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1045年之间，是宋、辽、西夏三国的国运分水岭，同时也是宋朝进入黄金时段的破晓时分。
这个黄金时段的生成，就源于宋仁宗的决断。从这些决定，和其产生的后果，能隐约看到他35年的生命里，隐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个性。同时，这个黄金时段里沉浮着太多的明星，中华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这个时段里产生。
按说是星光璀璨，无与伦比，也的确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绝对的制高点，就连在评书演义中，这些人都是出镜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们之后，很多眼镜片就会摔满一地。
名与实之间，非常的相映成趣，基本成反比。
好了，我们这就开始。我不能保证精彩，也不能保证有趣，如果很不巧我做到了，那也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一切都实话实说，让我们从宋仁宗赵祯开始。
总体来说，这个人一直是半透明的，仁宗卷快写了30万字了，他是怎样的个性，有多大的能力，还是看不清。
先推卸下责任，这不怪我。他今年35周岁了，13岁之前隐藏在他父亲宋真宗赵恒的影子里，24岁以前又被他养母刘娥彻底笼罩，好容易亲政了，又有超级多的大臣、君子、小人来搞事，满天下一直在折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反而出镜率少得惊人。
想分析，也无从谈起。
于是历代史书和学者们就给他送上了很多的头衔——懦弱、懒惰、昏庸甚至好色。那么他又是怎么从一次次的内外动乱、财权纠纷、党争帮派里存活下来的呢？每一次都平安度过，是他天生就戴着玉皇大帝给的不死金牌？
开玩笑，一次不死是偶然，两次不死是幸运，三次不死就只能承认他是超人，不管他的内裤有没有穿在外面。何况他还每次都做到了不动声色，让各方各面的苹果自动掉到他的手里来。
赵祯的不作为行为在庆历新政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到了辽、夏战争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非常令人发指，几乎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对他很抓狂。
战争爆发在那年的十月份，就在爆发的前夕，他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宋、夏议和议了一年多，在这个紧要关口居然达成了。而且条件还对宋朝非常的苛刻。具体如下：
每年岁“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常“赐”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细衣着1千匹，杂帛2千匹，茶1万斤；恢复互市榷场。至于西夏的回报，只有李元昊的“臣”字自称，以及送回在三川口之战中被俘的名将石元孙。
这简直太不对等了，就算答应，也不能这样赔本！何况这是大好时机，为什么不联合辽国狠狠的痛打西夏，往大里说很可能让李元昊亡国灭种，彻底干净，小一些也能让党项人元气大伤，回复到原始社会，重新全族变土匪。那是多么解恨又理想。
可赵祯居然狼狈到了仅次于割地的赔款状态，真是懦弱加可耻，搞什么嘛，昏头到白痴！我想大家都抱有这个看法吧？
那么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假设赵祯突然英明神武，至少精明强干，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要么在同一时间出兵党项，配合耶律宗真的军事行动，要么不答应李元昊的求和，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
考虑下结果。出兵打仗，应该会胜利，李元昊毕竟不是铁木真或者完颜阿骨打那样的大角色，输了，甚至本人都死翘翘，这个结果对宋朝好吗？
两个结果。
一、辽国从此独大，至少恢复宋、辽对峙。以耶律宗真占便宜不要命的性格，加上这次灭国级的大胜，再考虑到这人之前就对宋朝的瓦桥关土地发生过浓厚兴趣。信不信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宋朝？
二、李元昊死，西夏亡。这很好，党项人会不会绝种呢？那片土地上会不会再出现个李继迁？那个幽灵一样的党项影子再四处飘荡起来，想想那是连宋太宗赵光义都搞不定的人物。让赵祯怎么才能安枕无忧？
所以出兵打仗没有半点好处，何况还不见得必胜。
再说耗下去等更好的条款。这事儿看上去半点错都没有，不过稍微合计一下，就会发现是个猪脑袋才会想出的蠢招数。
请问你等什么？
过了这个时段，李元昊无论是输是赢，都不会再紧张对宋朝的关系。输了一了百了，死人不需要和平，不死的话也落寞了，彻底当土匪去，直接就是个抢，还罗嗦什么？赢了，我连辽国都不放在眼里，你宋朝算什么东西？
那时的条件，不定会怎么苛刻呢！
所以看似不作为，其实时机拿捏得妙到毫巅，并且从根子上断绝了西夏和辽国对宋朝再次动武的理由。其实多简单，对于宋朝来说，这两个蛮族邻居是地道的恶邻，又穷又横的主儿。他们的东西宋朝半点都不惜罕，根本没有抢和计较的必要。
如果要说有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样——燕云十六州。得到这个，才真正有意义。除了这点之外，一切免谈。
好了，综上所述，赵祯的对外策略已经分析完成。大家觉得怎样？我们再回头研究下他在庆历新政时期的表现，看看不动声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智慧和打算。
他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和外战方面一样。麻木得就像那不是他的国家、他的子民一样。简直是放任着君子们去表现，再随便小人们来掐架，一概不闻不问，彻底隐身。直到危及到了他的皇位时，就是夏竦的谣言，他才动用了点权力，让君子们发寒。
千年间有无数人要问，你既然大张旗鼓的要新政，为什么又撒手不管，让君子们四面楚歌，变得灰头土脸？这不仅是拿范仲淹等人涮着玩，更是拿宋朝的前途开玩笑！
那么我们再换个思维想事，让赵祯牢牢地站在君子们一边，欧阳修他们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样的局面会怎样呢？
“进贤臣”，好，君子们都涌到身边来。这些人天天叽叽歪歪地说三道四，核心内容就是皇帝坐稳了别动，我们怎样指挥你就怎样办事，对，是个木偶就正确了。至于君子们的表现嘛，进奏院事件中，和欧阳修主动胖揍御史台，都表现得很清楚了。
好斗、无节制，连起码的伦常概念都没有。这样的君子要来干什么？尤其是针对国家具体难题时，根本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而这些事情，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表现出来的。从新政开始到范仲淹外放，不过才8个月而已。历代史书都在埋怨、嘲讽赵祯的始乱终弃，可为什么就不看看新政者本身是什么货色呢？
好玩的是，继续换角度思考。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原形毕露，无所顾忌，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换成是李世民那样的皇帝，就算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吧。呵呵，这就要拜赵祯的不作为所赐了，就是要让你们表现，为什么要压制呢？那样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看清楚你们！
至于在党争中他的立场，为什么要支持“小人”们，把君子们定性为党派呢？那可怪不了赵祯，是欧阳修的文笔太伟大，每当读到他的传世大作《朋党论》，我都会想起一个镜头。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苏灿沦落到乞丐之后，遇到了乞丐中的神秘人物，夸他，“见阁下举止动态、神气骨骼，无一不是乞丐中的上品，实在是乞丐中的霸王啊！”
苏灿满怀希望地问，那又怎样？
回答——还是乞丐！
晕倒吧，欧阳大才子说得再美妙，那也还是朋党，有了这东西，就会形成势力，有了势力，就会和皇帝争权。尤其是这帮人已经在强迫着皇帝“退小人”了，并且还把小人一一指出。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支持？
何况政治斗争就像荒原上的生存法则，您得去斗。这么伟大的贤人君子如果连几个小人都搞不定，我怎能放心把万里江山交给你们去管？
所以听之任之，是这时最好的管理手段。事实也证明，赵祯从来都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并且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所谓的新政，对这个本来立意就不高明的改革事件，赵祯的处理结果是那么的让人称道。如果稍微懂点历史的话。
自古以来，关于改革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改革，兴旺；不改，渐亡；模棱两可，乱。”
查遍史书，改革彻底的国家，经过阵痛之后，都会焕然一新，得到重生的机会。比如战国时的秦、赵等国；不改，一以贯之的国家，好比各个朝代里都有过的某一超长时段，如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尽量求稳，求温和，可留给下一代的都是超级烂的大摊子，基本没法收拾。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可怕的就是最后的5个字。
模棱两可，乱。
这个例子不必去别的朝代里找，20年后的宋朝就是最大的经典。到时再细说。现在要强调的是，赵祯属于第二类，见势不妙，立即收手，不玩了。宋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新政各个条款逐渐作废，回到了“不改，渐亡”的路上。
这条路有远忧，无近害。宋朝的好日子到了，在此后的3年时光里，即公元1045年、1046年、1047年，宋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际关系也很好，没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翻开史书，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皇帝的好心情有关。
第1件，赵祯出宫打猎了，这是破天荒头一次。那时是十一月的深秋，天高云淡，云气舒卷，他骑着马在野外奔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快乐的日子；
第2件，发生在皇宫深处。宁静祥和的日子里，某一天，他突然对曹皇后微笑了一下。皇后，十三和滔滔已经长大了，我为十三主婚，你为滔滔作主，让他们成亲，你看好吗？
皇后的笑容温柔但微微有些辛酸。好，这是好事。她从来没有拒绝过皇帝的任何要求。
要说明一下，十三，是一个孩子的小名，他的本名叫赵宗实。这个孩子从小就在皇宫中养大，至于理由，一来他是皇室宗亲，二来因为仁宗始终没有儿子。至于滔滔，她是个女孩儿，姓高，北宋名将高继勋的孙女。之所以能嫁给宗实，是因为她的妈妈是曹皇后的亲妹妹。
记住这两个孩子，这时他们是仁宗、曹皇后寂寞生活里的快乐，以后是宋帝国的主宰，不论是男孩儿十三，还是女孩儿滔滔，都让整个国家因为他们的意志而改变。
除了这两件事，剩下的就全都是官员升迁罢免的列表名单了。如果要列出来的话，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大有来头，很是光芒四射，但是那样就太枯燥，也太无序了。看史书，要透过表面看本质。这些名单又杂又乱，人员变动时刻不停。其中也有规律可循。
从这时起，仁宗朝在官员方面就没有主线了。再没有像吕夷简那样的超级权臣诞生，也没有范仲淹那样的道德楷模出现。就连富弼、韩琦那样强硬，有原则的人物都绝迹了。
为什么呢？人生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乏味？理由非常美妙，说实话，真是当时黎民百姓的幸福，也是后来每个时代里老百姓的盼望。
终极解释——因为没有条件了。无论是生出权臣的土壤，还是出现标兵的机会，都彻底消失。这不难理解，只有出现了战争，才会有英雄，只有出现了争斗，才会斗出来权臣。
现在一切平稳，赵祯用他的手段让每一个臣子都没机会做大，更没机会表现。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不知别人怎么想，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美妙的局面，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对平民，几乎都是最好的了。不折腾，这3个字很简单，可千真万确地是宋朝百姓们最大的愿望，也是古往今来，哪怕是现在，中国人最普遍的心声。
这个局面，结束在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的十一月份。终于又出事了，相当严重，是宋朝最忌讳的造反。
这次造反的规模是仁宗朝里排名第二的，其实就实力而言，应该是第一。尤其是兵变主脑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远远比排名第一的那位仁兄在行。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现役军人。
这人叫王则，出生在河北涿州，从小孤苦，其命运就是北宋禁军里一个普通兵的通用档案。本来都是好好的良民，可是一场饥荒过后，就没法在本地生活了。逃荒在外，饥不可耐，正要行凶，结果朝廷招兵。于是就当上了国家的正规军。
其实当北宋的正规军，待遇是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非常理想。因为太人性化了，不仅他自己可以衣食无忧，就连他的家属也可以从军，住在军区大院，从军队里领钱领米领布过日子，时不时的还可以背着领导，或者帮助领导出去做买卖，赚些外快。非常好吧？这是当年的老兵赵匡胤给后来同行们想出的最佳安置方案了，应该满意了吧？
可王则不这么想，这个人闹事决不是什么官逼民反，迫不得已。他有崇高的理想，严密的组织，以及庞大的同伙，甚至还有强大的洗脑工具，从思想上就和其他的暴徒不同。
他信佛。这点应该说是个很普遍，也很正常的事。千百万人，无数人都信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千百万人都信，事儿就大了。
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中国历朝历代用信仰这个东西来造反的事层出不穷，上有汉代的张角，下至满清时的太平天国。可见这东西很管用；第二，佛教，就算文盲都知道，它是宣扬善良，追求平静的宗教。为什么还能用来造反杀人呢？
这就和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有关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请问那些信佛的，有几个人是真正看佛经的？又有多少是听当地神汉、巫婆一样的“传教”者来鼓吹，才去信仰的？
例子很多，想找的话，我们身处现代，随便向四周望一下就能找到。如果说古代，就看这时的王则，他之所成功地当上了佛教造反团的大统领，就有两件法宝。第一，他有文化知识，写出了《五龙经》、《滴泪经》这样“佛”经，还有神秘莫测的各种图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