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丞相完泽与哈剌哈孙
在世祖朝，完泽地位虽高，但并不为忽必烈所赏识。其实任命完泽为中书右丞相并非忽必烈的本意，忽必烈在罢黜聚敛之臣桑哥后，曾准备起用康里人不忽木为丞相，因不忽木固辞才作罢。在不忽木的举荐下，完泽担任中书省右丞相，忽必烈则任命不忽木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不难看出，不忽木比完泽更为忽必烈信任。蒙古旧制，非蒙古勋臣、贵族不得进入大汗的寝卧之内，但在忽必烈病重弥留之际，康里人不忽木却被特准不离忽必烈病榻左右，服侍忽必烈用药。前已述及，忽必烈任命不忽木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伯颜三人为顾命大臣，令其留在禁中，接受忽必烈的遗诏，偏偏年龄、地位均在不忽木之上的中书省右丞相完泽，却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这想必会或多或少激起完泽对不忽木的怨恨。在完泽丞相看来，自己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与不离忽必烈左右的不忽木应该有关。
成宗即位后，谨慎奉行世祖朝定制，强调宽宥惟和，因此也被称为守成之君。在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上，成宗也基本上沿用了世祖朝的原有班底。完泽继续担任中书省右丞相，并且直到大德二年（1298）哈剌哈孙担任中书左丞相之前，他一直是唯一的中书省丞相。与世祖朝完泽未能得到忽必烈的充分信任不同，成宗十分器重完泽，大德四年（1300）又加其为太傅，录军国重事，这主要是因为完泽与太子真金家族关系密切，并深得其赏识。完泽长期担任太子东宫的詹事长和怯薛长，世祖朝身为皇孙的铁穆耳两次出兵北方，完泽都跟随前往，可见完泽与真金家族以及铁穆耳的关系非同一般。忽必烈死后，完泽虽不是顾命大臣，但他内秉皇太后阔阔真之谋，外合宗亲、大臣之议，为促成成宗即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完泽与太子真金家族的密切关系，所以在成宗即位后，完泽首议加上祖宗尊谥庙号，厚待皇太后，以示“天子为人子之礼”。于是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尊父亲真金为皇帝，尊母亲阔阔真为皇太后。五月，遣摄太尉兀都带奉玉册玉宝，尊谥忽必烈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尊谥察必皇后曰昭睿顺圣皇后；尊谥皇考真金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同时改皇太后阔阔真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以詹事院之钱粮、选法、工役悉归皇太后位下，改詹事院为徽政院以掌之。
可能深受真金太子及父亲尊儒的影响，完泽反对理财大臣的聚敛政策。他任中书右丞相后，革除桑哥弊政，免除了自中统初年以来百姓拖欠的钱粮。在成宗朝，完泽在恪守世祖定制的同时，力主推行惠民政策，与民休息，罢征安南之师。正所谓“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钜万，以颁赐百姓，当时以贤相称之”。可以说成宗朝的守成政策与完泽的处事作风直接相关。
世祖、成宗两朝右丞相完泽以为人忠厚著称，真金太子曾称其为善人。但完泽与中书省平章政事不忽木的关系却不是很融洽。前已述及，丞相完泽早对不忽木怀有几分怨恨，但不忽木毕竟是先朝的顾命大臣，是辅佐成宗即位的功臣，成宗及皇太后也都对不忽木十分尊敬，廷议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完泽亦无可奈何。但一山难容二虎，同是中书省主要官员的完泽与不忽木越来越难以相处。不久，不忽木被奏降官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史料中隐去了上奏者的名字，仅以执政代之，从当时的情形看，必是完泽无疑。
在皇太后的劝说下，成宗欲留任不忽木，但不忽木深知自身已经很难在中书省立足，只有低调行事，才可以自保，于是“以与同列多异议，称疾不出”。无奈之下，成宗专任其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而不忽木则辞曰：“是职也，国朝惟史天泽尝为之，臣何功敢当此？”于是成宗改其职平章军国重事为平章军国事，方才令不忽木勉强满意。到成宗大德二年，不忽木兼行御史中丞，大德三年（1299）又兼领侍仪司事。大德四年，不忽木去世。不难看出，不忽木深谙为官之道，处事小心谨慎。（《元史》卷一百三十《完泽传》、《不忽木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四《丞相兴元忠宪王》、《丞相顺德忠献王》）
完泽在成宗朝之所以位高权重，与另两位顾命大臣在成宗即位后不久相继去世也有一定的关联。成宗即位的当年，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伯颜便去世了。次年，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玉昔帖木儿也病逝。两位地位甚高的顾命大臣的去世，无疑使得完泽的地位日益凸显。（《元史》卷一百一十九《玉昔帖木儿传》；《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
哈剌哈孙，蒙古斡剌纳儿氏。至元九年充怯薛宿卫，袭封答剌罕（一种崇高的封号，可世袭，享有特权）。为人雅重儒术，不妄言笑，善骑射，工国书。至元二十二年，拜大宗正，执法平允。至元二十八年，在蒙古勋贵，忽必烈第一怯薛长月赤察儿的推荐下，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政绩显著，“威德交孚，洽于海外”。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上任仅七日，在不忽木的举荐下，任中书左丞相，从而改变了中书省只有完泽一人为相的局面。中书省左、右丞相均为不忽木所举荐，不能不说不忽木颇有远见卓识，其能力较之于丞相完泽，确实略高一筹，难怪忽必烈对其如此信任。
哈剌哈孙的施政作风与丞相完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叱责那些一味言利聚敛的官员，提倡节用爱民，反对征伐劳民。遇有大事，则延请儒臣讨论。当时京师没有孔子庙，而国子学寓居他署，没有自己的固定馆舍。于是哈剌哈孙奏建文宣王庙（孔庙），营建国子学于文宣王庙旁。他还选名儒为学官，吸收近臣子弟入学。由于许多担任宿卫的国子学学生每年都要跟随成宗前往上都，于是哈剌哈孙命国子助教尚野建立国子分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以给之。
大德七年（1303），右丞相完泽死，哈剌哈孙升任中书右丞相。大德九年（1305）十月乙未，成宗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臣曰：“省中政事，听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总裁，自今用人，非与答剌罕共议者，悉罢之。”大德十年（1306），哈剌哈孙又加拜开府仪同三司兼修国史，地位进一步上升。哈剌哈孙担任中书省右丞相期间，重视监管官吏，完善国家法制。他精加遴选官吏，“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元史》卷一百三十六《哈剌哈孙传》；《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月赤察儿传》；《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尚野传》；《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二 理财之臣伯颜、梁德珪
大德八年（1304）五月，监察御史上呈奏折，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二十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货财，滥放冗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贪残牧民，遂为天下无穷之害”。有关理财大臣阿合马、桑哥的情况前文已论及，这里的秉政之臣赛、梁就是指世祖末年及至成宗朝的伯颜和梁德珪，而这个伯颜与前文提到担任顾命大臣的伯颜并非一人。此伯颜，回回人，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位居中书省几位平章政事之首，地位仅次于右丞相完泽。伯颜的祖父赛典赤曾任燕京宣抚使、中书省平章政事、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等职，尤其在云南六年，政绩突出。
伯颜也是扶植成宗铁穆耳即位的重要功臣。在忽必烈晚年，伯颜曾应阔阔真之请，向忽必烈询问汗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听罢十分高兴，召来大臣们说道：“你们说这个撒儿塔兀勒（即伯颜）是个坏人，然而他却出于怜悯而做了有关臣民的报告，他谈到了宝座和大位，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忽必烈还以伯颜祖父赛典赤的名字来称呼伯颜，此后人们也常称伯颜为赛典赤。为了能让皇孙铁穆耳顺利即位，忽必烈曾发给伯颜诏书和牌子，说道：“现在就骑马去把我那率军向海都方面出征的孙子铁穆耳叫回来吧，把他扶上他父亲的宝座，举行三天宴会，授予他帝位，然后让他在三天之后出征，到军队里去。”于是“赛典赤奉旨出发，把铁穆耳合罕从途中召回来，在开平府城中，扶他登上了真金的宝座”。
梁德珪，大都附近大兴良乡人。最初任职于世祖察必皇后宫中，学习蒙古语，后又奉旨学习回回理财之法。他还有一个回回人的名字即梁暗都剌。梁德珪在至元末年跻身中书省宰执之列，他熟悉中书省事务，做事干练果断，“在省日久，凡钱谷出纳之制，铨选进退之宜，诸藩赐予之节，命有骤至，不暇阅简牍，同列莫知措辞，德珪数语即定；间遇疑事，则曰某事当如某律，某年尝有此旨，验之皆然”。梁德珪颇得成宗的赏识，历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其升迁之快实为罕见。（《元史》卷一百七十《梁德珪传》；《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元史》卷一百一十二《宰相年表》；《析津志辑佚》）
世祖罢黜理财聚敛之臣桑哥后，为了应对财政日益入不敷出的困境，必须物色新的理财之臣，这时伯颜即赛典赤、梁德珪等就充当了这一角色。成宗朝由于不断对诸王、勋臣进行巨额的赏赐，加之冗官、腐败等，朝廷的财政状况近于崩溃，这种情况下，颇有理财之能的梁德珪升迁如此之快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此一时期的赛典赤、梁德珪理财，与世祖朝阿合马、桑哥理财大不相同。阿合马、桑哥当政期间，无不架空中书省而另立尚书省，他们与中书省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而赛典赤、梁德珪同为中书省宰执官员，在他们之上还有一贯反对聚敛政策的丞相完泽和哈剌哈孙，这就决定了赛、梁的理财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赛、梁在理财方面的具体作为主要表现在奏请继续任用阿合马余党中书省右丞阿里、建言厘正原属编民、增加岁课等方面。赛、梁理财最基本的作用是支撑了成宗一朝日益困难的财政局面。（丁国范《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合辑，1989至1990年）
但赛、梁等理财之臣的举动引发了一些御史台官员的不满。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御史台臣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御史台的此番言论当是对一些理财大臣进入宰执行列表示不满。大德八年九月，当因受贿案而被罢黜的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等官复原职时，御史杜肯构上书成宗：“伯颜等树党受赇，谪戍远方，道路相庆……天下之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又况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纲，是以比年灾异屡见。”“请将群凶或斥或诛，明正其罪。”另一名御史中丞何玮亦就此上奏章弹劾，“前后数十上，皆不报”。这里提到的八都马辛、迷而火者、阿里等均为中书省宰执官员。不过成宗并没有采纳御史台大臣的意见，将这些理财腐败之臣罢黜，而是继续加以重用。究其原因，乃是成宗确实需要这些理财之臣来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行。大德八年九月，梁德珪死去。武宗即位后，伯颜也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为帝而被杀，赛、梁理财秉政的局面宣告结束。（《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雪楼集》卷八《梁国何文正公神道碑》；丁国范《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
当时，中书省理财之臣面对御史台官员的攻击，积极予以反击。史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随后，御史中丞崔彧通过道教宗师张留孙引荐，疏通丞相完泽及成宗近臣，此事才作罢。这件事的起因是元贞二年（1296），成宗有旨建五台山佛寺，皇太后将临幸。监察御史李元礼上奏，以劳民伤财为由反对在五台山建佛寺以及皇太后临幸五台山。对这一奏章，台臣未敢上呈成宗。大德元年（1297），侍御史万僧与御史中丞崔彧有矛盾，就借此事上奏说：崔彧结党监察御史李元礼，反对在五台山建佛寺，并且大言不惭，攻击佛教。于是成宗大怒，敕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负责查办此事。由此看来，侍御史万僧应该是在那些“不快于御史台”的中书省宰执的唆使下向成宗告发此事。这里的中书省宰执官员很可能就是赛典赤和梁德珪之流。不过在处理省官与台臣的关系上，成宗恪守世祖定制，既倚重省官理财，又容忍御史台臣直言上谏，力求折中不偏。（《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张留孙家传》；《元史》卷一百七十六《李元礼传》；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三 滥赐、冗官与腐败
成宗在位时期，对诸王、勋贵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这种巨额的赏赐使得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成宗即位后仅两个月，国家财政就出现了困难，中书省臣上奏，在朝会赏赐之外，国库的余钞只有二十七万锭，凡再有请赐钱粮者，恳请成宗酌情给之。但成宗并没有停止大规模赏赐，随后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上言，成宗即位以后，赏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的钱粮数额巨大，国家原有的储备，散之殆尽。到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官员复上奏，近年国家开支动辄数万，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够半年之用，其余开支则不得不借用钞本。元朝大规模发行纸币，但纸币的发行需要有金银作为保证金即钞本，纸币可以随时兑换成金银，大规模动用钞本，无疑会造成货币的贬值，导致钞法尽坏。（《元史》卷十八、十九、二十《成宗本纪》）
由于蒙汉二元政治体制，以及蒙古统治者把官爵作为一种赏赐，故成宗朝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御史台臣奏言，京城内外官府增置越来越多，在京食俸禄者万人，外面的情况则更为严重，恳请成宗即下诏减并。但官员冗滥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仅宣徽院任命的官员，一两年内就多达一千五百多人。为此，大德七年二月，成宗下诏令中书省裁汰政府机构的冗员，仍令枢密院除出征将帅外，报送掌署院事者的定员。官员的冗滥无疑加重了国家日益窘困的财政状况。
官员冗滥却丝毫没有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宗甚至怀念起世祖朝桑哥专权之时政令雷厉风行的高效率。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成宗叱责中书省行政效率低下，并说：“桑哥虽奸邪，然僚属惮其威，政事无不立决。卿等其约束曹属，有不事事者笞之。”大德七年，时人郑介夫在上呈的《太平策》中指出，世祖朝时规定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事务，七天处理中等事务，十天处理重大事务，但目前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事务，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也有“一紧二慢三休”的嘲讽。由此可见成宗朝力图改变官员冗滥、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然不仅未见成效，情况反倒是越来越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朝廷中缺乏雷厉风行的强势人物或许是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元史》卷十八、二十一《成宗本纪》；《元史类编》卷二十五《直谏三》；《滋溪文稿》卷十一《李守中墓志铭》；《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郑介夫奏议》）
朱清、张瑄在世祖朝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从南方漕运粮食到大都。他们掌控着大都粮食的供给，地位十分重要，也颇得大汗的信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世祖以朱清、张瑄海漕有劳，遥授宣慰使。朱清、张瑄利用职务之便，贪赃聚敛了巨额的财赋，并且大肆行贿，“以财雄江南，遍以金币连结当路”。成宗元贞元年（1295）正月，有人告发朱清、张瑄图谋不轨，成宗则下诏对朱清、张瑄予以袒护。不仅如此，成宗还令行省、行御史台允许朱清上书言事。元贞二年七月，朱清、张瑄分别升任江西行省和河南行省的参知政事。（《元史》卷十八、十九《成宗本纪》；《元史》卷一百七十七《吴元珪传》）
朱清、张瑄的腐败案件到大德六年（1302）终于东窗事发。大德六年正月，因为不断有人告发朱清、张瑄，中书省恳请成宗罢其职，将他们诸子任职江南者徙居京师，以防有变。同月，江南僧人石祖进告发朱清、张瑄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查办。结果，朱清在被押至京师后自杀，张瑄则被处死。大德七年，成宗命御史台、宗正府派官遣发朱清、张瑄妻子来京师，并籍没其家财，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在查办朱清、张瑄一案过程中，发现地方很多官员接受过他们的贿赂，就连以丞相完泽为首的中书省宰执官员，也被牵连其中。大德七年二月，监察御史杜肯构等上奏太傅、右丞相完泽接受朱清、张瑄贿赂一事，鉴于完泽位高权重及其与自己的私交，成宗并没有惩办完泽。但是同年三月，中书省平章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均因接受朱清、张瑄的贿赂被罢黜。如此多的中书省宰执官员同时被罢黜，可见这件事影响之大，牵连之广。这也看出成宗对当时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现状极为不满，守成政治的效果并不理想。（《元史》卷二十、二十一《成宗本纪》）
为治理腐败，大德七年三月，成宗派七道奉使宣抚巡行天下，查办贪官、审理冤狱。是年底，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贪污官吏共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查收赃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理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七道奉使宣抚对澄清吏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德七年闰五月，右丞相完泽死去，成宗起用左丞相哈剌哈孙为右丞相，力图改变政治的积弊。哈剌哈孙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然成宗执政后期，连年生病，皇后卜鲁罕乘机掌权，哈剌哈孙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到大德八年，因朱清一案被罢黜的中书省八名宰执中，有四人已经重新进入中书省宰执的行列。故成宗朝在惩治腐败方面的政策实有所倒退。（《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元朝名臣事略》卷四《丞相顺德忠献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