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卡特总统亲自复信萨哈罗夫，表示美国政府对“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针锋相对地抨击美国的人权政策，但卡特不予理会，在3月1日又在白宫把苏联另一位**********者布科夫斯基奉为上宾。次日，参议院不顾苏联的抗议，以92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反对苏联侵犯人权的决议。同年11月，国务卿万斯就苏联表示要对**********者夏兰斯基实行最严厉的纪律惩处一事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表示美国的关注。
在卡特政府人权攻势的影响下，苏联和东欧国家**********者的活动进一步加强。1978年7月25日，美国以苏联政府审讯夏兰斯基等人为由，推迟美国高级官员去苏联访问。卡特政府还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苏联进行调查，并要求国会增加对“********”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拨款。
根据美国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大多数美国人赞扬卡特的人权政策。苏联方面则十分愤怒，勃列日涅夫公开抨击卡特“露骨地企图干涉苏联内政”，苏联舆论纷纷揭露美国国内侵犯人权的现象。除了这种相互指责以外，美苏双方还彼此驱逐对方记者，在贸易活动中设置障碍。
卡特总统在执政后期为了实现限制战略武器的目标，对苏联的人权攻势有所减弱，并最终使之退居次要位置。
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卡特十分倚重一个叫“三边委员会”的民间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73年7月，发起人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先后在该组织担任委员的560多人中，有将近2／3是北美、西欧和日本跨国银行或公司的头头。其他成员有的曾在本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担任过高级职位，有的是学术、舆论、法律界的知名人物，而且大都和跨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卡特在当总统前，就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并积极参加其活动。他曾在自传中写道：“在三边委员会中的服务，使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结识了国内和国际上不少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的人。”该委员会在卡特的竞选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对外政策、许多竞选战略和部分国内政策都直接来自该委员会及其主要会员。特别是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更称得上是他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卡特当选后，任命布热津斯基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即基辛格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担任的职务。卡特对布热津斯基十分信赖，他有一句格言“让布热津斯基去解决。”当卡特收到一份关于对外政策的备忘录时，他总会问“布热津斯基看过没有？……”
布热津斯基认为，当代世界已经进入技术———电子时代，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性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全球化，首先是北美、西欧和日本正在走向一体化，第三世界国家以后也将陆续参加进来。他宣称，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大国均势外交所忽略的重要问题，而今天“我们需要它们的友谊与合作”。美国不能对苏联领导人寄予太多希望，而应当把更多力量用于第三世界和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国家。
卡特基本上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上述观点。他于1977年5月在圣玛丽亚大学发表的演说中，也把“减轻（发展中国家的）痛苦和缩小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他意识到，在第三世界竭力维持现状，是美国日渐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卡特政府在维护人权的口号下，采取一些有别于过去粗暴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的传统政策的做法，试图改善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增强其抗衡苏联的政治和道义力量。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有这样几个：
1977年2月卡特政府恢复了与巴拿马政府就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谈判，并于同年9月7日就关于运河地位问题的两项条约及其附件和议定书达成协议。其核心内容，是取消美国享有特权的运河区和在1999年后把运河完全归还巴拿马。在提请参议院审议时，美国保守势力对这两个条约展开了全面的攻击。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39％的美国人支持新条约，而46％的人持反对态度。卡特亲自领导了争取参议院批准条约的院外活动。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参院终于在1978年3月和4月先后批准了这两项条约。这就使美巴矛盾得以缓和，卡特政府在拉美各国赢得了好评。
促进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是卡特在外交领域的另一项重大成就。
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极为重要，中东成为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在卡特上台前，基辛格的调停使1973年的中东战争得以结束，但是他持续近3年的穿梭外交并没有使埃、以双方实现进一步的和解。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一度使中东和平出现了一线希望，但他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卡特亲自出面调停，他分别写信给萨达特和贝京，邀请他们到戴维营继续会谈，推动双方达成初步协议。
1979年初，卡特出访中东，再次在埃、以之间穿针引线，促成了双方的和解。3月26日，埃、以和平条约在白宫正式签字，至此两国历时31年的敌对和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尽管和约没有解决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个核心问题，离中东问题全面解决的目标还很遥远，但它仍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又是卡特政府全球战略的一大收获。
中、美正式建交，是卡特任内取得的第三个外交上的重大成就。美国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其中的“亲台派”，强烈反对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建交的三个条件（即美国废除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条约、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和从台湾撤走美军）。国务卿万斯并不反对美、中建交，但是也不积极支持，他担心美中关系的发展损害美苏关系。卡特总统最初犹豫不定，但到1978年，面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他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在5月份派遣布热津斯基来华秘密磋商。他的中国之行，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经过谈判，中美双方于1978年12月中旬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并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中美正式建交，不仅对于两国人民，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卡特执政期间，为了在第三世界推行人权外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人权问题特别工作局，每年就各国人权问题提出报告，用来作为美国制订援助计划的参考。卡特政府公开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和乌干达伊迪·阿明政权的暴虐统治，中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外援，取消或削减了对拉美的一些军人独裁政权的军援。在1977年到1978年3月，卡特还出访了沙特、伊朗、印度、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巴西这6个国家，以改善美国同它们的关系。但是，卡特人权外交的实施带有双重标准：它对那些与美国没有战略关系的国家采取人权与经援相联系的原则，而对那些与自己有战略关系的国家，如南朝鲜和菲律宾，即使人权状况很差，也不削减援助。结果，美国的人权外交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抨击。特别是受其影响的拉美国家纷纷指责美国干涉内政，侵犯主权。
因此，卡特的人权外交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美国政府曾把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视为地区强国而大加扶持，力图依靠它维护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重大战略利益。然而，事与愿违，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初被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伊朗成为这个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同年10月，身患绝症的巴列维申请到美国治病。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得罪霍梅尼政权，建议卡特予以拒绝，但是同巴列维有历史渊源的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为他说项，卡特以人道主义为由批准了巴列维的赴美申请。11月4日，数百名“忠于霍梅尼革命路线”的伊朗宗教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留了66名美国外交官和访问人员，爆发了轰动全球的伊朗人质事件。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给卡特政府出了另一道难道。
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卡特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宣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停止了对苏联的粮食运输和贸易关系，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他还下令第七舰队驶往东地中海，从参议院撤回正在审议的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第二阶段的条约，并要求美国运动员抵制将于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1980
年1月23日，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发出警告：“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就是被称为美国波斯湾新政策的“卡特主义”。接着，卡特下令创建快速反应部队，在印度洋上的迪哥加西亚岛修建海空军基地，在欧洲部署600枚中程导弹和潘兴式导弹。
卡特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的赞成票比例，但导致美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使卡特不仅无法兑现减少军费的诺言，而且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军费。1980年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20％，失业率接近8％。这就使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的前景变得非常黯淡了。
伊朗人质危机在政治上给卡特造成的损失更大。卡特政府先是想通过外交谈判手段使人质获释，但是毫无结果。总统受到国内愈来愈大的压力，被指责为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4月11日，卡特最终做出了武力解救人质的决定。这一代号为“蓝光”的营救行动，经过周密策划，准备用90名突击队员，在一名秘密作战专家的率领下，乘飞机在伊朗腹地着陆，然后潜入德黑兰，袭击美驻伊使馆，抢出人质，再坐上飞机逃出伊朗。但是突击队出师不利，在伊朗境内遇到沙暴天气，几架直升机出了故障，未能按时在预定地点集合。指挥员因人手不够，只好临时决定停止执行行动，但在撤离时又出了事。结果人质没有救出，却使8名突击队员枉送了性命。营救活动的失败，使卡特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正在积极进行竞选活动的里根乘机向卡特发难。但数年以后，美国一些好寻根问底的记者发现，原来里根在伊朗人质事件发生后，曾秘密派人同这次事件的策划者联系，许诺说如果里根当选总统，将向伊朗提供武器，要求他们推迟释放人质。他们接受了里根说客的建议，一直拖到里根宣誓就任总统的那一天才释放了美国人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