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刚刚品尝到最高权力滋味的杨廷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继续对小皇帝施压，迫其就范。双方的矛盾逐渐趋于白热化。世宗即位后的第七天，他下令礼部讨论其生父兴献王的地位问题。杨廷和等60多人主张，世宗应该按照过继的形式，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养育自己十四年，而且仍在人世的母亲，竟然一瞬间成为自己的叔母；而素昧平生的张太后，却成了自己的母亲，这让世宗怎么也想不通。于是世宗几次召见杨廷和，又是亲笔下达御批，又是派人到内阁商量，试图通过说服的方式，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杨廷和毫不领情，态度十分强硬，拒绝了世宗提出的妥协或修改方案。初掌朝政的世宗也拿大臣没有办法，为了维系与大臣的关系，他只能把问题搁置起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过了3个月，这种平衡被新进士张璁的上疏打破了。他公开支持世宗的主张，认为尊本生父母为帝后、为父母是合情合理的。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出现后，其他一些官员也相继投入了皇帝的怀抱，附和世宗的说法。这些官员具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地位较低，或为罢官、失职之人。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博弈中，投下了赌注。朝臣的分裂让世宗看到了希望，他抓住这一机会，步步进逼，甚至以退位归藩为要挟。杨廷和等人只好让步了。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本生父母称兴献帝后，但不让加“皇”字。这次胜利，让投机官员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有人提出杨廷和对世宗缺乏尊重，更有人说杨廷和在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时并不力争，如今却对“皇”、“考”这几个字眼争论不休。这些批评无异于火上浇油，本已怨气满腹的世宗对杨廷和等人产生了敌视的情绪。
从嘉靖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七月，张璁、桂萼等人又先后提出在兴献帝后之前加“皇”字，以及取消“本生”二字的建议，将权力斗争进一步升级。杨廷和等人仍坚决地进行抵御，并把对世宗的批评进一步扩大化。从他崇信道术，直至派太监去苏、杭五府提督织造，都统统地认为是弊政；并直言不讳地劝世宗，应像孝宗那样做一个好皇帝。开始世宗还试图说服大臣，指出织造是“累朝旧例”，到最后世宗干脆不理大臣的意见，径自派出太监了事。面对逐渐强大的皇权，杨廷和终于招架不住了。作为首辅，他虽然“召对面言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执奏三十余次”，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到了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离开了政坛。
杨廷和的致仕，极大地削弱了朝臣的势力。此后，世宗致力于排除杨廷和一系的人员，大学士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先后被罢官。朝臣力量日趋瓦解，但官僚体系并未因此而彻底崩溃。相反地，当朝元老下台后，一批年轻的官僚开始领导这场针对皇权的斗争。他们年轻气盛，视张璁、桂萼之流为无文无才、妄求富贵的无耻小人，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嘉靖三年七月，整个“大礼仪”问题达到高潮。当时世宗趁着早朝的机会，宣布改称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在侍郎何孟春的带领下，朝臣们开始了请愿活动。杨慎（杨廷和之子）大声疾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使节死义，正在今日！”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决斗架势。王元正则威胁、恐吓那些不愿参加请愿的大臣：“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在这些年轻官僚的鼓动下，一共有220多名大臣跪在左顺门，大呼太祖、孝宗的名字，声达深宫。世宗命令他们解散，也未见效果。到了中午，世宗终于忍无可忍，把为首的8人逮捕。但请愿活动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大臣们大哭力争，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结果世宗下令逮捕四品以下的官员134人，另有80多人等待定罪。最终八人被发配边疆充军，180多人被廷杖，其中因伤而死的达到17人之多。此后朝臣再也组织不起对世宗有力的抗争了。面对皇帝的棍棒，大臣们仅有的铮铮铁骨也被打弯折了。
“大礼仪”最终以世宗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为了几个字眼，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也暂告一段落，以杨廷和等朝臣的惨败而收场。虽然世宗笑到了最后，但这并不是他的胜利，而是朱元璋所设计的政治格局的胜利。
§§§第七节 张居正，明朝最后的希望？
张居正
明世宗在位长达45年，在他统治的这段时间里，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明朝已经陷入了崩溃的地步。朝堂之上，由于他长期不理朝政，朝政被奸臣严嵩父子所把持。严嵩独揽大权，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搞得朝廷上下一派乌烟瘴气。边境则是“南倭北虏”，南北各地狼烟四起。北面蒙古经常侵扰边境，北京一再戒严。东部沿海地区倭寇不断登陆，烧杀抢掠。明朝国事日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勃勃雄姿。一个破败的烂摊子，在等待他的继任者明穆宗的收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驾崩，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明穆宗（1567—1572）。尽管明穆宗在位的时间只有6年，但正式在他的统治期间，明朝重新步入了正轨。在穆宗即位之初，他改正了世宗在位时的一些过失，开启了一个较好的风气。明代的皇帝值得称道的，除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外，恐怕就只能数穆宗了。有人说穆宗好色成性、生活淫乱。试问自古皇帝不好色者能有几人？只不过有些皇帝功绩显赫，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缺点和过失。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对待穆宗，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除了政治比较清明外，穆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发现、选拔、重用了一批人才，给他儿子神宗留下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文有高拱、张居正，武有戚继光、李成梁。正是这些人，为万历初年的新政作出了巨大贡献。
隆庆六年（1572）闰三月，明穆宗病危。他自知大去之期不远矣，赶紧召见高拱、张居正、高仪、冯保等人，让他们尽心辅佐皇四子朱翊钧。五月穆宗去世，时年36岁。六月十日，年仅9岁的朱翊钧在群臣拥戴下继皇位，以第二年（1573）为万历元年。神宗在位初期（1573—1582），他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朝政完全掌握在辅政大臣、大学士张居正手里。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则在幕后操纵。一方是为自己讲课的师傅，一方是嫡母和亲生母亲，年纪幼小的神宗只能听从他们的意见，不敢自作主张，稍有越轨就会被训斥。不管神宗是出于对张居正的尊敬还是畏惧他的权威，在他继位初期，给予了张居正的全面地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种情形，为致力于改革的张居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张居正（1525—1582），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市）人，因此也被称为称张江陵。张居正的先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今安徽定远）人，和明太祖是同乡。元朝末年随朱元璋起兵，被授予归州长宁（今属湖北秭归县）所世袭千户之职，张家遂隶籍湖广。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七次参加科举，均名落孙山。无奈之下，他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张居正身上，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张居正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1547年）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编修。以后不断晋升，穆宗在位时已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内阁宰辅，深受穆宗的赏识。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6项施政措施，这份奏疏体现了他的依法治国思想，内容都切中时弊，可以看出是他经过仔细的观察与思考后才提出来的。明穆宗对这份奏疏十分赞赏，当即命令下发各有关部门执行。但是，当时的首辅李春芳不想有所作为，对张居正的奏疏也是敷衍了事，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令张居正十分寒心。他知道，只有自己成为内阁首辅，才能彻底贯彻改革计划。机会终于来了，穆宗去世的当年，张居正便与宦官冯保合谋，驱逐了当时的首辅高拱。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神宗登基的的第七天，神宗下旨将高拱革职，以张居正为首辅。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马上便着手进行改革。他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于神宗积极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张居正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整顿吏治。明代中期吏治腐败十分严重，为了改变各级官吏因循守旧、贪污腐败、办事拖沓、不重实效等弊病，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察官吏的政绩。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依据，赏罚分明，奖善惩恶。对于那些秉公办事、为百姓着想的廉吏，列为上考；而把那些敷衍上司、花言巧语、不办实事、搜刮百姓的官员列为下考。他把整顿吏治与对黎民百姓的态度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样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实行考成法的过程中，许多贪官、冗官被裁汰，一些政绩卓著的低级官员被破格提拔，为国家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张居正还抑制各地强宗豪族，禁止他们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他用法度伸张朝廷权威，振肃纲纪，一些豪族的不法行为得到了抑制。经过张居正的精心治理，明代吏治得到了极大改善。
第二，整顿边防。明代嘉靖年间，边疆形势严峻，始终被“南倭北虏”所困扰。南倭在嘉靖末年基本平定，“北虏”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鞑靼人经常进入明朝边境抢掠财物、杀害百姓。早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他任用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驻守边防。尤其戚继光和李成梁，都堪称是一代名将。在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他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等在东南沿海并肩作战，最终平定了倭寇。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此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负责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此三镇紧靠京师，从而有效地防范了蒙古对京师的进犯。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蒙古军队几次来犯都未能得逞。李成梁于隆庆四年（1570）以辽东都督佥事之职代理辽东总兵职务，镇守辽东。万历二年（1574），李成梁升任辽东总兵，统辖东北军队，西防蒙古，东防女真。李成梁镇守辽东20多年，多次打败蒙古人的进犯，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戚、李二人在镇守北部边疆的过程中，经常相互配合，共同抵御蒙古，使得边境防御力大大加强，蒙古不敢轻易犯边。史书称赞戚继光为“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称赞李成梁说“边帅武功之胜两百年所未有”，尽管有溢美之词，但基本符合事实。
除了任用名将镇守边疆外，张居正意识到必须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边疆的不稳定因素。隆庆五年（1571），宣大总督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对蒙古封贡、互市的八项主张。这一主张得到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后得到明穆宗的批准，这一事件又称为“隆庆和议”。其内容是：明朝封鞑靼首领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各部首领也被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同时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了与蒙古的双边互市。从此，困扰明代二百年的蒙古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明朝消除了来自北边的威胁。俺答封贡后，蒙汉两族友好相处，边境安然，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又免除了兵戈征伐，节省了财政支出。
第三，财政改革。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张居正实行了以下几项措施：（1）倡导节俭。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各级官员，而且要求最高统治者神宗也厉行节约。他多次向神宗建议“节用爱民”，“以保国本”。在他的据理力争之下，许多花费巨大的工程都没有进行，这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2）清理陈欠赋税。张居正先后几次下令地方官员清理积欠的赋税，并将这一点税作为考查地方官的一项标准，对征收税额不足的官员或降职或罢官。（3）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赋役征收的一种方法。它的实行由来已久。早在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江南部分地区就已经实行，但是并没有在全国推广。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将赋税、徭役和土贡物品合并成一项，并折合成银两征收；征收标准按人丁和田亩分担，赋役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变；赋役折银后由地方官负责征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收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分担不合理的状况，抑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减轻了贫民百姓的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卓有成效。据统计，户部管辖的太仓（国库）在隆庆元年（1567）的收入是201万两白银，万历元年（1573）约是281万两。经过张居正几年的治理，到万历五年（1577），太仓的收入已达到435万两白银。仅凭以上的数字对比，我们就知道张居正改革的成效了。万历初期的几年，成为明代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张居正功不可没。
明王朝自英宗以后政治日益败坏，虽然孝宗、穆宗时有过改善，但是仍没能从整体上抑制住江河日下的颓势。历史选择了张居正，他怀着满腔经邦济世的热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挺身而出，顶住巨大的压力，革除弊政，实行新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时代，如果没有超人的魄力、卓越的才能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善终者。从商鞅到两税法的杨炎，再到范仲淹、王安石，无一不是如此。功高盖主，张居正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仍然选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明朝的积弊，我们又怎能不佩服他人格上的高大？
事实证明，他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之后，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历史进入了“张居正时代”。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并不是圣人，他也有缺点。
张居正是个地道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空谈误国”者。他有满腹经邦济世之才华，却因为庸人挡道而无用武之地。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救国于危难之时，济民于水火之中，他不惜玩弄权术，与太监冯保合谋，将李春芳、高拱等排挤出内阁。当意识到离职回籍的高拱对朝政仍有影响力，可能威胁到他的首辅位置时，他又同冯保炮制了王大臣事件，必欲除之而后快。
随着自己的大权在握，张居正也开始奢靡起来。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回乡为父亲守丧，在途中，各地官员为了巴结他，每一顿饭都为他准备了上百种的美味佳肴，张居正泰然受之，还连呼没有下箸之处。他乘坐的轿子更是豪华，前面是居住，后面是寝室，旁边还有两个侧间，立有童子，时刻准备伺候张居正的起居。以轿子而言，皇帝都没有他这番荣耀。
此外，张居正还纵容家奴，致使他们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他的三个儿子均因为他的权势而赐进士及第，而他也并不推辞。这些弊病最终导致他死后的清算。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死。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便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的罪名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共抄出金2400余两，银16万两。神宗并不满意，继续对张居正的儿子追赃，导致他的长子张敬修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等也被发配远方。
尽管张居正身上存在着种种弊病，但这只能说是白璧微瑕，并不妨碍张居正的正面形象。正是在他的手中，明朝文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而太所开创的改革，也让满目疮痍的明朝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