和国务卿的言谈话语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将不允许哥伦比亚镇压“革命”，这就使比诺·瓦里拉受到了鼓舞。
1903年10月19日，三艘美国战舰奉命开到预期会发生冲突的地点。11月2日，三位舰长收到美国政府的指示，如果爆发一场革命就立刻占领巴拿巴铁路，并阻止哥伦比亚军队在离地峡50英里范围以内登陆。11月3日，美国驻巴拿马领事也得到电令：“据悉地峡发生起义。速向******详报。”美国领事当日下午回电称：“起义尚未发生。据悉，今晚发动。”几个小时以后又发去电报称：“今日傍晚6时爆发起义，没有流血；政府将于今晚组成。”
电文虽然简短但很准确。起义发生后进展迅速，巴拿马省长被起义者拘捕，哥伦比亚海军驻防司令受贿撤走了军队，美国军舰阻止了哥伦比亚政府派来的军队登陆。巴拿马铁路的300名职工和巴拿马市的消防队，是起义的核心力量，原哥伦比亚军队总司令乌埃尔塔斯将军任起义军的司令。翌日，起义者宣布巴拿马独立，乌埃尔塔斯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声称：“举世惊叹我们的英雄行为。罗斯福总统言而有信。”两天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训令驻巴拿马的领事承认巴拿马共和国政府，该共和国立即任命比诺·瓦里拉为驻华盛顿全权代表，并于11月18日和约翰·海签订条约，将地峡两岸10英里宽的一个区域永久转让美国。作为报偿，美国同意付给1，000万美元现金和每年25万美元的租金，并保证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与“安全”。美国政府于1904年5月取得运河区的所有权，着手挖掘巴拿马运河。到1914年8月15日，运河正式交付使用。
罗斯福曾得意洋洋地宣称：“我拿下了巴拿马运河”。这正印证了他的那句名言：“说话要温文尔雅，但手里要提着根大棒。”确实，哥伦比亚挨了一大棒，也使整个拉丁美洲为之颤抖。不少美国历史学家严厉批评了罗斯福攫取巴拿马运河的政策，认为它是“不名誉和不光彩的丑闻”，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大耻辱”。在加勒比海，罗斯福不止一次地挥舞大棒进行干涉，以便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美国的霸权。1902年由于列强用武力干涉向委内瑞拉索还债款的问题，引起一场危机。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封锁了委内瑞拉，并炮轰其港口，企图迫使委内瑞拉的挥霍无度的独裁者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就范。卡斯特罗吁请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危及门罗主义，遂向列强提出调停的建议，英、德两国表示同意。但是，德国军舰再一次炮击委内瑞拉港口，这就激怒了罗斯福，他当即提出严重警告。1903年2月，三国解除封锁，并同意将债务问题提交海牙法庭仲裁，这样就使一场危机得以化解。
罗斯福害怕欧洲国家武力索债的行动，可能导致欧洲势力的卷土重来，有损门罗主义的既定国策，于是产生了由美国充当美洲警察的念头。罗斯福在1904年12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两次提出，实施门罗主义以及为保持稳定而对拉丁美洲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是美国的义务。他在以“罗斯福推论”著称的讲话中宣布：“长期的胡作非为或软弱无力导致文明社会的各种关系普遍松散，无论在美洲或者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情况最终都可能要求某个文明国家进行干涉；而在西半球，由于美国奉行门罗主义，不管是多么勉强，美国或许不得不在明显地出现这种胡作非为或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接着他又补充说：“我们只是将干涉作为最后手段，只是在他们无力或不愿在国内外主持正义已变得显然侵犯了美国的权利或者引来了外国的侵略时，我们才出面干涉。”
时隔不久，罗斯福在“国际警察”的招牌下，去干涉岛国圣多明各（即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事务，他派去的官员控制了该国的海关，用其关税的45％偿还外债。罗斯福成为多米尼加的“保护人”。
罗斯福妄自认为美国拥有国际警察的权力，并且希望其他“文明国家”在别的地区行使同样的权力，如日本在朝鲜，英国在埃及和印度。
他相信世界秩序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克制态度及其不断变动的均势的局面。在20世纪初，欧洲与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列强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决心同时既控制欧洲大陆，又对英国海上霸权提出挑战，迫使英国放弃“光荣孤立”的政策，先后与法、俄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应付它的挑战；在远东，由于日本的崛起与俄国决心夺取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原有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
罗斯福在国际舞台上折冲尊俎，尽力维持远东势力平衡，并避免一场美国可能卷入的欧洲大战。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由此带有明显的罗斯福个人的品格个性的印记。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取得节节胜利，最后大败沙俄。这一结果出乎罗斯福的意料。他原以为战争会使双方两败俱伤，它的“最佳结局是俄国和日本继续受到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在日本取得最初的海战与陆战的胜利和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后，罗斯福开始感到不安，担心日本的过于强大会破坏该地区的均势。于是在1905年6月8日，罗斯福正式向双方提出调停建议。
在美国国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斯福通过他本人在日本、德国、英国外交使团中的朋友秘密而又巧妙地活动。由于俄国惨败，而日本财政也陷入困境，这就使两国同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举行媾和会议。
罗斯福在会议上积极斡旋，调停使他的“头发都差不多白了”。正是在罗斯福的殚精竭虑的精心策划下，9月5日，日俄终于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得到库页岛的南半部、旅顺港和南满铁路，但满洲在法律上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在理论上，它对所有国家实行贸易和投资的“门户开放”；俄国仍实际上控制着北满和整个西伯利亚。
日本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巨额赔款，致使罗斯受到日本舆论的抨击。
但是，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这有利于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扩张。牺牲者是中国和朝鲜。罗斯福因成功地促使日俄之间实现了和平，于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的美国总统。
罗斯福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为美国取得了一个当时尚不需要的权利，即在世界政治中受咨询的权利。他在玩弄强权政治游戏方面似乎是得心应手。在1905～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罗斯福总统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插手干预，化解了列强之间的冲突。当时，英国积极支持法国控制北非的摩洛哥，以换取后者对它控制埃及的默许。一心想称霸世界的德国为此感到不安，它决心借此机会，打击法国，孤立英国，“竭尽全力捍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一时间，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罗斯福起初表示美国“对摩洛哥实在不感兴趣”，后来考虑到摩洛哥危机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便促使有关各国参加了1906年1月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行的会议。罗斯福派出他认为是“整个外交事务中最有用的人”亨利·怀特参加会议，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有关各方于4月7日达成了会议的总议定书。以法国为首的列强直接控制的“国家银行”主宰了摩洛哥的经济，政治上建立了以法国为主的国际共管，摩洛哥主权名存实亡。在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罗斯福虽然维护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但是他的行为背离了孤立主义的传统政策。参议院在批准总议定书的同时，又附加了一个修正条款，特别申明它的批准并不意味着脱离“禁止合众国参与解决在范围上全然属于欧洲的各种政治问题的传统美国对外政策” 当1909年3月罗斯福告别白宫时，美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