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4日）
王大明同志在北京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和他接触是在80年代初他担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的时候。大明同志讲“明白人”的问题，是在1982年7月召开的全国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所谓“明白人”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话还要从企业整顿说起。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针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混乱，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有一次，小平同志把我们找到他家里谈工作。参加的人有万里、谷牧和我。那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同志因病没有参加。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说，要把经济抓上去，就必须抓整顿。他提出，交通要整顿，铁路要整顿，钢铁企业要整顿，军工企业要整顿，领导班子也要整顿。这次谈话后，国家计委立即着手起草关于企业整顿的文件。由于小平同志考虑问题缜密周到，我们文件起草工作也很顺利。文件下发后，马上行动，贯彻执行，真是雷厉风行。当时谷牧副总理主抓生产，我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具体负责工业企业整顿工作。这次整顿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显著，各条战线生产日趋上升，被“文化大革命”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然而好事多磨，1975年底全国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开始出现的大好局面一下子便夭折了。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5月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提出学习大庆，整顿企业。这次的整顿我们称之为“恢复性整顿”，整顿的任务主要是把遭受严重破坏的企业管理体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重新恢复起来，重新起用工程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干部，对新工人进行文化、技术双补课（“文革”中吸收的工人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甚至首钢、北京焦化厂等具有现代生产设备的企业工人中还有文盲），要给他们补到中学或初级技术水平，这件事搞了5年。1982年1月，中央发出继续整顿企业的通知，提出要在原有基础上，学习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和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管理体制，提出要调整领导班子。总之，要在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这次的整顿我们称之为“建设性整顿”。
1982年4月，我到北京做关于企业整顿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北京市正在四家工厂搞企业整顿试点。王大明同志当时主持工业企业整顿工作。他向我汇报了试点的情况，并且陪我到近20家企业做调查工作，还在首钢开了几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会上有人说，规章制度都在老工人的脑子里，即使烧了也可以恢复，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到北京调研，我感到北京市经委的工作比较扎实、务实，汇报情况实事求是，既说成绩，也说困难和问题。和大明同志共事，觉得他抓工作抓得实，深入基层，是个勤于思考的人。经过这段调研，大家对企业整顿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82年7月，全国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经委主任、大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在小组讨论会上，大明同志发言讲到企业领导班子整顿时提出班子里应有“明白人”。所谓“明白人”，是针对当时有些企业领导人不懂生产技术、不懂经营业务、管理不善而使企业效益极差的情况。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干部“四化”要求，在整顿班子时配备“明白人”。实际上，是当时针对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真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言的。大明同志的发言，在这次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来自省市的同志表示赞成；来自企业的同志，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同意，还说些风凉话——“明白人”？难道我们都是“糊涂人”？！对大明同志的发言及各种反映，会议以简报形式报送中央，很快接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他对大明同志的观点表示赞同。我们又立即把批示原文印发给各地，同时在闭幕讲话稿中加上整顿后的企业领导班子配备“明白人”的要求。后来，小平同志也肯定了关于班子要有“明白人”的观点。一次，他找几位领导同志谈工作时说，要像北京市王大明讲的，领导班子要有几个“明白人”，企业才能有效益。我又在企业整顿定期交流会上及时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此后，关于“明白人”的争论也就逐渐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