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从被废除的郭皇后说起，但真正的起因是仁宗陛下多愁善感的心灵。话说一日夫妻感情浅，十年夫妻常翻脸。上次废皇后的场面很劲爆，稍微冷静之后，赵祯就没法控制自己的心情了，他想她。其实换个角度想事，所谓的废皇后事件是多么的儿戏，不过就是20多岁的小夫妻吵了一架，扇了个落点不太准的耳光，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就是他们的身份在作怪，不然扇到猪头脸也不必善后。
一年半过去了，赵祯生活在女人的海洋里，美女太多，就会审美疲劳。某一天偶然到后花园散心，他看到了一乘积满了灰尘的小轿。那是他前妻经常坐的……那一天人们发现皇帝呆呆地站了很久，然后提起笔来写了点什么，命人送到了长宁宫，给前郭皇后，现玉京冲妙仙师看。郭MM看了之后突然流泪，那是一首《庆金枝》，她的丈夫还在想她。
郭皇后伤感之余，写了一首和词，回赠了赵祯。据资料记载词句哀惋凄切，皇帝看了之后更加难过，立即命人悄悄出发，请前妻坐上小轿秘密进宫，见上一面。但没想到被拒绝了。前皇后有一个条件，要爱情、更要名分。如果要她再进宫，必须“百官立班，受册万可。”
百官立班，那必须是朝政大殿了；受册方可，更加严重，皇帝登基要造个金册，以示合法，她要求再受册，就是要再当皇后。
这……就是条件？史称赵祯犹豫了，他长时间地沉默，不置可否。于是一般史书上两种论调都出现，第一，郭皇后继续昏迷，真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啊。好容易丈夫想你了，不说见面之后趁热打铁先拉近关系再说，反而大泼冷水，一下子把丈夫浇得回到现实——想起她有多么的强悍；
第二，赵祯也是个心血来潮，做了再说，没有前瞻概念的毛头小子。既然废了就不要想、既然想了就别犹豫，这样既想又怕，你在搞什么？别说皇帝，你连个男人都不算。
但系统点翻阅宋史，仔细点考证时间，就会发现赵祯沉默的理由。那不是他愿不愿的事，而是操作的难度实在太大了。这时再册立这位郭皇后，就得先废掉曹皇后再说！
赵祯早就有了一位新皇后了，那是开国元勋，第一“良”将曹彬的孙女。看时间，废郭皇后是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的十二月，立曹皇后是在第二年的十一月，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里除了烦人的朝政、言官之外，赵祯就在为女人发愁。他不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过日子，就这么的难吗？就连已经亲政的、死了爹、妈、养母等所有管制人员的皇帝也做不到？！
事实上就是做不到，他本来喜欢的女人又一次被赶出宫门，他不喜欢的女人，像以前的郭皇后那样，被人硬塞给了他。
这一次他喜欢的妹妹姓陈，以前从没见过面，是淮南寿州一位大茶商的女儿。之所以会被领进皇宫，一来是基于上次废皇后的诏书里已经包含了再选皇后的意思，宫里相关人等必须执行；二来就是陈茶商的活动能力。提到商人，相信大家就非常的期待，宋朝的商业和商人实在是太令人神往了，必须得详细讲讲，可时机还没到，只能先就事论事地说说陈茶商的伟大目标。
先就是遗憾，宋史里虽有食货志，但是从不给商人立传。不然很可能这位陈姓商人就一定在内。陈商人先是经商成功，然后花钱捐官，这似乎很普通，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人这样做，但能把女儿成功的引渡进皇宫，再让皇帝亲眼看到，试问有几人能做到？
这需要什么样的关系网？如果再让猜测升级一些，比如说，他真的成功了，陈妹妹成了大宋皇后，那么这位国丈的前途和作为又会怎样的辉煌（会不会资本主义真的空降到宋朝？）。种种神奇，但都只是猜测，事情回到原点，最重要的还是皇帝对陈妹妹的感觉。
一见钟情，赵祯确信自己找到了梦中人。没有资料显示陈茶商的女儿是多么的漂亮，只记录过仁宗陛下对她的喜爱程度。
赵祯亲自翻阅《百叶图》，那是宋朝选择良晨吉日时才有的举动。他要给自己的婚礼定日子。这时我们就应该明白一个事实了，赵祯的择偶取向。只要稍微回忆一下他曾经真心喜欢过的人，以及他讨厌的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仁宗不爱大家闺秀，他喜欢的是民间女子，小家碧玉。从前的王姑娘是大土豪王蒙正的女儿，尚美人、杨美人也没有显赫的出身，再加上后来的“温成皇后”张氏，以及这时的陈妹妹，哪一个不是钟鸣鼎食、被礼教和富贵训练成冰山美人，或者娇蛮公主的女孩儿。
由此也可以稍微窥测到赵祯的心灵一角，他从小就是被刻意训练成的皇太子，从出生起就没有亲情、疼爱、撒娇、玩耍等孩童的特权，所以他盼望的就是这些。可要命的是，永远都有人来阻碍他。
以前是他的养母，现在就是他的大臣。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副宰相宋绶，这是当年替他向养母刘娥要过权力的恩人，可这时不同了，宋绶很激动，手里拿着一份当年最震撼的红头文件找上门来。
就是那份废皇后诏书，宋绶逐字地念给他听，里面有这样八个字：“当求德门，以正内治。”这就是说，要从贵族门阀之中找女朋友，你曾经向全国子民保证过的，现在找的却是个下贱的商人女儿！
赵祯有点懵，真的？这么长的诏书，难得你还记得……废话，宋宰相瞪眼，当初那就是我写的。那又怎样？爱情面前，宰相靠边，赵祯决定不理睬，可紧跟着首相、枢密等等一大堆的宰执大臣都拥了过来，七嘴八舌，集体反对。
赵祯自有办法，他身手矫健，瞬间失踪，躲回了皇宫内院。怕了你们，躲了还不成？关上房门，自成天地，我有陈妹妹，再定个好日子，看你们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就翻开了《百叶图》，于是宋史里太监的巅峰表演时刻就出现了。
赵祯正在看，身后突然有人问：“陛下阅此何为？”一回头，原来是专门管药的太监阎士良。怎么办，太监敢多嘴，这是在挑衅啊。正确的应对就是断喝一声，大胆的奴才，要你来管？
然后直接暴打。
但要小心，皇帝和皇帝不同。赵匡胤那样的是农田里长大的，进了皇宫太监就只能是奴才，可赵祯这样宫里长大的，太监有时就是家人，说话可以随意的。所以才有赵祯的回答。
他反问：“你要说什么？”
太监更绝，不回答，继续提问：“陛下知道‘子城使’是什么样的官吗？”
嗯？赵祯不解。
“那是大臣家里奴才的官名啊……”阎士良边说边摇头，然后才说出正题，“那个陈茶商，他捐的官就是子城使。您要是娶了他的女儿，置公卿大臣于何地？置您本身于何地？置列祖列宗于何地？置……”
“够了！”赵祯勃然大怒，可心底里却突然悲凉，名分……他知道他的梦又一次破碎了。
曹皇后就是这样被选进宫的。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定型，赵祯的悲凉铸就了她以后的寂寞。他一点都不爱她，但有足够的教养去尊重她。宋史里一位经典的皇后、皇太后就此诞生。
一生尊而不贵，贵而无威，只是一具锦缎包裹、彩绣辉煌的神像，就算在丈夫死后，都得低头做人，任劳任怨。
不知道看到这样的皇后，是不是还有女孩儿为王子、皇帝怀春呢？
答案是有，至少还有前皇后郭氏。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提那个条件的理由，一乘小轿秘密地接进宫去，这是偷情，还是怀旧？无论哪一样都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灵，那本来都是她的，现在居然要像个贼去偷！
她还是错了，这个女人是激情型的，头脑一热，就只奔着自己的目标直线杀了过去，从来不看周边还有些什么。就像当初那个耳光一样，忽略了离得太近的丈夫，这时她把问题仍然看得太简单。她忘了皇宫是个森严寂寞的地方，宫女太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刺激性的小道消息。她要求复位的消息就像一股急速流淌的暗流，从她的长宁宫瞬息之间就流到了信息终端。
准确无误，那个上次对她落井下石的人的耳朵里——大太监阎文应。紧接着消息外传，转递给了中书省里的主人，首相吕夷简。
谁犯罪谁受益，谁得利谁提防。这个女人一旦重新成为皇后，终有一天会反攻倒算。那还等什么？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在宋朝的正史中被列为“怀疑”，几件事连续发生，没法证明到底是谁做的，可是干脆利落，烦恼和痛苦都不见了，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解脱。
事发顺序如下：
一、年底十二月，赵祯按惯例出宫到南郊举行郊祀大典；
二、长宁宫里的郭皇后突然生病；
三、阎文应带御药院的医官去看病；
四、几天之后郭皇后暴亡；
五、御药院的头儿叫阎士良，就是前面说过把陈妹妹赶出皇宫的人，也是阎文应的儿子（亲的、干的不详）。
六、赵祯回宫后才知道人死了，很悲痛，但没办法，只能再次搞出生死两皇后的把戏，追认前妻的皇后身份，以最高等级出殡发丧。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发始末，很明显，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内幕的人，就都会闪出一个念头——郭皇后是阎文应害死的，手段是趁机下毒。说不定就连最初时的得病，都是他派人做的手脚。谁让他儿子是御药院的，还就在现场。
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法指证，不仅没证人，就连物证都找不到。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中毒啊，尸体还在，可以解剖求证嘛。可那是皇后，不管是不是前妻，都是陛下的私人产业，以为死了就可以随便谁去乱动？信不信就算宋慈早生150多年，在北宋就当上了提刑官，敢动这个念头，都得被打得满地找牙？
于是就只有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死太监逍遥法外，快乐人生……那还要那么多的言官干什么？！
回头说言官，这时候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元气大伤了，孔道辅他们被赶出京城，台、谏内部大批换人，换上去的都是吕大宰相的亲信。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在上次的废皇后风波之后，直到吕夷简倒台为止，御史台、知谏院就再没找过皇帝和宰相的麻烦。
可这次是例外，这样的事都可以沉默，那么大宋的天下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知谏院系统有人站了出来，是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他们联名弹劾阎文应，罪名是毒死前皇后，证据嘛就比较新颖，居然是一些声音。
赵祯去南郊举行郊祀大典时，有人听到阎文应在行宫里大声骂人，被骂的是御药院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动用相当吨位的联想，才能联系到后来郭皇后的死。
——御药院的人本来没想下毒的，是被阎文应威胁的。
这就比较恶搞。试想阎文应真的要威胁，还喊到了那种分贝，是不是满行宫的人都应该听到诸如“……去把这包药给郭皇后吃了，你得保证她一吃就死，不然你就去死。”之类的吼声？
那还是威胁吗？那是在向大宋朝的皇宫人员的基本智商挑战。退一万步讲，阎文应当时真的这么吼了，也有N多的人听到了，可你有留声机吗？大宋律例里声像制品可以是呈堂证据吗？这些事真是越想越烂，相信赵祯听了之后都会苦笑摇头。
恨可以，有点技术行不行？答案是不行。言官们变得声色俱厉，我们知道没证据，正因为这样，才更要不讲理。一句话，不管怎样，阎文应必须得死！但在宋朝，你想杀死一个官员，那可实在太难了。求其上而仅得其中，经过反复较量，阎文应和他的儿子阎士良都被贬职，赶出京城，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改造。
皇后死了，可凶手却不死……言官们气得集体挠墙，却不料更抓狂的事情在后面。处罚下来了，可阎文应居然拒不执行，我就是赖在京城里不走，你奈我何？这可真是大太监八面威风，言官算什么，皇权又算什么？圣旨不如草纸。
谁让我上面有人？
人人都知道，那个人就坐在宫中，中书省、政事堂的头把交椅里，乃是当朝首相吕夷简。这时有个问题，吕夷简为什么要与言官为敌，甚至与皇帝作对，这样保着阎文应？这就要往回翻书，回到15年前左右，那时也有一对宫里宫外相互勾结的最佳拍挡，名字叫丁谓、雷允恭。
自古权臣奸相，都少不了这个结构，尤其是和平时期。宋朝，甚至以后的明朝，不论是忠的，还是奸的，不论是这时的吕夷简、稍后的文彦博，还是几百年之后的张居正，都跑不出这个宿命——除非你不想独领朝纲，说一不二，不然都得这样过日子。
于是有一个推论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吕夷简要保住阎文应、吕夷简还要内外勾结、吕夷简是个权臣、奸相、吕夷简必须得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