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最初几个月，忙于处理越南和中东问题以及准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未能就其上述外交政策思想作进一步解释，因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疑虑与不安。直到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才在关岛就亚洲问题对记者发表非正式讲话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他指出，在美国同它所有亚洲朋友的关系中，应强调这样两点：“第一，要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卫问题上，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不久，尼克松又在11月3日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和他1970年2月18日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里，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策主张，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把关岛讲话从对亚洲的政策推广为全球政策。
在尼克松主义出笼后，有不少人认为它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收缩其力量的政策纲领，又可被解释为替美国继续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作辩解。实际上，尼克松主义的模棱两可与含混不清正反映了尼克松政府的两难处境。到60年代末，美国力量的收缩已呈无法逆转之势，但是，这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尼克松看来，这种收缩如果进行得太慢，就会失去国内的支持；如果太快的话，又可能使盟国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丧失信心，并使敌人和对手对美国作出错误的估计。因此，尼克松主义不得不兼顾两个方面，既要使公众舆论相信尼克松在越南的基本目标是撤军和结束美国的卷入，表明美国将改变在国外承担广泛义务的传统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将继续承担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以便让盟友放心。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曾就此作了解释。他说美国“需要实行新的亚洲政策，以确保将来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他宣称，美国“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而且“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尼克松主义”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战争“越南化”来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卷入，进而把“越南化”的设想扩大为未来的“亚洲化”设想。它期望削减常规部队，收缩海外驻军，以摆脱军事上伸展过度，负担过重的困境，力图使亚洲国家能更多地“自助”，在地区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显而易见，尼克松主义并不是要求回到孤立主义的年代。它并未放弃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以及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它所要求的是使美国承担的义务同它自身的利益以及它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相适应。按照尼克松的构想，今后美国必须更加小心地审查它承担的义务，美国将继续卷入世界事务，包括亚洲事务，但美国只承担那些为自己切身利益所必需的义务，而盟国与友邦将分担更多的责任。今后亚洲如果出现大规模战争，美国将主要担负经济和军事供应义务并提供海空军支援，而由亚洲国家自己提供必要的地面部队。
“尼克松主义”最终使美国实现了结束越南战争的目标，摆脱了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不仅如此，它的实施还使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并破除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以“缓和”东西方关系和战略收缩为主要特点的。
“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政府的最大成就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取得的，而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同一个二十多年以来与美国处于全面敌对状态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和解则更是尼克松总统的惊人之举。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全球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之所以重视改善中美关系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6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关系的日趋恶化为美中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从1965年起，苏联开始在远东地区大规模增兵。1966年1月，苏联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设置基地的权利。
1968年8月，苏联在“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下，悍然入侵这个东欧小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野心的担忧大大增加了。由于中国和苏联有7，4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而且是有争议的，60年代两国的边界领土纠纷日益突出。1969年3月，中苏边境纷争终于在珍宝岛地区酝酿成一场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东段扩大到西段。一时间，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火药味越来越浓。中苏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从这些冲突中，美国决策者们了解到“中国人和苏联人相互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敌意，并意识到美国在这个正在出现的战略三角中的作用。”中苏冲突使美国认识到它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如基辛格所说，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集结重兵所造成的明显威胁，“迫使中国谋求减少它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同时，由于尼克松政府实行一项使美国从越南脱身的政策，中国对于美国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也已减少。
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美中和解，借助中国的影响来结束越南战争，并以此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做出让步。尼克松在美国历史上曾是一位以强烈反共著称的共和党****，竭力提倡全球干涉政策。
但他毕竟涉足政坛多年，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感的政治嗅觉，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是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基于国际关系结构已由两极发展为五极以及美国优势地位已经下降的判断，尼克松认为，如果能同中苏两国都发展关系，就会“为维护和平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
基辛格也讲得十分清楚。他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于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基辛格强调指出，美国应“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采取“求实风格”。尼克松政府认为，利用中苏矛盾，发展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将会使美国在全球战略上获得巨大益处。1969年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击败，将破坏世界均势，从而危害美国的利益。因此，当这年8～9月间，苏联军方扬言要对中国发动进攻，苏联官员并向美国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发表讲话说：“谈到共产党中国，不断改善我们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打算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来谋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关注，这种争论的不断升级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破坏。”
从经济上说，尼克松政府也认识到，长时期和一个已拥有相当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国相对抗是不明智的，而且和一个有广阔市场的国家处于完全隔离状态，对美国这个市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美国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美国国内舆论和国会在60年代已开始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变。据民意测验，到1971年，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已超过半数。这表明美中两国实现和解的时机趋于成熟。
从中国方面来看，面对来自苏联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愿意结束同美国的长期敌对状态以适应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
同时，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
早在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他说：“从长远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还强调“美国对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迫地抓住中国的现实”。1969年2月，尼克松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在1969年7月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接着，尼克松利用出访亚、欧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10月，美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3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进行认真的会谈。
对于美国放出的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给予密切的注视，并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反应。尼克松1967年的那篇文章曾引起******的注意，使他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不仅仔细阅读，而且批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当美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后，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游客。12月，在获悉美国驻波兰大使发出的信息后，******指示外交部驻波兰官员，告诉他可以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数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复会。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中方在会谈中还说：“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尼克松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2月28日，他在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政策报告中表示，美国“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随着中美双方接触的增加，******终于从幕后走上了前台。1970年8月，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到达北京，这是他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第三次访问中国。10月1日，斯诺作为特邀嘉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主席身边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这种不同寻常的姿态旨在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的演变已引起******的高度重视，现在正由他亲自掌舵来制定对美政策。12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了斯诺。在会谈中，******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还说他“寄希望于两国人民”，并告诉斯诺：“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中的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
与此同时，10月5日，尼克松对《时代》记者发表讲话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他向北京传话说，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第二天，尼克松在会晤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又托他捎带同样的口信。尼克松还在祝酒词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尼克松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到白宫传达了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口信。******宣称，中国政府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并说“这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中国原则上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北京，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
12月16日，尼克松政府回信提议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971年初，******又通过“罗马尼亚渠道”捎口信给美国政府，内容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到美国的信息大致相同。******还表示，鉴于尼克松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他在北京也将受到欢迎。尼克松称“这个口信使我们受到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