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白宫助理肯尼思·奥唐奈后来的说法，当时肯尼迪总统“根本不可能到得克萨斯州而又避开达拉斯。这会引起更多的争论，而且这样做也无法完成我们这次访问的真正的长远的目的。”1963年11月21日上午11时5分，肯尼迪携夫人杰奎琳乘专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为期3天的得克萨斯之行。
一开始，旅行十分顺利。当天下午1时30分，飞机在圣安东尼奥着陆，约翰逊副总统在此与肯尼迪会合。总统一行参观了新落成的宇航医疗研究中心。随后飞往休斯敦。在休斯敦，总统为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举行了答谢晚宴，又在当晚飞往沃思堡，当夜在沃斯堡的“得克萨斯饭店”下榻。
11月22日，沃思堡下起了滂沱大雨。早晨，肯尼迪在早餐前阅读《达拉斯晨报》，这天的晨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四周围以黑框，在挖苦性的通栏大标题《欢迎莅临达拉斯，总统先生！》下面，向总统提了10
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指责总统“废弃门罗主义而赞成莫斯科精神”、“宽厚地对待美国的共产党、同路人和极左分子”，“把粮食卖给在越南杀美国人的共产党士兵。”这些问题企图让人相信，总统即使不是一个卖国贼，也是一贯亲共的。肯尼迪厌恶地推开报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道：“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你看得出《达拉斯晨报》想对我们搞点什么名堂吗？”
但当他稍后在“德克萨斯饭店”冒着蒙蒙细雨对沃斯堡市民讲话时态度却是轻松和谈笑自若的。他说：“肯尼迪夫人正在梳妆打扮。这要花一些时间，不过等她打扮好以后，她自然会比我们好看一些。”然后，肯尼迪到沃斯堡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演说。之后，总统一行飞往达拉斯。
11月22日上午11时40分，“空军一号”降落在达拉斯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按照惯例，副总统约翰逊夫妇搭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整个机场沸腾了。总统夫妇用了10分钟时间与欢迎他们的人群握手致意。此时的达拉斯天空明净、秋高气爽，再加上这热烈友好的气氛，根本看不出任何反肯尼迪的迹象。
上午11时55分，总统车队驶离机场。总统夫妇和州长康纳利夫妇乘坐一辆林肯牌敞篷汽车，肯尼迪坐在后座的右侧，杰奎琳坐在左侧；在中间一排可以折叠的两个座位上坐着康纳利夫妇；驾驶员是特工威廉·格里尔，他的右侧坐着特工处的保镖头目罗伊·凯勒曼。在这辆总统座车的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两个特工。在总统座车后面，是一辆载有8名特工的敞篷车。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夫妇和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
车队先驶过达拉斯的住宅区，应总统的请求，曾两次停车，以便他能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致意，当车队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后，欢迎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50万市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到来。州长夫人转身兴奋地对肯尼迪说：“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
“是的，不能这么说。”肯尼迪微笑着回答。
这时汽车转向埃尔姆街，缓慢地驶下坡去，经过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突然，在车队的轰鸣声中，可以清晰听到几声沉闷而可怕的枪声。一颗子弹击中总统的头部，总统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神色，接着他就倒了下来。鲜血飞溅到杰奎琳身上，她惊恐地呼喊道：“啊！不，不。啊，我的天哪，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
与此同时，康纳利州长的背部受了重伤，他无力地倒在妻子的怀中，绝望地呼喊道：“天哪，他们想把我们全都杀死！”
保镖头目凯勒曼见此情形，立即命令司机：“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在群众惊慌尖叫之际，总统车队呼啸着向4英里外的帕克兰医院驶去。
总统被推进了一号手术室。十几位医生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抢救工作，但已回天无术。5分钟后，医生宣布总统已经死亡。
在枪声响起时，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4辆车子。几秒钟后，他通过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3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12时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上转播了史密斯关于3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
下午1时32分，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总统临终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神父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
肯尼迪总统遇害的消息传开后，举国为之感到震惊和悲痛。人们聚集在大街上，围坐在电视前，倾听着从达拉斯传来的一点一滴的消息。4月23日凌晨，覆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灵柩运进了白宫，停放在东厅的灵柩架上。肯尼迪夫人跪在它的旁边，她的脸深埋在星条旗上的星群之中。
11月25日上午1时，在华盛顿圣·马太大教堂举行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由于通过新的通信卫星的世界范围的无线电和电视报道，它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包括30位国家元首，参加了葬礼。肯尼迪总统的遗体被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
墓前燃烧着由肯尼迪夫人点燃的永不熄灭的火焰。
根据由约翰逊总统任命调查这次暗杀事件的沃伦委员会的说法，肯尼迪总统是被24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枪杀的。奥斯瓦尔德是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的职员、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苏联生活过。1963年8月，由于散发亲卡斯特罗的传单引起斗殴，被新奥尔良警方逮捕，但随即获释。暗杀总统的凶杀武器是一支带瞄准镜的意大利造卡宾枪，是奥斯瓦尔德花19．95美元从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订购的。他在开枪以后，逃离教科书仓库，大约45分钟后在得克萨斯剧院被捕。他否认枪击总统。11月24日上午，当奥斯瓦尔德在警察和数名侦探的押解下转往另一所监狱时，在实况转播的电视摄像机前，突然被达拉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当场开枪打死。
由于奥斯瓦尔德没有能活着接受审判，只能由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确定他犯有谋杀罪，并断定刺杀总统乃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单独干的。然而，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自发表起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指责。许多人认为，这个报告既不全面又不准确。他们声称，肯尼迪总统是一宗阴谋的牺牲品。有些人认为，这个阴谋由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策划，或者由犯罪组织的头目策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979年，众议院“暗杀调查特别委员会”开始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一案。经过两年紧张的工作，主要依靠在1964年时技术上尚做不到的声学分析得出了结论。根据它的最后报告，奥斯瓦尔德确实从教科书仓库开了3枪（两枪命中，一枪落空），包括击中头部的致命一枪。但是，一个巡警曾录下了现场的声音。声学专家对录音带作了分析，认为有95％的可能性开过第四枪，但不是从奥斯瓦尔德所躲藏的背后，而是从总统座车前方长满青草的土墩上开的枪。因此，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得出结论，阴谋是“可能的”。此外，该委员会还发现，奥斯瓦尔德与新奥尔良著名的有组织犯罪头目卡洛斯·马尔切诺有联系，因而认为有组织犯罪头目“或许”参与了暗杀肯尼迪的阴谋。众议院暗杀调查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罗伯特·布莱克利在与理查德·比林斯合著的《杀害总统的密谋》（1981年），详尽而有力地论证了马尔切诺与另一个著名的黑社会头目特拉菲坎特是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布莱克利等认为，奥斯瓦尔德一被捕，这俩人就雇用鲁比（后来病死于监狱）杀死了他。
但是，联邦调查局却认为布莱克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并坚持其原来的结论，也就是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有关专家在198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反驳了众议院暗杀调查委员会的声学分析。可许多疑点仍没有得到澄清，争论还在继续。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已成为当代美国的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花花公子
约翰·肯尼迪的私生活，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花花公子，好色之徒。他除了具有敏锐的政治家的天赋和才能之外，另一大擅长就是特别能讨女人的欢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情场高手。肯尼迪放浪形骸的情感生活在他生前就颇招人们非议，在他去世后更被传得沸沸扬扬。白宫这座美国总统的官邸因而在公众的心目中又增加了几分神秘感。
肯尼迪出身于豪门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而且英俊潇洒，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男子汉气质和吸引女性的魅力。他一生有数不胜数的情人。有人说，沉溺于女色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大特色，他的风流多情得自他父亲的遗传。约瑟夫·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任美国驻英大使，他以疯狂追求女人而闻名。他由于在好莱坞的巨额投资而使自己陷入与众多漂亮女明星的多角性关系网中，一度大红大紫的性感明星格洛里娅·斯文森、格雷丝·凯丽便是他的商业合伙人和情人。他的风流多情无疑对他的儿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约翰·肯尼迪就以其开放的性观念获得了“花花公子”的绰号。他向朋友们炫耀说：“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我想要的女人做爱，我认为这是人性走向解放的十分必要的一步。”
肯尼迪后来又转到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就读，在那里，同样有许多女同学闯入他的情感漩涡之中。
“他像一个初次入港的小伙子”，蒂波·奥尼尔回忆说：“他确实喜欢女孩子。但肯尼迪从不感情用事，也不会为感情所累，这使他多了冷酷的一面，他可能今天还与一个女孩在一起做爱，而第二天就可能把这个性伙伴送上飞机让她走开。”肯尼迪妹妹的一位朋友则说：“那些年轻的姑娘们都是心甘情愿，不附带任何条件地与他做爱。她们从不对他动什么心眼，打什么主意，也不会对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提了，他也根本不会答应什么。”
在肯尼迪追求的年轻女性中不乏大家闺秀。他与弗朗西丝·坎农热恋过一阵子，她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富家千金，肯尼迪家族希望他们最终能结婚。但是，不久她宣布与一个记者结婚。据说，肯尼迪对失去坎农感到沮丧；第二位被追求者夏洛特·麦克唐纳，她父亲是纽约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两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夏洛特的父亲认为肯尼迪“思想匮乏”，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另外，来自旧金山的漂亮姑娘哈里特·F？普赖斯也曾深深陷入与肯尼迪的情网之中。但当她后来发现意中人移情别恋时，便中断了恋爱关系。
在他早年众多情人中，最使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动情的是英加·阿尔法德，一个妖冶的丹麦美女，前欧洲小组。她比肯尼迪大4岁。
但比他见识过的所有女人都更谙风情，更精明老练。英加于1913年生于哥本哈根，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受过教育，当过丹麦驻柏林记者，曾采访过希特勒、戈林等纳粹领袖，并演过一些德国电影。1941～1942年，在她与肯尼迪私通期间，她是美国《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特约专栏作家。
肯尼迪那时正在海军情报局工作，由于英加与纳粹有着难以说清的关系而成为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的对象，她和肯尼迪的幽会、电话都被监视和监听，有些相关资料还被搜集整理下来存进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之中。肯尼迪与英加的风流韵事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通过关系把肯尼迪调离海军情报局，派到太平洋的前线。杰克曾从所罗门群岛给英加写过信。信中写道：“认识你，是我极为幸福的26年中最为幸运的一个时期。”但这封信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转送到英加手中。其时，英加和肯尼迪都已另有了新欢。
1952年5月，时任国会众议员的肯尼迪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宴会上，认识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摄影记者杰奎琳·李·布维尔小组。
当宴会的主人向肯尼迪介绍说，这就是曾于1947年被评为“当年社交皇后”的杰奎琳小姐时，肯尼迪一见倾心，顿时被这位“皇后”的美丽与典雅所倾倒。杰奎琳小姐也深深地被这位大她12岁、却又潇洒英俊的年轻的国会议员所吸引。不久，他就给这位四出采访的女记者写信和打电话，约她一起散步。于是，两人开始频繁的约会。
1953年1月，肯尼迪在参议院就职后，陪同杰奎琳出席了艾森豪威尔的总统舞会，又邀请她出席了第83届国会的开幕式。此时他们已进入了热恋时期。肯尼迪懂得“快乐的年轻单身汉”的形象只适合于赢得参议员的席位，而美国公众只愿意把最高的公职交给有家室的人，为了日后的飞黄腾达他必须娶妻生子，而杰奎琳似乎具备了他所寻求意中人的所有条件。她妩媚、聪明、善解人意，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也是天主教徒，来自两个杰出的东部家族（生父布维尔家族和继父奥金克洛斯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