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既有采访和见证，又有大量史料的搜寻，让我们看到欧洲过去一百年如何经历种种意识形态浪潮的洗礼，或者说是摧残。
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大概是现代历史上四种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几股浪潮都源自欧洲。荷兰著名记者黑特·马柯在20世纪末周游欧洲一年，一方面考察历史，一方面报道现在，最终写出一部20世纪欧洲史。《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既有采访和见证，又有大量史料的搜寻，让我们看到欧洲过去一百年如何经历种种意识形态浪潮的洗礼，或者说是摧残。
近几年欧洲的情况不太妙，欧债危机引发大家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怀疑，很多人认为欧元区迟早会瓦解。我们知道欧元其实象征着一种梦想，这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难得。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欧洲居然打算放弃民族国家的形式，逐步走上统一之路，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实验。这个实验到底会不会成功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可以关心一下它产生的背景。今天我们看到欧洲似乎很平静，常常忘记它曾是七大洲中最为暴力的地方，前些年还发生过血腥的南斯拉夫内战。欧洲之所以想统一，最初并不是考虑市场统一的问题，而是不想再有暴力。
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欧洲仍然有过一段民族意识没那么强烈的时期，而那个时代的寿终正寝是在20世纪初。黑特·马柯有一句话很好玩：“对英国来说，二十世纪始于一个葬礼。”在1901年2月1日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葬礼上，尾随灵柩者除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还有德意志皇帝、比利时国王、希腊国王等人，原来这些欧洲王室成员都是亲戚。维多利亚女王被人称为“欧洲的祖母”，临终前偶尔还能认出儿孙，叫出他们的名字。为她安排身后事的人，居然是德皇威廉二世。这就是1901年的欧洲峰会，外交大体上是王室问题。
18世纪中叶，卢梭写过一段很吊诡的话：“格尔尼卡是地球上最幸运的城市。其市民在老橡树下举行代表大会，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宜，他们总是做出最明智的决定。”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原始的民主社会，巴斯克人说他们都来自那里。2011年，西班牙巴斯克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埃塔”宣布永久放弃使用武力。黑特·马柯认为，“埃塔”之类分离主义者所信仰的民族主义其实很古怪，那是一种“旧与新的结合体，抵抗的结合体，亦是恋旧的结合体”，是19世纪民族主义潮流姗姗来迟的产物。当大部分欧洲人想告别民族主义时，这些分离主义者却想拥抱过去，甚至想象出一个不曾存在过的国度。
黑特·马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所谓什么‘巴斯克省份’，它们一致奋起反抗法国或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内部冲突至少同样严重，完全数不胜数。几乎每次大型冲突，包括西班牙内战，同时也是巴斯克内部战争。从族群方面来看，‘巴斯克省份’同样含糊其词：由于移民浪潮，尤其是在过去五十年里，巴斯克自治区已经变成民族大杂烩，人们充其量只能靠巴斯克姓氏辨别‘真正的’巴斯克人。因此，巴斯克民族主义带有殊死一搏运动的种种迹象：姗姗来迟，虚弱不堪，幻想着一个国度，它从未存在过，今后大概也不会存在。”这种说法很有趣。大部分民族独立运动都会想象出一个过去的美好天堂，仿佛他们曾经住在一个只有自己人的故乡，那个很纯正的天堂现在失去了，将来必须找回来。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过去大家谈欧洲很少想到土耳其，其实在它还叫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宗教宽容，大家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当欧洲其他地方的异教徒正遭受迫害时，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常平安无事。这个帝国的边境曾向犹太难民开放，1700万奥斯曼人之中竟有近500万犹太人和基督徒。当“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建国之后，土耳其却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国家，曾经进行过种族清洗，比如强制驱逐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
今天欧洲仍有一些恶名昭彰的新纳粹分子，有时穿着过去纳粹党卫军的制服，在街上公然行纳粹礼，让大家非常厌恶。直到今天，意大利人对法西斯主义从未有过像德国那样痛彻心肺的反省，以至于人们在墨索里尼的出生地普雷达皮奥花150欧元即可买到党卫军军装，花20欧元即可买到崭新的黑衫，花两倍的钱即可买到配套的帽子和武装带。人们还可以去参观墨索里尼的墓穴，他躺在一口大石棺里，顶端是他那颗硕大的脑袋，脚边放着一些蜡烛，四周鲜花环绕，访客络绎不绝。墓穴的祈祷椅上还放着大大的游客留言簿，上面写着一千句“领袖，谢谢你！”的献词。这真是一个太奇怪的景象，而意大利居然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跟德国的纳粹主义不太一样，比如墨索里尼1920年说过“意大利不知道反犹主义，我们相信永远无人知晓”。当然，他跟希特勒结盟以后想法就不一样了。黑特·马柯认为，意大利人从未培养任何对失落的“意大利”种族的怀旧之情，不像德国人那样渴望“日耳曼”种族和人种纯正的“亲属共同体”。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口由伊特鲁里亚人、凯尔特人、希腊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撒拉逊人、匈奴人和其他民族变化混杂而成，所以他们并不特别迷恋“国家”这种东西，不像纳粹德国对“国家”有一种特殊情结。相反，意大利人过去在长达三个世纪里一直学着憎恨国家，因为对于普通意大利人来说，国家是一位外来者和压迫者，往往腐败无能。
法西斯主义肆虐欧洲的历史是不是真的可以翻过去了？黑特·马柯在柏林看到一个臭名昭著的会议室里挂着15位与会者的画像，在纳粹德国垮台之际，其中两人自杀，三人暴亡，九人受到很小的惩罚或者未受惩罚，只有阿道夫·艾希曼后来被判刑。这些人到底是怎么逃脱审判的？纳粹罪行为什么没被彻底清算？更让人迷惑的是，当年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占上风？盖世太保何其小，黑特·马柯说史塔西雇用10万人来看管1700万东德人民，而盖世太保似乎只需4万至6万人就能统治约有8000万居民的帝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是当时很多德国人真心拥戴希特勒，相信纳粹主义。因此，近年很多人认为德国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纳粹党身上。很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忏悔还没有完成，但有些人不想再揭过去的伤疤。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德国人有时也是受害者。二战后东德立过一个纪念碑，上面有兴高采烈的德国妇女手捧鲜花，有高声欢呼的男人和孩子，还用大写字母写着“向苏联人民军致敬，感谢他们的解放”，而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当年苏联红军进入东普鲁士，宣传官用“士兵们，你们此刻在进入法西斯野兽的巢穴！”的横幅来鼓舞士气。那段时间约有200万名德国妇女被强奸，苏联红军领袖完全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却未制止这种他们称之为“消极现象”的行为。当时德国出现了一场大移民潮，紧接着又发生了德累斯顿轰炸。这是二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大轰炸，制造者就是打着“解放”旗帜的英美盟军。这起由英国人策划的空袭行动完全是针对平民，目的就是要炸死更多人。他们请专家核算哪栋建筑最好使用哪种炸弹，如何通过先用重磅炸弹炸开全部门窗来制造风暴性大火，并投下一些定时炸弹以待炸死消防员和其他救援人员。英国人认为炸死德国平民就能在心理上拖垮纳粹德国，把这种大屠杀称为“心理轰炸”战略。
当时欧洲除了法西斯主义，还有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早年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富家子弟，就连列宁也靠着祖父在喀山的产业生活多年，但他自始至终诅咒“乡村资本主义”的实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在很多老电影里看到列宁1917年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演讲时，一上台群众就变得鸦雀无声，但据一位当年见证过列宁演讲的老妇人说，“最初几周人群中通常有几百人，他们全都大喊大叫。列宁将要开始讲话，他们就喊个不停。愤怒的，赞同的，一并发生。我们几乎就站在他身边，他说什么我们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清”。这才是历史真相。
在共产主义兴起之前，俄国是什么样子呢？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原来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尼古拉二世说英语时就像出自一位剑桥指导老师之口，他还受过公立学校礼仪的熏陶，人称“欧洲最彬彬有礼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沙俄行将覆灭时，生活好像一切如常。1916年9月17日，有位法国大使出席彼得格勒剧院新演出季开幕式时，见到了最漂亮的珠宝和最华丽的衣柜，宏伟的大厅椽木上挂满蓝色和金色挂毯，美女们明眸里闪耀着欢乐的光芒。大使在日记中写道：“从正厅前座到最后一排，除了一大堆兴高采烈的笑脸，我什么也看不见。”尽管如此，大使还是感觉到大祸临门，“这一切欢天喜地而又不真实”。
这有点像柏林墙倒塌前夕给人的感觉。当时很多人预感柏林墙终有一天会倒塌，但谁也没料到它会垮得那么迅猛，就连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也深感意外。他说：“1989年秋天，事态飞速发展。10月9日，一次教堂礼拜后，30万人参加了莱比锡静坐示威。俄国士兵在营房里按兵不动。一个月后，11月4日，至少有60万示威者聚集在亚历山大广场。”五天后，柏林墙倒塌了，没有杀戮流血，完全出乎他的想象。
理查德·冯·魏茨泽克的描述非常有趣：“柏林墙倒塌后第二天，11月10日，星期五，我和柏林市长最先例行公事，穿过格利尼克桥。但那之后，我停不下来，我走遍柏林城，大家都目瞪口呆。最后，我来到波茨坦广场。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建好，但那时它仍是一片空地，边境线从中穿过。西边站着一小群人，他们在纳闷你是否可以穿过，我说：‘我想亲自看看！’所以我走过空地，径直走到东德守边卫士兵营，其中一名人民警察中尉走出来，认出我，敬了个礼，然后镇定地说：‘总统先生，向您报告，一切正常。’”这真是柏林才会出现的怪异景象！紧接着，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当时****只是德累斯顿一名不为人知的克格勃特工，为了销毁证据，他把太多文件塞入焚烧炉，结果引起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