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9年到1980年的九十多年间，此项工作虽取得不小成绩，但进展缓慢，品种局限。自1983年以来，进展步伐有所加快，层面进一步扩展。重要的成果有：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年），王尧、陈践译《敦煌吐蕃文献选》（1983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1984年），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984年），林梅村、李均明《楼兰、尼雅出土文书》（1985年），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对语>研究》（1985年），水原谓江《敦煌舞谱の解读研究（上册：stein关系资料；下册：Pelliot关系资料）》（198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年），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至五卷（1986～1990年陆续出版），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1988年），赵健雄等《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1989年），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1989年）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年），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990年），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1991年），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年），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合编《敦煌文献丛书》（1992～1994年。内含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此书问题较多，但对敦煌争讼文牒辑录之功不可没），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周绍良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1993年），王三庆《敦煌类书》（1993年），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1994年），水原谓江《敦煌舞谱の解读研究（改订版）》（1994），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1995年），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1995年），1996～1998年陆续出版，内含张锡厚《敦煌赋汇》，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共十种十二册）；山本达郎、池田温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1995年），朱凤玉《敦煌写本碎金研究》（1997年），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998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000年）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2001年），郝春文等《英藏汉文社会历史文献释》第一、二、三、四、五卷（2001～2006年），陈于柱《敦煌宅经校录研究》（2007年）。
上举诸书（篇），除各自具有的学术成就之外，更为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新的起点。
敦煌古代科学技术
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敦煌古代遗址以及敦煌古代基葬中，保存有不少敦煌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涉及医药卫生、天文历算、土木工程、畜牧农殖、金属铸造、手工制作等方面，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于是在敦煌学中形成了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之学。
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是敦煌学中的自然科学系列。但由于敦煌古代科学技术中包含有不少人文科学因素及意识形态成份，最典型的例子是敦煌医学。敦煌医学中经常涉及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尅、五味五性、这又使它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目前已经开拓的领域有医药保健、天文历法、建筑制造、农殖畜牧、水利、算学等项目。通过上述方面的研究，可以了解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成就与水平，从而进一步认识敦煌古代社会；另一方面，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作为敦煌文明的成果，经过去取扬弃、吸收借鉴，又可以服务今时，造福今人。
敦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最先是从敦煌遗书中的《本草》及《历日》残卷的发现及其文献学研究开始的。1910年，王国维撰《唐写本食部本草残卷跋》、1916年，罗振玉撰《本草集注序录跋》、1919年［日］小川琢治撰《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从此开始了关于《本草》的研究；1925年，罗振玉编印《敦煌石室碎金》，刊布了敦煌出土的《食疗本草残卷》及唐兰《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由此开始了关于《食疗本草》的研究。但从1910年到1955年的四十多年间，大致围绕着《本草残卷》和《食疗本草残卷》展开讨论。1955年，罗福颐发表《祖国最古的医方》，1958年，王庆菽发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卷子中的古代医方》，1959年，周宗岐发表《揩齿考——从敦煌壁画楷齿图谈我国历代指刷牙和洁齿》，才扩展到敦煌遗书中的古医方及卫生保健方面的介绍和研究。1959年，陈可冀发表《关于敦煌石室旧藏伤塞论辨脉法残卷》，1964年，马继兴发表《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考》，1982年，王尧等发表《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同年，洪武娌发表《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历史价值》，1984年，张寿仁发表《敦煌汉代医简再探》，1992年，万方发表《古代注（疰）病及禳解治疗考述》，进一步扩展到敦煌脉法、灸法、藏医学、敦煌汉简医药学资料研究以及传染病及祝由医等领域的研究。此后，敦煌医药学研究飞速发，展全面展开，陆续出版不少专著，重要的有马继兴等《敦煌古医籍考释》（1984年），赵健雄、徐鸿达、王道坤《敦煌医粹》（1988年），甘肃中医学院文献研究室《敦煌中医药学集锦（六册）》（1990年），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1994年），张侬《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1995年），马继兴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1998年），丛春雨《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2000年），刘喜平主编《敦煌古医方研究》（2006年），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2006年）。敦煌医学的研究，目前已有苗头显示，将加强临床实验、为现代健康服务的方向进行探索。
敦煌天文历算研究，是继敦煌医药学研究之后兴起的。1922年，罗振玉《松翁近稿》刊布了敦煌出土的《后唐天成元年残历》、《晋天福四年残历》、《宋淳化元年残历》及《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跋》；1926年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第一集》，刊布《七曜日一卷》，1926年，李俨发表《敦煌石室算书》，开始了敦煌历算研究。此后，有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1937年），章用《敦煌残历疑年举例（附表）》（1941年），董作宾《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1943年），［日］薮内清《敦煌出土の历书》（1943年），严敦杰《敦煌本大历序考》（1945年），苏莹辉《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1950年），席泽宗《敦煌星图》（1966年），［日］藤枝晃《敦煌历日谱》（1973年），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本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三》（1982年），施平亭《敦煌历日研究》（1987年），邓文宽《敦煌文献斯二六二○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等，不烦悉举。其中，邓文宽对敦煌历法的研究持之以专，贡献尤多。所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年）、《敦煌土鲁番天文历法研究》（2002年），集录了他从事此项研究的成果。
其它关于敦煌古代造纸、印刷、纺织、刺绣、酿造、铸造、颜料、水工、农殖、交通、通讯、体育、气功、兽医及阴阳占卜等也都进入了研究视野，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学者。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诸人之外，值得介绍的还有罗福颐、向达、荣孟源、程溯洛、李书华、席泽宗、潘吉星、季羡林、饶宗颐、陈祚龙、周丕显、金荣华、黄正建、洪武娌、李约瑟、伯希和、盖特斯、羽田亨、桑原隲藏、那波利贞、石田干之助、森鹿三、渡边幸三、长广敏雄等人。
通过敦煌古代科科学技术研究，人们才知道古代敦煌不仅在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中有着辉煌的业绩，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作出过不少贡献。后者，同样成为敦煌古代文明的骄傲。
敦煌文物保护科学
敦煌文物保护科学是从敦煌学本体学科中派出生来的现代理工学科。它主要研究敦煌文物的科学保护，维修、加固、防治病害、自然环境控制的理论与技术。这些理论与技术，本来同现代一般性的理工科理论技术无大差别，但是由于敦煌地区气候环境、病害特点及文物的质地、制作工艺等与内地或国外多有不同，外地、外国视为大害者（如潮湿、膨胀），此地并非大害；适宜于外地之技术，不一定适宜于本地。故需研究切合本地条件的一整套技术。由此，这个学科就有了本地的特点、特性和任务，因而成为敦煌学体系内的一个部门。
从目前进展情况看，敦煌文物保护科学大致分为石窟保护、加固及维修；绘塑保护加固及维修；古建筑（包括长城、烽燧、城堡、墓室、塔庙、窟塔等）保护、加固及维修；易损文物（包括简牍、遗书、纺织品、刺绣、古代纸、布、绢、麻画帧等）保护、加固及维修；文物环境监控及抗震技术；病害防治及防腐防害材料研制，重层壁画剥离及保管技术；古建筑移动搬运技术等八大系列。
这一学科起步较晚，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立成之后才提到日程上来。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古代建筑修整所专家莫宗江、宿白、赵正之和余鸣谦先生等到敦煌，对莫高窟的环境、气象、地质、病害、才建筑、塑绘保护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并拟定长远保护规划。从此，才开始逐步实施对莫高窟的科学保护工作，敦煌文物保护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由此而生。
最早是配合莫高窟崖体和洞窟加固维修工程及壁画塑像病害治理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实验和研究，进而扩展到重层壁画剥离、古建筑物搬迁、除尘去污、文物修复、防震抗震等多种项目，这就逐渐形成为敦煌学中一个独立的学科。
四十多年来，在这一领域中作出成绩者，我国有胡继高、黄克忠、孙儒僴、李最雄、李云鹤、李实、徐位业、王旭东、苏伯民、汪万福、胡之德、段修业、郭宏、屈建军、唐玉民、刘刚、王进玉等人，国外有阿根纽、三浦定俊，西浦忠辉、帕图斯科娃、莱利科娃、盖特斯等人。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同国内及日本、美国有关科研单位建立多项合作实验研究项目，可以预计，这个学科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文物的科学保护和加固维修，是延长敦煌文物寿命以及揭示敦煌文物制作技术的的学科。它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关怀，并给予道义的、物质的、知识的、技术的支持和援助，形势可喜，前景乐观。
敦煌学学
敦煌学学，是对敦煌学发生、发展、内容、结构、方法手段、效益开发等进行研究并对给予敦煌学的发展给予指导的学科。它是敦煌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运而起的派生性学科。从目前发展情况看，已经有了敦煌学史，敦煌学概论、敦煌学评论和敦煌学普及开发及敦煌学人材培养等几个序列。
敦煌学史是关于敦煌学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1943年，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是对我国敦煌学持续发展的第一次回顾。此后，陆续出现多篇同类文章，例如1952年和1956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发表过两篇《敦煌学五十年》，1971年又出版同名单行本专书。1976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发表《现阶段的敦煌学》，1977年，台湾学者邝士元发表《近百年来敦煌学回顾》，1982年，苏莹辉发表《七十年来之敦煌学研究概述》，同年，大陆学者陈人之发表《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此文于1982年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敦煌文学座谈上宣读发表，1985年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论集》中），1984年，段文杰《敦煌学现状——中国敦煌学发展近况》在日本出版，1992年，林嘉平等《中国敦煌学史》在北京出版。上述论著，各从不同视角阐述了敦煌学的发展及其主要成果。
敦煌学概论，是关于敦煌学性质、内容、学科结构、方法手段、价值意义进行总体概括和理论阐释的部门。它反映并促进敦煌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对敦煌学的发展起指导作用。早在1941年，向达发表《敦煌学导论》，意味着这一学科开始起步。1953年，台湾方豪发表《敦煌学发凡》和《敦煌学简说》，次年他又发表《敦煌学》一文。1956年，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出版。尽管这本书没有用“敦煌学”冠名，实际上也是一本敦煌学概论。从1959年至1964年，苏莹辉连续发表好几篇谈敦煌学的文章，并在1964年出版了《敦煌学概要》1984年增订再版。此书集中代表了敦煌学界多年来关于敦煌学概论研究的成果，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专著。近年又有几种这方面的专著发表、出版，较重要的有藤枝晃《敦煌学导论》（1981年，南开大学打印本），刘进宝《敦煌学述论》（1991年）、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2001年）刘进宝《敦煌学通论》（2002年）反映了敦煌学研究新的进展。
由于敦煌内容博大精深，分支学科又多，使人很难对它加以总揽和统摄。以往的敦煌学概论，免不了顾此失彼。同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还停滞在某种直觉状态。这些现象表明，从较高层次上探求足以统摄和驾驭敦煌学的完整体系已经成为必要。李正宇《敦煌学体系结构》一文（1993年），便是在这一形势需要情况下撰写出来的。
敦煌学的普及与开发，是沟通敦煌学同现时社会的联系并保持和焕发敦煌学生命力的部门，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实践上，缺乏统一的认识与规划。除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开展敦煌人文旅游和编篡敦煌学词典方面有所行动并取得较大成绩之外，其它应当开展的工作尚有待于来者。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是，通俗介绍敦煌学，通俗而系统地介绍敦煌文化及其重要意义的丛书，似乎被某些专家所忽视。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曾经听到一位年青的敦煌学研究者说过，他之所以对敦煌学发生兴趣并最终跻身于敦煌学行列，最初就是受到潘洁兹先生的一本通俗小册子《敦煌的故事》的感染和吸引，这个例子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敦煌学专业人材的培养，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的还开设了敦煌学博士后流动站，已经和正在培养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目前的问题是，在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教育中，一、是敦煌学教材各校自隨导师而异，既没有统一的敦煌学公共教材，也没敦煌学不同学科专业特有的专门教材；二、退一步说，且不说要有统一的各种敦煌学教材，就连敦煌学各种教材的统一大纲也没有。这将会造成博、硕士研究生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敦煌学教学水平和敦煌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