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已。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搏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能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炼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迈古人，独步当时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这个大儒，准确归纳，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材，一直闷在蜀川之中冥思苦想，把先秦时代最高层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离得就更远了。其结果，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
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用十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自信可以击败对手。可是转念一想，又沮丧得要死。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
他找到的是对手十年前的破绽，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十年前！
苏洵就是这样，用先秦时的理论、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还一片茫然，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父子三人灰溜溜回川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当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难道就得到了什么好果子吃吗？儒家学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不可弥补的大缺陷，在初创者时代就没有完善过。研究历史，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像寻病根一样，找到问题所在，好在现实中避免，这才是历史学问的存在理由。
而不是变成追念古代辉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
说到这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关于大儒这个词，对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到底需不需要他们。
首先，作为百家学说，或者人类文明的起源，儒家的存在，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这是积极的，了不起的。
但是有一点，儒家学说里有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比如它是入世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军事，或者经济。这就出事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得创新，得研究才能出现。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
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动不动开头就是“古人云”的出现原因。什么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
这样行得通吗？！
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清楚，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废物了。不光是进入21世纪，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那就是后来以“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恃才傲物，碰巧更是一样的自学成材。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
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说过了大儒，下面进入科考正题，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考终于开始了。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苏子瞻，终于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