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
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卖价一万多元。这些国宝都是罕见的珍品，天津古玩业闻听此事，非常眼红。
当时面粉售价是每袋二元，一万多元的价钱在民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溥仪不久就挥霍一空。溥仪就又拿出几件珠宝让人售卖，并叮嘱售卖人多到几家古玩店估价，然后再卖，以防上当受骗。
经办人先到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又到天宝、物华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一带的古玩店，都估价在五万元到六万元之间，最后仍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以六万多一点的价格成交。
为什么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计的价格如此接近呢？这里面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到了作用。当时天津许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贵珠宝古玩时，相互间就要抬价竞争，结果会大伤元气。
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遇到有珍贵珠宝古玩出卖时，几家古玩店、金店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的价钱以内，以后不论哪家收到货物，所得利润平分。
当这批国宝在恒利金店以六万元的价格没有成交时，现场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对古玩珠宝非常在行。据他鉴定这是一批稀有国宝，能够赚到大钱，就提议这批珠宝为“伙货”。当时他就给十家较大的金店、古玩店报信，见到这批货物的估价不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都作为“伙货”，所得利润大家平分，结果万昌古玩店顺利成交。
事后肖麻子得到了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报酬共计3000元。怕上当的溥仪还是上了当。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了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售价总计60余万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神情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伪满皇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要情况。他们通知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离开“新京”迁往通化。
此时的溥仪异常惶恐，但他感到和他同行的家属、用人以及行李等物甚多，特别是伪满洲宫中所藏的那批国宝怎么办？当天实在是无法动身，于是溥仪向山田乙三等人苦苦哀求，结果总算得到了“缓限三天”的“恩准”。
山田乙三刚走，溥仪就把随侍和内廷学生找来，慌慌张张对他们说：“要上通化大栗子沟了，赶紧收拾东西。”接着又亲自向他们具体布置了收拾哪些东西和怎样分类装箱等事。溥仪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枪比划一下说：“情况紧急！你们每人都带上一支，以防万一。”
溥仪亲自带着几个人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画等打开，由他亲自挑选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晋、唐、宋、元的书法名画。为了能多带一些，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一般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但当他们第一次检查这些行李时，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