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敦煌学？简而言之，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文明的学问。
《易经·乾卦·文言》有“文明天下”之语，孔颖达《疏》泛释云：“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1宋·冯椅进一步指出：“文谓物之鲜荣，明谓化之光显。”2 则“文明”乃指物质及精神两大范畴之呈象。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隨着史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文明”一词泛指某一区域的开化、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外在成果（如衣、食、住、行、建置、政令、法律、语言、交际、文学、艺术等）和内在成果（如情操、习尚、观念、意识、欲望、禁忌等）。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地区“物质及精神两大范畴之呈象”，也就是研究敦煌地区“开化、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外在成果（如衣、食、住、行、建置、政令、法律、语言、交际、文学、艺术等）和内在成果（如情操、习尚、观念、意识、欲望、禁忌等）”的学问。它不是像历史学、数学、文学、医学……那样的单体学科，而是类似于东方学、汉学、藏学、蒙古学、印度学、埃及学那样的地域性学科。
敦煌学因地名学，它的构成材料基本上生自本地，却也兼有来自于四面八方者；材料的属性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却也有自然科学的内容。材料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它学科属性的特殊性，既有社会科学之属（如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也有人文科学之属（如敦煌民俗及宗教信仰研究），还有自然科学之属（如敦煌医学及敦煌历法研究），造成它出入交叉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敦煌学材料以敦煌古代材料（如敦煌壁画、敦煌遗书、敦煌汉简）为主，但也有近代及当代材料（如敦煌文物流散研究，敦煌学人物机构研究，敦煌学论著评论），敦煌学材料之跨及古今，使它既有对古代事物的描摹与复原，又有对现时状况的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曾经有人说它是“综合性学科”，那是由于它兼包诸多学科；又有人说它是“边缘性学科”，那是由于它同诸多学科发生联系，可以通向诸多学科；还有人把它划入历史学范畴3，那是由于它有对历史事物的复原。上述说法都部分地反映了它的某些特点，却忽略了它的根本特点，所以都不甚贴切。
清朝末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到敦煌，被这里古代遗留的精美绝伦的石窟艺术品（包括彩塑、壁画及石窟建筑）和地下出土的数万卷古代遗书深深吸引，并且骗取了大批敦煌文化瑰宝。我国学者如叶昌炽、蒋伯斧、王仁俊、罗振玉等人很快作出反映，一方面向国人介绍敦煌文化瑰宝，同时搜罗刊布敦煌资料。日本学者亦迅速加以报导，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陆续撰文、演讲，介绍、研究，在西方引起反响，接着，英、法、俄、美等国的汉学家，也有不少人进行研究，研究之风于是兴起。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逐渐形成，并且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性显学。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 近八十年来，我国及其他国家学者陆续加入敦煌学的研究行列，“预流”者亦愈来愈多。由于敦煌学不仅关系着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关系着南亚（如印度）、东南亚（如缅甸、泰国）、西亚（如叙利亚、土尔其、伊朗）、中亚（如乌孜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及哈萨克）乃至东亚（如日、韩）诸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广泛的学术意义，它之所以蔚为学术大国，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敦煌地理概况
敦煌学是从敦煌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门学问，机体内流动着敦煌的血液，呼吸中散发出敦煌的芳香，让人感到它“姓敦”、属“敦”。敦煌学之所以成为敦煌学，正是由于它具有这样一种特质。所以在我们展开讨论敦煌学之前，先要介绍一下生长出敦煌学的这块土壤，即敦煌的地理概况。
敦煌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汉武帝时建立敦煌郡，下辖敦煌、渊泉、冥安、广至、龙勒、效谷六县（插图1 两汉敦煌郡六县位置）。东接酒泉郡，北与匈奴为邻，西接伊吾（今哈密）、楼兰（今新疆若羌县），南与羌人为邻。郡境相当于现在的瓜州县，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在海上交通兴起之前，这里是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其首府敦煌成为中西往来的桥头堡。
远古时候，这里居住著称为氏、羌的兄弟民族。近年来在玉门市火烧沟、安西县布隆吉和敦煌市南湖乡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为数可观的石刀、石斧、石磨、红陶、黑陶、夹砂陶器器皿及残片。考古学家推测大约距今三千年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先民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远古文明。
秦汉之际，这里居住过乌孙、月支、匈奴等兄弟民族。汉武帝为打通中西通道，消除河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对中西交通的阻挠打劫，乃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命大将军卫青、冠军将军霍去病分道统军征匈。经过数年的搏斗，终于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占领河西地区，以其地置酒泉郡，于郡境西部置敦煌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西南部地区置敦煌郡，此为敦煌地区独立建郡之始（插图2 西汉敦煌郡形势图）。
在此之前十五年，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从西域返回，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言乌孙本与大月支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表明“敦煌”本是固有之名，当系西北某少数民族词语，含义未详。后来在这里置县置郡，即袭用旧名叫做敦煌县、敦煌郡。东汉应劭曾解释“敦煌”之名的含义是“敦，大也；煌，盛也。”但西汉设郡之前，这里并不怎么“大”、“盛”。敦煌的“大”、“盛”是在打通中西通道设郡治理并成为中国西陲重镇之后才逐渐“大”“盛”起来的。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据有黄河以西至于罗布泊的广大区域，派军屯驻，设官治理。敦煌一带始有都尉、候官，亭障。敦煌汉简反映，敦煌县属酒泉郡时，县境始有玉门都尉。1944年夏鼎先生在敦煌小方盘城北所获汉简云“酒泉玉门都尉侯畸，兼行丞事”。表明玉门都尉在敦煌建郡前属酒泉郡。以后的汉简，方记有“敦煌玉门都尉”（见《敦煌汉简释文》1741A号简）。由“酒泉玉门都尉”改称“敦煌玉门都尉”，表明原属酒泉郡的玉门都尉，已改属敦煌郡，意味着此时敦煌郡已经建立。
敦煌建郡后，敦煌郡境有中部、宜禾、玉门、阳关四部都尉，四部都尉以下，有广汉、美稷、昆仑、渔泽、宜禾、破胡、吞胡、万岁、平望、玉门、大煎都等十多个侯官，以及显明、广新、当谷、临要、仓储、仓亭、富昌、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扬武、临介、万年、朱雀、博望、青堆等八十多座烽燧。敦煌设郡之前，已陆续从内地发来罪犯屯垦。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在敦煌西南渥洼水旁捉住“天马”进献汉武帝的暴利长就是从中原地区南阳新野县发配来的一名罪犯。敦煌建郡后，继续移民。如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发天下“七科滴”至敦煌；征和二年（公元前90年）徙叛吏于敦煌等。这些移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无）道”等等原因被强制迁移到敦煌定居，也将内地先进的农牧业、手工业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带到了敦煌，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敦煌处在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交往的咽喉之地，所以很快地发展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地形 我们这里所说的“敦煌”，是指两汉魏晋的敦煌郡及唐宋瓜沙二州广大地域。这一地域，地处中国河西走廊西端；东接酒泉郡，西邻罗布泊，北与匈奴、南与羌戎接境。这一区域，南北皆山区（南境诸山属祁连山脉及阿尔金山脉；北境诸山属马鬃山山脉――祁连山北支），中部低洼。发源于疏勒南山的疏勒河（汉代名籍端水，唐代名独利河），由南向北，流到今瓜州县河东乡乃折向西流，贯穿郡境中部；发源于党河南山的党河（汉代名氐置水，唐代名甘泉水），过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又西北流，绕鸣沙山西麓折而向东，沿鸣沙山北麓东流，至敦煌古城东南折而向北，60余里汇入东来的疏勒河。总的地势，东南高（平均海拔3200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境疏勒南山的宰吾结勒峰海拔5808米，为甘肃省最高山峰），西北低（平均海拨820米，罗布泊海拔792米）；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故这一地区河流总势流向西北，疏勒河是西流大河的典型代表。地势之倾斜，不利于水土的涵养保持，但地势倾斜造成的水流落差，却有利于自流灌溉，免除了提水灌溉之劳。
总览郡境，除了“四时含雪霜”的山区之外，多半是“万古不毛发”的碎石戈壁，只是河流经过的地段，沿河出现一块块带状绿洲，“高柯笼宿雾，密叶隐朝霞”，给辽阔的大漠带来勃勃生机。
干旱 这一区域地理环境最突出的特点是干旱少雨。据1938到1980年四十年间当地水文观测资料统计，敦煌年平均降水量（雨、雪）只有39.9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486毫米，是降雨量的62倍。一年之内，各个月份的降雨量和蒸发量分配极不均匀。六、七两月降雨量最多，历年平均为20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多；蒸发量最大的月份为五至八月，这四个月的蒸发量历年平均为1385.7毫米，其中又以五、六两月蒸发最烈，据观测资料的记录，五、六两月日蒸发量最高时达360毫米，相当于年均降水量的11倍，意味着十一年的降水，这一天就蒸发完了，所以敦煌被到为极干旱区。降雨量如此之少，而蒸发量又如此之大，还有人畜食用和农业灌溉需要用水，这就形成了水量供需的极大矛盾。所有生物所需之水，无法指望天然降水，好在敦煌有储量丰富的南山积雪融化成水，渗入地下，出露为泉，汇流成河，即疏勒河（古籍端水），党河（古氏置水）、榆林河径流、支流及潜流出露的泉流供给用水。古代敦煌郡境各片绿洲，全赖党河、疏勒河、输林河及阳关等处泉流的滋奍；近数十年来始有地下水的人工开采略作补充。这样，才造就了一片涵养生命的绿洲。人们把高山积雪称为“固体水库”，可谓十分形象，十分贴切。
这一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着敦煌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引水灌溉。所以，从古到今敦煌地区水利事业十分发达。绿洲之内，引水沟渠密如蛛网。敦煌西南马圈口水利枢纽工程及宜秋、都乡两大干渠，是敦煌最先建成的水利设施。此后，历代继续建造，形成完整的渠系网络。据敦煌遗书颇多挂漏的资料统计，唐宋时期，仅敦煌一县就有干、支、斗、农各级水渠100多条，渠道总长不下500华里（插图3 唐宋时期敦煌县渠系及诸乡位置示意图）。东部冥安县汉唐渠网遗址，至今宛然在目，十分壮观。（插图4 汉冥安城南、唐瓜州城东南汉唐渠系网络（卫星照片释读）
此外，渠道的开掘、整修，灌水制度的制定、实施与管理，浇水纠纷的裁处等项事务，也就成了当地社会大事。州郡有置平水尉（唐宋以来为都渠泊使），县置平水，乡有斗门长及渠头，民间则有渠人社。敦煌遗书中反映有关河渠事务方面的情况颇多。与此相应，水利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敦煌历史、地理、社会、民政、民生、民俗以及城镇、村庄的形成、布点，绿洲之内道路交通的变动，生态之变迁等各项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之一。
干旱少雨固然不利，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例如莫高窟、榆林窟某些洞窟的壁画至今虽历千年而色彩如新，就颇得益于气候之干燥少湿，若在多雨湿润的江南，早就褪色、霉变、脱落无存了。又如敦煌汉简埋藏于地下、敦煌文书封闭于石室，或近千载或逾千载，仍能墨色不褪、甚至保持原样，无不是干燥气候立下的功劳。
戈壁大 敦煌地理环境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境域辽阔而戈壁广大。汉代敦煌郡，东起疏勒河，西至罗布泊，南抵党金山，北括马鬃山，东西400多公里，南北300多公里，面积不下123,000平方公里，比如今整个福建省还要大。但绝大部分为戈壁及沙漠，戈壁及沙漠约占总面的80﹪，山地约占17﹪，绿洲仅占总面积的3﹪。面积有限的绿洲，又被戈壁分割包围，形成一片片狭小的绿洲。耕田、水渠、村落、城镇，都散布在绿洲之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空间，也基本上局限在狭小的绿洲之内。敦煌出土的数十件唐代均田文书，所载耕地都在敦煌城或寿昌城近郊，最远不过距城四十里，就是绿洲狭小局限的真实反映。未到过敦煌的人，但知敦煌境域辽阔，面积广大，而对敦煌均田文书所载农田距城无逾四十里者颇有可疑，以为此类文书本当载有远处农田，只因文书多有残失，致使远处农田失载而已。这种看法，就是由于不了解敦煌地区绿洲面积本来狭小且被戈壁分割包围之故。
古代敦煌人口最多的时期为唐开元年代，沙州（不包括瓜州）有6466户，25864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1人。人们活动空间非常之大，但适宜人们居住的空间――绿洲地带――相对有限。绿洲地带内，还有大片的沼泽及盐碱荒滩，耕地面积有限。古代敦煌以农为主，耕地面积是制约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历史上敦煌郡一直不能成为人口大郡。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从敦煌过境西出的士兵、人夫不下十万，牛马驼驴亦不下十万，敦煌不足以供应其粮料，故可推知李广利西征大军所需粮料，必多由东部诸郡运来。
现今的敦煌市，仅相当于西汉敦煌郡的西北部、唐沙州之北部，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大部分为戈壁、沙漠及山峦。绿洲地带只有1,397平方公里，占4.48%；而绿洲地带内，耕地已达253，010亩，常住人口187，578人。面积相当于汉敦煌郡的五分之一、唐瓜沙二州，的三分之一，而人口则相当于开元人口的7.4倍（每年流动人口约30万人尚未包括在内）。依据当地水资源计算，如今的敦煌市耕地开发已属过量，人口增殖亦达极限。
温差大 敦煌地理环境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温差变化悬殊很大。夏季，戈壁地温可高达摄氏68.4度；冬季半夜过后，戈壁温度可降至摄氏零下28.5度，昼夜温差高达97度，高寒山顶更降到零下40度以下，可谓寒暑两烈。除了冬夏温差强烈之外，在下列情况下，都可以感受温差之显著不同，例如：
昼与夜
阴与晴
室内与室外
隐蔽处与向阳处
绿洲区与戈壁滩
平原与山地
山脊与山沟
向风面与背风面，等等……
都有明显的温差对比。
造成温差悬殊的原因，主要受日距远近及日照强弱的影响，上述地理环境特点，对敦煌地区人们的活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人们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不能不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回避、改善或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举例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