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研究最早是从该地区石窟壁画、彩塑的观赏开始的。早在清雍正年代，敦煌莫高窟精美绝纶的塑绘作品已引起人们的瞩目并成为议论品题的对象。雍正五年（1727年）光祿少卿汪漋督修敦煌城工，往游莫高窟，被莫高窟“庄严四壁”“妙善重巅”的塑绘艺术深深打动，他在《游千佛洞》诗中赞叹莫高窟塑绘“炫奇异域”、“汗尘净土”，许为“神工”、“匠手”。雍正十二年，任肃州分巡道的黄文炜，乾隆年代任安西观察副使的常钧，道光年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徐松、敦煌知县苏履吉、许乃谷，光绪年代甘肃学台叶昌炽等人都对莫高窟塑绘艺术进行过记述、品题或考证；道光－光绪年代，京官、书法家李宗瀚、许乃普、周寿昌等人曾品题敦煌出土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注》。上述事例，可视为敦煌艺术研究的端绪。光绪五年（1879）匈牙利地理学家洛克齐等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之后，他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向与会的英、法、德、俄学者报告了敦煌莫高窟博大精美的古代佛教艺术遗珍，引起西方学者极大的兴趣，斯坦因便是其中之一。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莫高窟拍摄了大量壁画、彩塑照片，骗取了数十箱敦煌遗书、遗画；此后，俄、法、日、美等国的专家学者和文化窃贼纷纷来敦煌淘宝，他们传播消息、发表游记、编印图录、撰文著书，把敦煌艺术及其他文物向世人介绍，引来更多的各色来访者。他们进一步得知，在敦煌地区除莫高窟外，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等地保存有许多古代艺术品。斯坦因还探察了汉长城、烽燧、玉门关、阳关、苦峪城，发表了大型记实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曾音译为《塞伦迪亚》），人们通过《西域考古图记》刊载的图版照片，得知在敦煌遗书、敦煌墓葬和敦煌其它古代遗址中也保存有丰富的古代艺术品和艺术活动的资料。这样，敦煌艺术的概念就由壁画、彩塑进一步扩展到敦煌古建筑、音乐舞蹈、白画、书法等门类不同的领域。随着研究的发展，人们从敦煌艺术不同类属的分别研究、更进一步发展到艺术史的概括和理论抽象的研究。这样，就产生了敦煌艺术史和美学这类派生出来的新领域。总之，敦煌艺术概念，在发展中逐渐得到扩充和完善，终于成长为敦煌学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回顾敦煌艺术研究的过程，大体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为敦煌艺术研究的酝酿准备阶段。其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我国的汪漋、许乃谷、叶昌炽等人外，还有几个外国人，例如匈牙利的洛克齐、斯尼希、俄国的斯捷琴尼、普热瓦尔斯基、柯兹洛夫，法国人波南等。这一时期己经有了关于敦煌艺术品的零星的记述、报导、品题、考证之类，尚未出现论述敦煌艺术的专著。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到1942年，为敦煌艺术研究初步展开阶段。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以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橘瑞超、华尔纳等人为代表，发表了一些评论、图录和研究，例如斯坦因《西域古考图记》（1921年）、伯希和《敦煌图录》（1920～1924年），韦烈《中国绘画研究导论》（1923年）、华尔纳《万佛峡壁画集》（1926年）等，刊布了大量敦煌艺术照片并加以解说和探讨，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大出风头。在东方，日本学者的研究特别令人瞩目，松本荣一的名著《敦煌画の研究》（概说、图录各一册。1937年），为敦煌壁画的内容、年代和艺术特征的识别，建立了基本的规范，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王国维、董康等较早的评介和考释过个别的敦煌佛画，1930年，郑淦昌发表《中国壁画的历史研究》，陈之佛发表《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1931年，贺昌群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1932年，梁思成发表《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1934年，滕固教授发表《唐代式壁画考略》，敦煌艺术的研究才开始向深度发展。
第三阶段从1943年到1949年，是敦煌艺术研究进一步推进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学者陆续来到敦煌考察、临摹，多次举办敦煌艺术展，促使我国敦煌艺术研究之风蔚然而起。经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学者向达、贺昌群和著名画家张大千等人倡议、呼吁、推动，莫高窟得以收归国有，从此结束了无人管理、任自荒凉颓败的历史。随之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敦煌艺术研究的专业机构。从此，我国敦煌艺术研究事业有了一支专业队伍，一个初具规模的敦煌艺术研究实体和一个常设的基地。这一时期著名的学者有李丁陇、常书鸿、张大千、向达、劳干、宗白华、傅振伦、关山月、谢稚柳、李裕、何正璜、郑振铎、史岩等人。他们在敦煌艺术源流、价值意义、题材演变、艺术风格、绘画技法和临摹复制等方面的探讨或实践中，取得了较西方学者更加扎实的成果，开始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实力。
第四阶段，从1950年到现在，是敦煌艺术研究全面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内，敦煌壁画、雕塑（彩塑、石雕、陶雕、木雕）、古建筑、绢帛画、刺绣、白画、乐舞、书法及敦煌美术史和美学等所有敦煌艺术的各个系列都已打开门径并且取得较大进展，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除了前一时期已经提到的诸人外，又有一大批学者涌现，如王子云、潘絜兹、段文杰、金维诺、史苇湘、洪毅然、吴曼英、万庚育、贺世哲、施平亭、梁尉英、张学荣、何静珍、杨雄、刘永增、赵声良、宁强、王惠民、张元林、李月伯、沙吾田、沈以正、林保尧、李玉珉、巫鸿、宿白、任二北、苏莹辉、赵泰、饶宗颐、叶栋、何昌林、席臻贯、陈应时、高金荣、庄壮、郑汝中、萧默、孙纪元、沃兴华、李正宇；日本学者藤枝晃、林谦三、岸边成雄、水原渭江、秋山光和、平山郁夫等都作出过重要贡献。重要撰著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一～五卷（俗称《五卷本》），研究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贺世哲《敦煌石窟论稿》，《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郑炳林、沙吾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沙吾田《敦煌画稿研究》，林谦三著、潘怀素译《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寸研究》，庄壮《敦煌石窟音乐》，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席臻贯《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陈应时《敦煌乐谱论著书录解题·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水原渭江《敦煌舞谱の解读研究》，肖默《敦煌建筑研究》，沃兴华《敦煌书法》，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笔书法》等等。
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敦煌艺术的继承创新活动，例如在敦煌壁画的启示与影响下出现的新壁画创作，敦煌舞姿、舞剧和《丝路花雨》的创作和演出，使敦煌艺术焕发现新的时代生命力。这一新的动向，同敦煌艺术研究一样都是植根于敦煌艺术的派生品。它创始于中国，但已为国际艺术界所认可和接受，或许有希望在国界之外产生多米诺反应。那么，敦煌艺术就不仅仅是当今世界对于敦煌古老艺术的美好回忆和向往，而且将为当今世界再次进行现实的服务了。
敦煌宗教学
敦煌宗教学是研究敦煌地区中古时期各种宗教经典、教团 、寺庙、信徒信行、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和宗教的社会作用等问题的学科。敦煌中古时期的宗教，主要是指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萨满教，而以佛教为大宗主流。敦煌宗教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当地出土文献中大量的宗教典籍和寺院文书、僧俗佛事文书，僧尼传记资料，还有当地石窟中大量的佛教壁画、造像、榜题、款识之类。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大批佛藏、道藏和摩尼教、景教久已失传的典籍和寺院文书，使今人意外地获得不少新知。
敦煌宗教学研究，对中古时期特别是对唐、五代、宋、元时期敦煌社会、经济、民族、艺术、语言文学、乐舞戏曲以及民俗风习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成为敦煌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
敦煌宗教学的研究，中日两国开始较早。1909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发表《敦煌本残道书跋》、《老子化胡经跋》、《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残卷跋》、《敦煌本无上秘要残卷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及《跋》、《敦煌本波斯教经跋》、《摩尼教残经跋》、《景教三威蒙度赞跋》，蒋斧在《沙州文录》中刊布敦煌僧人碑赞、牒状、经像刻本十余种并附跋语，又发表别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并《跋 》、《五台山胜境赞》及《跋》、《老子化胡经考》等文。同年，日本学业者渡边海旭也发表《汉代佛教古经典之发见》、《大涅槃经之梵文片断》，小野玄妙发表《降魔成道图之研究》。中日学者差不多同时叩响了敦煌宗教学研究的钟声。
继之而起者，数十年来名家辈出，我国则有王国维、李翊灼、陈垣、胡适、汤一介、周叔迦、陈寅恪、吕澂、周一良、董作宾、向达、王重民、姜亮夫、朱维诤、陈增辉、王尧、林悟殊等人，港台地区及海外华裔学者则有左景权、潘重规、饶宗颐、释东初、陈祚龙、吴其昱、冉云华等人，日本则有藤田丰八、桑原隲藏、松本文三郎、妻木直良、羽田亨、矢吹庆辉、羽溪了谛、望月信亨、那波利贞、牧田谛亮、塚本善隆、竺沙雅章、福井文雅、樋口隆康、上山大峻、百齐康义，田中良昭、大渊忍尔等人；西方学者则有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戈哈理、德尔杰克等人。
研究工作最早是从揭示宗教佚典开始的，接着，研讨其教派源流异同及消长显晦，进而扩展到僧职系统、寺院组织、传法授戒及经济文化活动、地方特点与民族特点，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等诸多方面。
在敦煌宗教学研究中，由于佛教资料最多，因而佛教研究成为敦煌宗教学中最为发达的系列。在敦煌佛教研究中，日本学者阵容强大，用力最勤，近四十年来成为敦煌佛教研究中的主力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