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和赫伯特·胡佛的反应
1929年3月4日，赫伯特·胡佛带着极其光彩的声誉进入了白宫。
此时此刻，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对未来无比乐观的气氛中。胡佛的就职演说就反映了这种乐观的情绪。他充满信心地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表示要“维护民主自治政体，维护各级地方政府，使之成为这种政体的坚定基础；完善经济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司法制度；保护有秩序的社会自由，摈除个别派别或阶层对社会的控制，建立并维持人人机会均等的制度；刺激人们的首创精神，发扬人的个性；在处理公众事务上提倡绝对正直的精神；任人唯贤；繁荣经济，减少贫困；舆论自由；发展教育，提高社会的知识水平；提倡信仰宗教，尊重一切信仰；巩固国防，促进和平。”这个施政纲领意味着锦上添花，要把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一举建成美好的人间天堂。
胡佛后来写道，他终于还是认识到了，“我们的社会与商业的状况亟待改革……在我（任总统）之前的14年中，联邦政府在促使社会变革与进步方面建树甚微。1914年后，威尔逊政府主要忙于战争事务。哈定和柯立芝政府则主要从事于战后的经济建设。柯立芝先生既不愿创新又怕花钱。到了1929年，有许多该做的事情已经拖了14年了。”因此，胡佛总统决定在继续奉行他的前任政策的同时，还要致力于某些方面的改革。
虽然形势在这个“伟大的工程师”的眼中显得十分健康，但实际上却危机四伏。在胡佛竞选胜利的鼓舞下，证券投机活动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许多在战前从未拥有过一张股票的美国人，在战时由于购买自由公债而产生了靠证券发财的念头。一些大企业和商行把股票分给工人，使他们逐渐熟悉了银行和经纪人。普通股票的平均价在1928年12月为117，到1929年9月便已猛涨到225。“在18个月的时间内，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从132上涨到46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128涨到396，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94涨到505。”这几家公司的股票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价。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沉醉于靠买股票发大财的美梦之中。证券经纪人纷纷增加他们的银行借贷，从1927年的35亿美元，增加到两年后的85亿美元，他们大笔大笔地购进股票，也是前所未有的。公众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仅仅在1929年1月份，就有价值10亿美元新发行的股票上市。工厂就业率、货车载运量、建筑合同数、银行贷款额，几乎所有这些企业指数都在不断上涨。
然而，危险已在逼近美国人了。首先，世界经济形势未可乐观。欧洲各国在惊人的债务和捐税的重压之下，陷入难以支持的地步，黄金储存已告枯竭，贸易出现逆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采购、战债的偿付、投机的狂潮和害怕欧洲再发生危机的心理，使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正常企业活动所必需的黄金流到美国来了，关税壁垒又使这些黄金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过程流回原地。其次，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很不全面的，存在着诸多的漏洞。农产品价格跌落造成剩余农产品的堆积，结果，农民无力再购买工厂的产品；一些工业部门，例如煤炭业和纺织业，并未分享到繁荣的好处；技术进步给许多老工业带来种种困难，从而造成暂时性的失业。1921年失业者估计超过400万人，其后任何时候都没有减少到150万以下；新增加的财富大部分落入少数特权者之手，全国居民的5％共占有全部所得的1／3。其三，企业界将生产率提高的利得极大部分用于另建新厂，或者作为红利分发给股东，而不是用于增加工人的工资。这样，工厂生产出了堆积如山的商品而又剥夺了工人们的购买力，经济崩溃就在所难免了。与此同时，公司债务和私人债务都增长到骇人的程度，到1930年，全部债务负担估计已达1，500亿美元，约为全国财富的1／3。债务、分期付款购货以及投机倒把，不断地绷紧信贷，已使它濒于裂断，同时由于当时几乎无人懂得这一过程之中包含着的种种险情，更使信贷遭到滥用。1929年9月初，有些金融专家还在吹嘘美国经济运转良好，而事实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头一个风暴信号来自伦敦。9月26日，英格兰银行为停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或银行利率至6．5％。9月30日从纽约撤回至少数亿美元到伦敦，造成证券价格下跌。不过，在随后两星期内，市场又回稳。然后在10月15日开始出现解体和抛售现象，由于大投机者抛出审慎，起初尚算缓和。到1929年10月24日，就是证券交易所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证券市场完全陷入恐慌之中。成交额近1，300万股，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赶不上了。
“黑色星期四”下午，当摩根公司和其他大银行拿出24，000万美元基金大量购买股票，以维持证券市场，并保护他们的贷款和投资时，还是有数千经纪人和数十万小投资者破产。不过，即使如此，全国大多数人都认为，华尔街坍台尽管造成祸害，却仍属于美国从前曾多次经历过、而为人们熟悉的那种经济恐慌，只不过这一次是新近发生的而已。
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讲话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康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
胡佛旨在解除人们顾虑的讲话，在华尔街内部被人附和达百次之多。然而，到10月29日，整个市场行情再度大跌，这时候，银行家已无力顶住这场风暴了。整个11月，崩溃持续未已。到11月中旬左右，损失总额已达到了30亿美元，股票平均价格下跌了40％。此时，人们不得不承认绵绵不绝的繁荣已经随风而去了。
股票市场的崩溃只是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美国经济已经陷入停滞、下降甚至严重倒退的深渊。在危机持续的4年间，全美国共有10多万家企业破产，企业利润由过去的100亿美元锐减到10亿美元；银行倒闭数目从1929年的659家增加到1932年的3，700家；工业生产的总指数1933年比1929年下降了55．6％，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在1929～1933年，煤产量减少了41．7％，钢、铁产量分别下降76％和79．4％，其他如建筑、汽车工业的生产也都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更从1929年的130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55亿美元，破产农场主多达10万多户。工农业的严重困境又严重影响了它的对外贸易，1929年美国出口额为52亿美元，进口额为43亿美元，3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6亿美元和13亿美元。
这场经济危机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灾难更大，失业人数由1929年的150万增加到1933年胡佛离任时的1，300万，这一数字为美国民用劳力总数的1／4。受失业影响的人数达800万。在危机爆发后，黑人、妇女及非熟练工人率先失业。工资降了40％，股息降了57％。危机对于美国社会生活也造成极为深刻的影响。年轻人推迟结婚，结婚者则推迟生育。1929年美国大约有123．2万人结婚，1932年只有98．2万人。许多大学和学校都停办了。有些州，教育经费削减了30％。有些州和城市，匆匆忙忙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社会救济措施，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后来由于钱用光了，不得不把救济停了下来。
苦难的情况在全国逐渐蔓延开来，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在农村徘徊，想找到一份工作。有的举家迁到西部，希望能在那里的收获或摘果季节中得到雇用。许多城市近郊都出现了所谓“胡佛村”，村中的纸板棚中聚集着贫苦无告的人们。他们在施舍食品的慈善机关门前排成长蛇阵，这些就是所谓“面包线”。银行家、股票经济人和破了产的投机者从20层楼的窗口跳了出去。有人写道：“你必须排队才能挤到窗口跳出去。”有一则故事说，旅馆的招待员总要问一下旅客：“您是要一个房间睡觉还是跳楼？”
1932年夏，有2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四出流浪，其中大约20万人是男女少年。有一份报告写道：“去年冬天在西部某城，人们从闷罐车里拖出了35个青少年，个个身染重病，其中有些人患肺炎已至后期。”
他们如果进入某个市镇，又要冒因缺乏明确的谋生之计而坐牢的危险。
《幸福》杂志曾报道说：“南部流浪路线上的天然中途站亚特兰大市，对凡在富尔顿县境内查获的运货列车偷乘者，均判处在该市的拘留营或链囚队中拘留30天———这两个拘留处早已人满为患。可是，在1932年9月一个月就有6，000名流浪少年在那里登记在案。”
大萧条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企业领导阶层和胡佛政府的信心。起初，也许多数人还相信共和党发言人和金融大亨们的保证；自从证券市场崩溃以来，他们曾经预言，经济制度很快就会再度矫正自己的弊病。
但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使更多的企业和银行破产，“面包线”更长，而1931～1932年冬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又揭露了银行界的腐化和违法乱纪。因此，公众对企业界领袖和政府的信任大大降低。埃德蒙·威尔逊曾在1931年充满忧虑地写道：“随着当前的崩溃，我们已走到了某些事物的尽头。”大萧条很可能“丝毫无异于我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胡佛总统对于大萧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1929年12月他发表声明说，美国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好的”。1930年3月他断言：“失业的最恶劣影响，将在今后60天之内消失。”胡佛认为，当时所出现的乃是一场证券市场恐慌，起因于投机活动而又为恐惧心理所加剧，只消恢复信心就可重见繁荣。为此，胡佛多次邀请企业界领袖举行会议，敦促他们维持原有的就业率和工资标准；他一再发表演说，要求全国坚定信心。
鉴于农业长期不景气导致西部农民日益背离共和党，胡佛决定实行“稳健的农业救济政策”。早在1929年6月，国会即通过农产品销售法，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农业局。该局受权拥有5亿美元周转资金，最初两年主要从事把主要农产品生产者组成全国性的销售合作社，并建立公司以便通过大规模的市场活动来稳定、甚至提高农产品价格。这项措施在1931年夏欧洲金融危机发生前有一定的作用。此后，由于国际市场对美国农产品需求锐减，加上其他国家的倾销政策，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胡佛政府只好放弃了这项努力。
从1931年6月起，联邦农业局又要求农民参加自愿减少播种面积的运动，以控制农业的超需要生产。然而，由于多数农民不愿加入，这场运动数月后即告失败。联邦农业局本身也在次年夏季停止了活动。
至于胡佛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解决农业问题的计划，更因其他国家的报复而夭折。
1931年夏，欧洲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造成新的金融恐慌，一场银行倒闭台风席卷了先前未曾波及的地区：新英格兰，南、北卡罗来纳，以及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各地。胡佛的最初对策是鼓励银行家们建立自己的信贷组织，以互相调节资金的自愿方式来防止银行破产。这种办法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考虑到1932年大选即将来临，胡佛才很不情愿地准备采取联邦直接干预的政策。1931年12月，胡佛要求国会特许成立复兴金融公司。该公司后来成为胡佛反危机的主要手段。它有5亿美元资金，并有权借贷免税证券，其数额可达15亿美元。它在全国30个城市设有办事处，并立即向银行、铁路、建筑等部门贷款。在公司成立后的头5个月，它总共贷出10亿美元，其中80％落入银行和铁路公司手中。这种干预方法虽然产生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危机。因为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大金融家、大工业家决不会将贷到的款项用于投资和雇佣更多的工人。
在对待失业问题上，胡佛也抱有对自愿原则的不合时宜的信念。
尽管失业问题十分严重，胡佛却执意认为不需要联邦来救济，私人慈善团体和地方政府就可应付这类问题。但是，在失业率高达50％甚至80％的情况下，私人慈善机构和市政府根本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到1932年春，全国便面临着一场救济危机。纽约市救济金平均每户每周为2美元39美分，有25，000个紧急待救户列在名单上。在芝加哥，家庭拆散，丈夫和妻子分别被送往不同的救济院。在费城，各种救济款项均已用完，中断了对5万多户失业者的救济。但是，胡佛总统仍顽固拒绝支持联邦直接救济法案。在他看来，似乎只要恢复20年代企业机制就够了。他坚持让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去自行调整，其结果是生产日益紧缩，失业者日益增多，市场投机活动日益猖獗，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危机日益加重。
1932年大选
胡佛总统反危机的政策归于失败，这就使共和党人处在了极易受到攻击的境地。各种迹象显示出，民主党将会在1932年大选中获胜。
这一前景对共和党人来说是黯淡无光的。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是全面繁荣帮我赢得了1928年大选。”接着他又痛心地写道：“是全面萧条成了我1932年竞选的大敌。”他完全说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