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好多事情，我们不是输给了残酷的现实，也不是输给了渐行渐远的彼此，只是输给了不甘心的自己。
梵高写给提奥的信里说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但是总有一个人能看到这火，然后走过来陪着我。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火，我快步走过去，生怕慢一点他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我带着我的热情、我的冷漠、我的狂暴、我的温和以及对爱情毫无理由的相信，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结结巴巴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然后，有了一切。
我叫程晨，可能你们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其实我也一样。
打上高中时起，我就寻思着要给自己换一个好听一点儿的名字，于是，我从古诗词和电视剧里，一遍又一遍地网罗婉转动听的名字，我甚至把那些名字统统摘录进本子里，一一地对比、衡量，就像选美似的，把最好听的那个选出来，安插在自己的身上。
这变成了一个浩瀚的工程，可是，在即将竣工的时候，我遇见了李淑媛。
那个剪着齐刘海儿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引下坐在了我身后。刚入座，她便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后背，我回过头来，她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程晨。”我面无表情，好像某个伤疤被人揭开了一样，我想，我的脸色一定不好看。
“真好听。”她脸上都是笑。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想起她说出这三个字时的样子，温暖的，充满善意的，我觉得自己心底的某块冰山，忽然就裂出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暖流一点点地渗透进来，融化了整座冰山。
那一年，我放弃了浩瀚工程；那一年，我们读高三；那一年，我身边有了形影不离的闺蜜。
想想，我们已经相识八年了。
我掐灭了烟头，摇下了车窗，李淑媛的洁癖大着呢，如果闻到车子里的烟味，指不定该怎么黑我呢！
如此想着，我下意识地向包里摸香水，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我零零散散地抖了出来，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买过香水了。
湘湘说得对，我越过越不像个女人了。
这个刚刚上大一的小丫头，搬进我家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确定是你自己住，而不是和一个吸烟的男人一起？”
她甚至都没有喊我一声表姐。
在得知那些烟味是我制造出来的之后，她惊呆了，差点就要把行李搬出去，“我可不想做二手烟民啊！”
瞧瞧，这就是我姑妈家的亲闺女，考入我所在城市的大学之后非要投奔我的亲表妹。吃我的、住我的也就算了，还要时时提醒我：“你可是女人啊！”
好像因为是女人，许多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比如，理所当然地不能抽烟，理所当然地不能自己提二十斤米爬到四楼，理所当然地不能没有男朋友。
晚风徐徐吹来，夹杂着雨水的湿味，远方的灯火也变得朦胧起来。
这时，我才发觉，我开始期待见到李淑媛了。
一周前，当李淑媛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告诉我她要回国的消息时，我的脑海表层是欢喜的，可是大脑深处却是混乱的，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很奇怪，对不对？
她说：“程晨，你记得来接我啊！这个城市，我只剩下你了。”
我端着咖啡杯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棕色的液体晃到我纯白色的袖口上，很快，它们便与我的衣衫混为一体，好像那片污渍原本就是属于袖口上的一样。
“哦。”我说，“我当然会去接你。”
可是挂上电话，我就后悔了。
我想，我应该考虑一下，说最近工作比较忙，或者，劳烦白杨帮我去接她。可是，那时候，我的脑袋是空的，谈项目时的那种机警和灵活好像忽然就不见了。
所以，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白杨，问他能不能帮我去接一位老朋友。
“当然可以。”他说，“现在吗？”
“不是，下周六。”
“没问题。还需要准备花束什么的吗？我去花店订一束玫瑰，哦不，玫瑰不行，或者百合呢？再或者，五颜六色的鲜花扎成一束会不会好点？”他说着，“我明天一早就打电话预定。”
“不用了。”我说。
“好，听你的。”
“我是说，还是我自己去接吧。”
他没吭声，停顿了几秒之后，问我：“你确定吗？如果你有别的事情，或者不太方便的话，我可以去的，反正去机场的路我也挺熟悉的，再说了，我周六也没有什么事情。”
“不了，不了，还是我自己去吧，早晚都得见她的。”我说。
“程晨。”他忽然喊了我的名字，然后轻声地问道：“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不，没有，只是一个老朋友。”
也确实只是一位老朋友。
我开始在脑海中想着她的样子，可是却怎么都拼凑不起来那个完整的，或者说是清晰的李淑媛。
想想，我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她了。
两年前，她申请了澳大利亚某个大学的研究生，那个大学的名字太长了，我到现在都没有记住。临走的那天，她穿着深红的呢绒大衣，像是要出嫁似的，我跟她开玩笑：“没准儿，你这一趟，还能嫁个澳洲帅哥呢。”
她白了我一眼：“我可不稀罕。”她就是这样，什么人都看不上——除了王东明，算了，不提那个王八蛋。
然后，一些混乱的、细碎的记忆从我的脑海深处一点点地爬出来，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喜欢。于是，我伸手去拿烟，还没点着，电话就响了。
是白杨。
“接到了吗？”
“还没有，不过也快了。”我看了一下表，晚上八点半，李淑媛乘坐的飞机，应该已经降落了吧？
“那就好。又下雨了，路上滑，你开慢点。”
“嗯，我知道。”
“餐厅也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还有，别喝酒，女孩子喝醉了，总是不太好吧，况且你还开着车。”
“我知道。”我说着，视线从后视镜移到雨刷上，被雨水斑驳了的车窗被刮得透明起来，然后，我就看见了李淑媛。
“先挂了。”我一只手挂电话，另一只手忙着去开车门，可是，按着车门的手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下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觉，我根本就没有做好见她的准备。尽管我用了一个星期来收拾我的屋子，用了一个星期来说服我自己，可是，当我面对她的时候，那种道貌岸然，不，我不能这么说自己，可是除了这个词，好像也没有别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我了。总之，在李淑媛面前，我蓄意伪装起来的一切，都开始一点点地瓦解开来。
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害怕起来。
可我终究还是得面对她，这个曾经陪我走过大半个青春岁月的女孩，如今在岁月的雕琢下尽显妩媚，晶莹得像深海里的白珍珠。她还穿着那件深红色的呢绒大衣，因为天冷的缘故，她紧紧地裹着大衣，尽管如此，她还是那么安静从容。
说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打开了车门，朝她走去。
“李淑媛……”我朝她招手。
就这样，她看见了我，脸上的那抹微笑一点点地荡漾开来，她丢下行李就朝我跑来，像个还未长大的孩子一样一把抱住了我，“程晨，见到你真好。”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开场白，在人潮拥挤的机场出口，显得有些干瘪，也有些苍白。
可是，李淑媛的行李倒是一点都不干瘪，两个硕大的行李箱差点没把我给累死，好像她把国外的两年经历都搬回来了一样。好不容易把行李装上了车，我发现自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你会带一个男人来帮忙呢。”她坐在我身边，好像意识到这句话有些不合时宜，“这里可真冷，现在墨尔本还是夏天呢。”她哈着气，来回地搓着手。
她总能很容易就将话题岔开，好像是生下来就带着的本领，这一点，我永远都望尘莫及。
“北方嘛，冬天总是来得早一些。”我说着，发动了汽车，暖气一点点地弥漫车厢，我问她，“想吃点什么？火锅怎么样？”
“什么都行。”她随手解开了大衣的腰带，“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两年了，我觉得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你就是个话唠。”我白了她一眼，随手去拿手机，白杨的短信在十分钟前就发来了，他订好了环境还不错的西餐厅，那是个聊天的好地方。在短信的末尾，他又强调了一遍：“尽量不要喝酒，如果非喝不可，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没回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也不允许我回复他。
李淑媛可能是累了，她窝在副驾驶上，连安全带都没系，半睡半醒的样子。这样也好，我可以安心地开车，什么都不用想。
下着雨的城市有种久违的寂静，好像世界万物都在雨中沉沉地睡去，这种难得的空旷总能让人想起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是指有些我们原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总能在这寂静的雨天里一点点地浮上心头，就像逆流而上的鱼。
可是尽管如此，我依然喜欢下雨天。
霓虹的城市在斑驳的雨点中越拉越近，我忽然觉得这座生活已久的城市对我而言有些陌生，仿若我才是那个远洋归来的游子。我曾经那么想逃离这座城市，可终究还是选择了留下。
李淑媛永远都有魄力重新开始，也永远都有勇气远走他乡，可我不行。
只是，我没有想到她还会再回来。
她微微欠起身子，“真累。”
“你可以在车上睡会儿。”
“根本就睡不着，从决定回来之后就睡不着了。”她喃喃自语。
“那你可惨了。”
“两年没见了，没想到你事业有成啊。”
“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没看她，专心开车，“我有几斤几两，别人不知道，你李淑媛还能不知道吗？”
“以前知道，现在还真不知道。”她说着，伸手拿起了烟盒，“以前，你可是不抽烟的。”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给自己找台阶，“你都出国留学的人了，什么样子的大场面没有见过，女孩子抽烟也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吧？”
“那是对于别人，可是对于你，不是。”
“可别，说得好像我是圣人似的。”我知道，她是要提起那件事情。真的，我真的不愿想起那件事情，或者说，不愿提起过去的每一件事情，“说说，为什么选择回来？”
“不为什么，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呗。”
“开什么国际玩笑，你还能饿死你自己不成？”
“也不是，就是突然想回来了。”
“那你还真是挺突然的。”我说。
“其实我顺利地在澳大利亚拿到了offer，再过两年，我也能顺利拿到澳洲的绿卡。可是有一天晚上——就是在我给你打电话的前一个晚上，我从梦中醒来，就睡不着了，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朋友，整个城市对我而言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留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这样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这些问题。真的，程晨，你明白那种感觉吧，有的时候，明明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们却偏偏想不明白，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这就好比去证明一加一为什么要等于二一样。就这样，我决定回来了。”
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车子驶入市区之后，白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到了吗？”
“快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