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药方法
1.药物的选择、净洁与去杂关于药物选择，及其净洁、去除方法，历来为医家所重视，《金匮玉函经》对各种中草药物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或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去茎，又须花须实，依方拣采，极令净洁”。由此可知，汉代对药物的选择、净洁、去除及炮制方法，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尤其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更可以看出在药物制备及对选择药用部分、去除非药用部分的重要性。例如肉桂选择入药时，必须用刀刮去外皮，取其“黑润有味者”。柏皮，必取其附着木干之黄色嫩皮，其黄色嫩皮外的老皮，不可入药，必须去除。大黄和附子，要求“皆去黑皮，刀刮，取里白者”。桂枝的“去皮”是去其“皴皮”，并非去其真皮。杏仁、桃仁“去皮”、“去皮尖”，又必须浸泡，漂去杂质，如不去其“皮尖”，唯恐“耗人元气”。天冬、麦冬“去心”，后人依此引申丹皮、地骨皮皆“去心”。其心，大多属木质，其味偏于酸淡苦涩而差异于药用部分，故后来《本草经集注》认为其心有“令人烦”、“令人闷”的副作用。石韦一药，《金匮玉函经》认为“毛不尽，令人淋”，又说明了毛有副作用。到了唐朝，又增补了辛荑、枇杷叶“去毛”。《新修本草》认为：“毛能射人肺，令咳不已。”麻黄宜“去节”、“先煮去沫”。《金匮玉函经》提出麻黄“折节益佳”，《伤寒论》《金匮要略》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去节”、“先煮去沫”。《雷公炮炙论》认为：“去节并沫，若不尽，服之令人闷。”《本草经集注》指出：“麻黄皆折去节，令理通。”“令理通”三字肯定了纹理能达、易于煮透的重要性，其沫，服之有令人闷的副作用。历代医家对麻黄的认识不一，在临床应用时，发现不但“令心闷”，有时还有令人呕吐的副作用，故用之必须注意。人参去芦，“不去者令人吐”。有些药物还须去其足翅，如虻虫“去翅足”，虫“去足”。清代《修事指南》指出：“去心者免烦，去芦者免吐，去核者免滑，去皮者免损气，去筋膜者免毒害，去鳞甲者免毒存”。总之，从以上所举例子中可以看出，仲景在用药之前必进行选药，选取质量优良的药用部分，去除药物无效或质量低劣，或秽浊枯朽以及有毒副作用的部分。唯有通过这样一个精细的选择过程，才能更好地进行炮制加工，达到用药时既有效又安全的目的。
2.桂枝“去皮”历代方书，凡用“桂”，多指肉桂。肉桂应取桂树的大枝，其皮质较厚，且气味辛香郁浓。方书中又提到官桂，《本草纲目》在“桂”下面的“正误”款下，引王好古的话说：“寇氏衍义官桂，不知缘何立名，予考《图经》，今观宾宜诸州出者佳，世人以观字划多故写作官也。”对此，李时珍又经考证，指出：“此误图经，古观乃今视之意，岭南无观州，曰官桂者，乃上等供官之桂也。”由此可知，“上等供官之桂”，实际指的是食用之桂，即调味所用最佳之上等肉桂。古今削制皆削去粗皮，“取其紫润而有味者”。对于桂枝一药的选择，历代医家亦多论述，如《本草纲目》载：“仲景发汗用桂枝，乃枝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能发散，又有一种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条，尤宜入上焦药用。”李东垣指出：“桂，辛热有毒，阳中之阳也，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肉桂也。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肉桂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王好古指出：“桂枝入足太阳经，桂心入手少阴血分，桂肉入足少阴、太阴经血分。细薄者为枝为嫩，厚脂者为肉为老，去其皮与里，当其中者为桂心……”气味厚薄，则功能有别：肉桂亲下，温补下焦，尤补命门之火，治沉寒痼冷，腹痛泄泻；桂枝亲上，宣发上焦，开腠理，发汗解表，治伤风身痛、恶寒头痛等证。寇宗指出：“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实，皆须此药正合辛甘发散为阳之意。”仲景又指出：“桂枝者，取枝上皮也。”所谓枝上之皮，实指枝梢而言。由此得知，仲景用桂枝，并不去皮。对此，《医宗金鉴》断言：“桂枝汤方，桂枝下有‘去皮’二字，夫桂枝气味辛甘，全在于皮，若去之则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发汗之功？宜删此二字，后仿此。”张寿颐曰：“……其效在皮，而仲景书反去其皮，可悟传抄之谬，无皮为木……”再考《五十二病方》一书，云桂者，凡十一方，无一方言“去皮”。迨到金元《脾胃论》《丹溪心法》《儒门事亲》等书中言桂枝者，无一方云“去皮”。刘完素在《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桂枝汤方剂中桂枝一药下注“去皴”，麻黄汤方剂中，桂枝下注“削去皴皮”。葛根汤、五苓散、桃核承气汤等，其中桂枝均云“去皴”。所谓去皴皮者，指桂枝最外之栓皮毛角秽垢，亦非去其真皮。近年来我们分别对云南、广西、贵州有关桂枝去皮一事向药农、药工、中医师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据调查报告得知，当地从来不言桂枝去皮，并各带回标本样品，二者作了比较，其结果同，皆不去皮。又考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用桂之方，皆书“桂心”二字，由此可以看出，桂枝“去皮”误在于晋，晋之所以误，误在肉桂之去老皮，这是致误的第一点；古之梓版极难，用字极简，书“桂”字注“去皮”，由是又传抄桂枝去皮，此又谬误之第二点。以致千古疑案，不得其解，故作此论而申其说。
3.甘草的“炙”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医学经典著作中，在用甘草时，注明炙用者为数甚多，约有100多处，其中不注生用与炙用者，在《伤寒论》中有甘草汤、桔梗汤；在《金匮要略》中则为数更多，还有的注明要炒用。近阅《五十二病方》，甘草凡四见，既没注明生用，亦未注明炙用。由此看来远古时期甘草为生用，至汉代对于炮制已日趋完善，并提出了甘草的炙炒方法。
甘草性味本属甘平，有通行十二经络、缓急止痛之功，而又善于调和诸药，故热药用之以缓其热，寒药用之则又善缓其寒，寒热相杂，入甘草而得其平。例如附子理中汤，以甘草缓姜附之热；承气汤以甘草缓硝黄之寒；小柴胡汤以甘草既缓柴胡、黄芩之凉，又缓半夏、人参之温。是故甘草，以味为治也。至于甘草，是生用与炙用，应炙与否，必须从仲景组方法度方面加以分析探讨，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发汗解表的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桂枝加附子汤；发散风湿的方剂，如麻杏薏甘汤、防己黄芪汤等，甘草皆炙用。清热泻火的方剂，如白虎汤、芍药甘草汤、黄芩汤、调胃承气汤、栀子柏皮汤等，甘草亦炙用。温中散寒、降逆止痛之附子粳米汤，甘润补中、安神补心之甘麦大枣汤，温补冲任、暖宫散寒之温经汤等，甘草亦炙用。若据甘草生则泻火、熟则温中的道理去分析经方，那么生用熟用，其功效则大相径庭。解表用炙，清热亦用炙，温中用炙，散风湿亦用炙，统观经方，可见仲景用甘草对生与炙，是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的。自汉以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济生方》《普济方》《苏沈良方》《伤寒总病论》《本事方》《三因方》《局方》用治百病，几乎无不用炙，这样在炙法上更进一步复杂化了。《雷公炮炙论》在论述甘草制法时总结了三种方法，曰酒浸蒸，曰涂酥炙，曰炮令内外赤黄。《本草纲目》又多用长流水炙之，或用浆水炙之。后来竟发展到炒黄之后更以蜂蜜炙之。可想而知，甘草也不得不随着这些不同的、复杂的炮制方法而改变其本来的性质了，所谓古人用炙甘草以治百病的说法，已经不成定论，缘何后人仍沿袭这种说法呢？以我们之见，甘草的主要产区为内蒙古、山西、甘肃、宁夏以及东北各省，春秋二月、八月为最佳采集季节，整个华北北部地区，二月尚未开冻，八月已下霜雪，这两个季节挖掘出来的甘草，一般不容易在短期内晒干。况且甘草又多含粉质及糖分，如不及早使其干燥，则容易霉烂、虫蛀。古人为了尽快使其干燥，则分别铡成段，于火上烘烤或火炕上烘干，贮存于通风处。古人不言烘而言炙，不言烘甘草而言炙甘草，为的是将其烘干不致霉烂、虫蛀。由此可见，古人所谓炙甘草，实际上是将其烘干。而干燥的生甘草，其性味甘平冲和，因而古人有“热药用之以缓其热，寒药用之以缓其寒”之说。然而今天的炙甘草，是把甘草炒成老黄色，然后再加蜜炒，这样炮制，甘草便失去了它的甘平冲和之性，所以今人有“生则泻火，熟则温中”的论点，就不足为怪了。
4．药物的“咀”《伤寒论》首方桂枝汤，方后对桂枝、芍药、甘草，注有“咀三味”一词，对此，历代注家持论不一。今考咀一词，，嚼也。咀，含味也。李杲曰：“咀，古制也，古无刀，以口咬细，令如麻豆煎之。”寇宗曰：“咀，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咀，古方言咀，此意也。”如果按李氏所言，那么为什么在同样一个桂枝汤中，生姜要注一“切”字，既说“切”就必须用刀，那生姜质地比桂、芍、甘草松软得多，为什么质地坚硬的反而倒用口嚼，世事岂有如此悖误？考桂枝加附子汤、真武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附子不论生者熟者，方中均注“破八片”，不注咀。既不咀，又不用刀，附子何以破成八片。因此说，若谓古无刀，非也。再追溯桂枝汤，其方非秦汉之作，还可能更早，仲景为汉朝末期之人，那么为什么仍用咀这一词句？想必咀一词在当时已经是品尝药物性味，以鉴别药物真伪之常规方法了，或者说只是沿用古时的一个术语而已。再进一步考查，我国上古时期，溯之夏朝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为九鼎”，可见当时已有铁器制品。医药事业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药物加工也必用刀、铲，而不以口咬碎，这乃是常识。在阅读仲景所列诸方时会发现，凡是属于大苦、大辛、大酸药等性非平和的药物，仲景皆不注以“咀”二字。例如：大黄不咀，吴茱萸不咀，半夏不咀，蜀椒不咀，附子破八片不咀，或生或熟，皆去黑皮，刀削取其里白部分。桂，削去皮，或者削去虚软甲错，取其里有味的部分，由此看来，咀一词，在当时并非以口咬细，而是品尝药物的气味，以鉴别其药物的真伪罢了。
5．药物的制备首先应当探讨的是切法，经方中凡是注有“切”字的，首为生姜，数十方中，无不注一“切”字。如不切为薄片，则不易煮出药味。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中的生梓白皮，也注“切”。如不切为段层薄片，则不易煮透，药味何以释出。人参、黄芪的药用部分主要在根茎，故应去其芦；麻黄如不去节，则不易煮透，故须去节。附子生熟，经方皆注明“破八片”，如不用刀切又怎么能以口咬成八片呢？附子的块茎大约一寸余，切作八片，每一片为一分多些恰到好处。如切之太厚，则药物不易煮透，气味不易煮出；如切之太薄，煎煮又容易溶化为糊状。所以切为八片，虽是约略之数，但是这种制药方法是正确的。
擘法，大凡30余方中，用大枣入于煮剂之中皆注一“擘”字，这是因为大枣质地柔软，只须用手擘破即可，如果不擘破，囫囵入于煮剂，枣皮与肉同时膨起，不易煮透，影响药效的正常发挥。栀子入药也须“擘”，因栀子外皮酥脆，只需以手擘破捏碎便可，如不擘破，煎煮之时，内瓤之气味则难以完全释出。
法，就是当今的轧磨法，如治风湿在表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及防己黄芪汤方，皆注有“右麻豆大”，这样便于煮透。因为轻煮之药，其气轻扬力悍，善于发散肌表之湿。另如桃仁、杏仁须去皮尖，现今用木板来回虽说是，但已不是古人法了。
捣法，即锤杵之法，如瓜蒌薤白白酒汤，在捣瓜蒌时，连皮瓤及子重捣如泥，然后加以白酒同煮，方法别致，与众不同，这样宣阳通痹之力甚宏。然而仲景所示如此良法，今人多不遵从，所以取效甚艰。还有人竟载文说，瓜蒌薤白白酒汤经水煮即可，不用酒煮。这岂不是废绳墨而误后人吗！文蛤散、滑石白鱼散，皆注杵；走马汤中的杏仁、巴豆又注捶，其实杵、捶是同一种方法。凡是取果仁主药，都须捣破果实坚硬的外壳。薏苡仁捣去外壳后名薏米仁，至于火麻仁、郁李仁、冬瓜仁等，捣去其皮后又不易净分，故只需捣破即可。另外还有一些药品，古人以石砸破，今则以刀锤捣碎，如石膏、滑石、赤石脂、禹余粮、代赭石以及龙骨、牡蛎等，道理是一致的。
研法，即磨法，是将药物研为粉末，以利于冲服。如《伤寒论》中的三物白散、文蛤散等，《金匮要略》中的栝蒌牡蛎散、百合滑石散、头风摩散、獭肝散、桔梗白散、硝石矾石散、诃梨勒散等，皆以研法见长。更有杏仁、巴豆，熬黑，研如脂以入丸散，如三物白散、大陷胸丸等。今人所用的杏仁泥、桃仁泥即属此法，这些方法，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6．药物的洗浸泡药物凡注有“洗”字的，经方中有半夏、吴萸、大黄、蜀漆、海藻等。凡半夏入于煎剂，仲景皆注一“洗”字，如大小青龙汤、大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等十六首方剂中，无一不洗。其原因是半夏有毒，有“戟人咽，令人吐”的副作用，所以《金匮玉函经》中有“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的记述。所谓“汤洗”即今之水漂洗法。汉代以后，对于半夏的洗汤之法更加严格，如《千金方》谓“热汤洗去上滑”。《太平圣惠方》谓“汤洗七遍，去滑”。《普济方》中谓“以水浸七日，每日早晨换水足，取出令自干”。《雷公炮炙论》中阐述更加详细，谓“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于中，洗三遍用之”。其他还有“姜汁略浸”，“热酒汤一度”，“酸浆浸一宿”，“白矾水浸七日”，“皂角水浸透”，“米泔浸”等。《本草求真》详述其“同皂荚可治风痰，白矾水淘浸，可治脾胃痰浊，生姜水淘浸，可治寒痰，甘草水淘浸……可解其毒及调制药之性”的不同疗效。张锡纯先生对于矾浸半夏亦有不同看法，他说：“唯药房因其有毒，皆用白矾水煮之，相制太过，毫无辛味，转多矾味，令人呕吐，即药房所鬻之清半夏中亦有矾，以之利湿痰犹可，若以止呕吐及吐血、衄血，殊为非宜，愚治此等证，必用微温之水淘洗数次，然后用之，然屡次淘之则力减，故须将分量加重也。”吴茱萸所以言“洗”者，乃洗去苦味。《雷公炮炙论》云：“凡使先去叶核，并杂物，用大盆一口，使盐水洗一百转，自然无涎，日干，任入丸散中用。”大黄，仲景言“去皮”，清酒洗，指前人以磁片削去黑色外皮，忌用铁刀，以防变黑，清酒洗过，防其虫蛀，从而更好地保持了药物的质量。汉代以后，历有记述，如“酒醋水蒸，从未至亥，如此蒸七度，晒干……”（《雷公炮炙论》）“米泔水浸后令干”（《类证活人书》）、“小便浸，煨热焙干”（《经效产宝》）、“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余经不用酒”（《汤液本草》）、“入手足阳明经，以酒引之，上至高巅，以舟揖载之可浮胸中，本苦泻之性，峻至于下，以酒将之可至高之分”（《本草发挥》）、“酒炒上达巅顶，酒洗中至胃脘，生用下行”（《万病回春》）。又把大黄洗法、浸法，以及蒸法的应用价值推之广泛。蜀漆以“暖水，洗去腥”，因蜀漆有腥味，可产生强烈的致吐作用，所以临床应用时，必须洗去腥味，才能防止呕吐的发生。海藻为海水中之植物，其味带咸，故注“洗去咸”三字，如牡蛎泽泻散。渍、浸、泡三法，大同而小异，不过用水量、用酒量与其他汤液多少不同而已。枳实在四逆散中注“破，水渍，炙干”，栀子豉汤中注“水浸、炙令黄”，缘枳实质地坚硬，必须打破，以水渍或水浸，使其质地变软，方易削制，再易“炙干”或“炙令黄”，使其气味变香，宜以行气，破坚利膈，开胃宽肠，行其滞郁。杏仁“汤浸”，汤浸以后，皮肉松弛，易于去皮尖。赤小豆当归散之赤小豆，浸令出芽“是以通过浸渍，使其生芽以利于解毒化瘀。百合知母汤、滑石代赭汤，以及百合地黄汤，对于百合皆注“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实乃浸泡之法。干百合，质地坚硬，渍泡后，质地变软，出白沫，去其水，实乃淘法去其淀粉，更好地发挥百合甘凉清润之效。乌梅丸之乌梅，又须经苦酒渍之一宿，使其皮肉膨胀，易于发挥效力，以苦酒渍之者，裨其敛肺，涩肠、生津、益肝，以及安胃制蛔之效。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是以取其味薄气扬以清热，亦属浸泡之良法。蒸法，即用锅蒸熟为度，此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优于渍泡法，如大黄虫丸之“大黄”，须“蒸”用，即蒸熟之大黄；如乌梅丸之“乌梅”，须苦酒渍后，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饭熟，捣成泥，以俾作丸，如不用蒸法，泥不易成。后世熟地、首乌，九蒸、九晒，亦属相沿之良法。
7．药物绵裹入煮法大凡药物本性黏腻者，或矿物药粉碎后煮之易成糊状而影响它药煮沸者，皆用绵包入煮；另外，凡药物有毛刺者，亦宜以绵包入煮。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之石膏，皆分别注以“碎”或“碎，绵裹”；栀子豉汤辈之香豉，煮之易成糊状，诸方皆注以“绵裹”。后世医家宗诸此法，引申其用，如车前子，其性黏腻，必须绵裹后入煮；旋覆花有毛刺，煮后滤之不净，“戟人咽有令咳者”，故医生亦嘱绵包入煮。枇杷叶亦有使其绵裹者，甚至龙骨、牡蛎、龟板、鳖甲，打碎后，亦有使其绵裹入煮者，此皆属良法。
二、炮制方法
1.熬药方法《汤液本草》指出：“方言熬者，即今之炒也。”经方所谓熬药的方法，主要有四点：一是“熬”，即指一般的炒法；二是“熬黄”，即将药物炒熟炒透；三是“熬焦”，即将药物炒得焦脆；四是“熬黑”，即指今之炒炭存性。后两种炒药的方法，即重炒之法。熬药的目的，一方面是降低及缓和药物的毒性，另一方面是矫臭矫味，改变或提高药物的性能。另外，通过这种炒制方法，还能宜于其他如膏、丹、丸、散的制剂应用。列举一般熬法，如经方中的麻子仁丸，其中杏仁“去皮尖，熬别作脂”，即把杏仁炒之微黄色，使其气味变香，杵烂如泥，亦即方书之“杏仁泥”。唯有通过这样的制作过程，才会更好地增强其润肺平喘、止咳化痰的效果；而大陷胸丸中的杏仁，则使其“熬黑”，熬黑气味反而变苦，味苦则降，这样便增强了肃肺降气的功能。大陷胸丸中的葶苈子以“文火炒之粒鼓，有爆裂声，出香气”，唯有通过这样的炒制方法，该药清降肺气、开结泻热的效能才能得以增强；而《金匮要略》葶苈大枣泻肺汤中的葶苈，则“熬令黄色”，该药炒之使黄，其性益猛，则又增强了开肺祛邪、泄肺逐痰的效果，仲景恐其攻泄太过而伤胃气，故佐以大枣，既缓其药性之猛，又固护于胃气不致有伤。这与皂荚丸饮以枣膏意义是一致的。牡蛎性味咸寒，性主收摄，熬后则易于粉碎，唯有粉碎后则易于发挥效能；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以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应用此药时皆取其潜阳镇逆，收敛心气。后世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重熬制，即今之煅牡蛎粉，这样使该药更加强了固精、敛汗、止带作用。另如芫花“熬”，因其芫花有毒，熬的目的乃去其毒性而已。
熬黄，即炒黄，被炒之药物，使其呈现出黄色或黄褐色为度，有的甚至炒之发泡、胀大，或种皮破裂有声，使药物散发出药物的香气。如瓜蒂散中的“瓜蒂”，“熬黄”“炒之令香”，因其瓜蒂极苦，“有小毒”，炒黄其性味稍变香，也便于研为细末，从而更好地发挥“吐风热痰涎、宿食”，以及吹入鼻内取黄水流出，以治“诸黄”的效力；更重要的是炒之令黄，减其毒性以避免损伤胃气。枳实“炙令黄”，实则炒之内心发黄，并“出香气”为宜，这样可以增强该药的效力。经方之承气汤、麻仁丸、栀子厚朴汤，以及大柴胡汤等，皆宗如此炒法，以增强其破坚利膈、开胃宽肠、以行气滞的效果。
熬焦，即被炒之药物呈焦黄或焦褐色，并以具有焦脆、焦香气味者为度，炒焦之目的，主要在于减弱或缓和药物的毒性。例如蜘蛛散的“蜘蛛”，必令炒之焦脆为宜，其他如水蛭、虻虫等，皆遵此法炮制。
熬黑，即被炒之药物表面呈焦黑色，内部则为焦黄或焦褐色，亦即今之所谓“炒炭存性”之法。三物小白散的巴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大陷胸丸的杏仁“去皮尖，熬黑”等，皆属于此类制药方法。《本草蒙荃》指出：“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修事指南》亦指出，“炙者，取中和之性，炒者，取芳香之性”，言虽简而其意犹尽。中药材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大多数的药用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炮制后，才能应用于临床治疗。炮制的目的有五：一是洁净药材，保证药材品质和用量准确及矫臭、矫味，以便服用；二是改变药物的某些性状，以便于贮存和制剂；三是改变药物的性能或功效，使之更能适合病情的需要；四是增强药物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五是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
2.药物的炙、炮、煨、烧法《金匮玉函经》指出：“凡草木有根茎枝叶，皮毛花实，诸石有软硬消走，诸虫有毛羽甲角，头尾骨足之属，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顺方是福，逆之则殃。又须去皮去肉，或去皮须肉，或须根去茎，又须花须实，依方炼采，削制，极令洁净。”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炮炙方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制半夏”，虽指炮制的半夏，但没有记载具体的制作方法。《神农本草经》始明确指出：“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伤寒论》云其削制，有去芦、去节、去翅足，擘（或劈）、去皮、去心等；水制有洗法、泡法、浸法等；火制有炮法、炙法、煨法、熬法、炒法、烧法等，以及水火共制之煮蒸等法。
炙法：多指烘烤之法，甘草言炙，即属此法，前已述之厚朴“炙去皮”，乃古人以大片厚朴炙香去老皮，今人则先去老皮，然后切成饮片加以炒香。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小承气汤、麻子仁丸等，皆用此药，炒香以取其芳香醒脾，助运化以利气滞。枳实“炙令黄”，大柴胡汤用之以取其破坚利膈，枳实栀子豉汤用之以取其宽中下气，枳实厚朴汤用之以取其破坚除满，大小承气汤、麻子仁丸等，无不取其炒香以行气滞。升麻鳖甲汤的鳖甲“炙”，獭肝散之獭肝“炙干末”，此炙字乃焙干之意。皂荚丸之皂荚“刮去皮，用酥炙”，酥，指牛羊乳所熬之油，亦称为“酥炙油”，《别录》为上品，以炸皂荚酥透出香气为度，勿令炸之焦黑。这一方法对于后世之酒炙、醋炙、盐炙、蜜炙、油炙、姜汁炙等起到了广泛的示范作用。
炮法：指把整块的药物，置之于火灰、热砂、热土或食盐中焙炒，待其发出炮炸声为度。如附子汤、真武汤、桂枝加附子汤等，用附子皆注“炮，破八片”，以其附子力雄，炮之使其力缓，否则其麻醉力较强，性效不逊。干姜炮后，气味转淡，效力更趋于和缓，李东垣说：“至于川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
煨法：似于炮焙之法，将药物用湿面，或湿泥、湿纸包裹，埋置于火灰中，待其发出爆声即可。经方的煨法，例如诃子煨后，其气馨香，这样就增强了固涩敛气的功效，故多用之于久泄、久利、脱肛、肺虚喘咳或久咳失音等症。后世之煨葛根、煨木香、煨肉豆寇，皆效仿于此法。
烧法：即今之煅法，使其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以减少副作用，如鳖甲煎丸中的乌扇言“烧”，乃取其行血并化瘀；滑石白鱼散之乱发言“烧”，即今之血余炭，乃取其止血兼化瘀；蒲黄散之“蒲灰”，即今之蒲黄炭，亦取其止血兼化瘀。另如矾石散之矾石言“烧”。王不留行散之王不留行、蒴、桑东南根白皮言“烧灰存性”，皆取其清热化瘀、宁血止血之效。至于雄黄“烧向肛熏之”以杀虫祛毒，烧散之治阴阳易又当别论。
3.丸药配制法仲景有关丸药配制方法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直捣为丸、炼蜜为丸、枣肉为丸、药汁为丸及米糊白蜜为丸5种。
直捣为丸：即用原方的药物，不掺入任何粘合剂，直接把药捣烂，搓成药丸。这一方法为后世医家配制水丸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抵当丸，以水蛭、虻虫、桃仁、大黄4味，“捣分四丸，以水一升煮 一丸，取七合服之，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大陷胸丸由大黄、葶苈子、芒硝、杏仁四味组成，“捣筛二味，纳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前者抵当丸药物组成与抵当汤相同，以汤剂变为药丸，即变其猛烈荡涤之性而为缓而持久之计。吕搽村所说：“同一抵当而变汤为丸，另有精义……俾有形质相著，得一逗血所，并而逐之，”亦为此意；后者大陷胸丸，而又蜜水合煮，使药力缓缓而行，驱邪而不伤正，亦即峻药缓攻之法，正如柯琴所说：“丸以缓之，是以攻剂为和剂也。”
炼蜜为丸：此法仲景用之最为广泛，《伤寒论》中有3方，即麻子仁丸、理中丸、乌梅丸。《金匮要略》中有13方，即八味丸、薯蓣丸、大黄虫丸、皂荚丸、赤石脂丸、九痛丸、赤丸、己椒苈黄丸、瓜蒌瞿麦丸、半夏麻黄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贝母苦参丸、矾石丸。仲景之所以用蜂蜜配制丸药是因蜂蜜为百花之英，有解毒、活血、润燥之功，例如具有降低和消除药物毒性作用的有大黄虫丸、赤石脂丸、九痛丸与赤丸；具有缓和药性、润肺止咳作的有皂荚丸；具有养血润燥作用的有麻子仁丸、理中丸、八味丸、己椒苈黄丸、瓜蒌瞿麦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贝母苦参丸、半夏麻黄丸等。
枣肉为丸：有竹皮大丸，主治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方用生竹茹、石膏、桂枝、甘草、白薇五味。“末之，枣肉和丸，弹子大，以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该方功能退热除烦，安中止呕。以枣肉和丸，方法尤妙，妙在以大枣之肉调补脾胃，以助药力之不逮，即仲景所谓有“安中益气”之功。
药汁为丸：如鳖甲煎丸，“右二十三味，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由于鳖甲之胶为最黏腻的药物，故能领诸药入下焦，发挥效力，攻逐症瘕，和营下气，以治疟母之久结于左胁之下。又如干姜人参半夏丸，方以干姜、人参、半夏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主治妊娠呕吐不止。以生姜汁的黏性，调和诸药，配制成丸，白饮送服，使药留连于胃中，以达调和胃气、降逆止呕之效。
米糊白蜜为丸：如乌梅丸，由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当归、附子、川椒、桂枝、人参组成，“右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等食”。主治寒热错杂，厥，以及久痢。妙以五升米下蒸之，又与白蜜杵之两千下而成丸。正如吕搽村所说：“其妙处全在米饮合蜜，先诱喜，即得之，而乌梅及醋之酸，椒姜桂附及细辛之辛，黄连黄柏之苦，则不堪而伏矣。”后世医家在此方制作方法的启发下，遂以米泛为丸，使其制作与应用更加广泛。
4.捣药为散法经方所言捣药方法，即今之磨轧方法，将药品直接粉碎为散剂。这种散剂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服用，二是用于急救以取速效。在配制散剂的过程中，炮制方法更趋繁多，仲景不厌其烦，皆一一注明，提示后人。如百合“炙”，牡蛎“熬”，矾石“烧”，诃子“煨”，蜘蛛“熬焦”，枳实“烧令黑，勿太过”，王不留行、蒴、桑根白皮“烧灰存性，勿令灰过”，赤小豆“浸令芽出、曝干”，云母“烧二日夜”，獭肝“炙干末之”等等，通过这些必要的炙炼而配制成种种散剂，使其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共有40方，其中3个为重复方。发汗、利小便、表里双解以疗畜水证者有五苓散；发汗、利小便、清热除烦以疗身热皮粟不解者有文蛤散；宣肺软坚，攻利小便以疗大病瘥后，自腰以下有水气者有牡蛎泽泻散；甘寒清热，以利小便治疗百合病变发热者有百合滑石散；引热下行以利小便者有瓜蒌牡蛎散；去湿热，利小便者有蒲灰散；消瘀理血脉而利小便者有滑石白鱼散；清热除黄、利小便以疗黄疸者有茵陈五苓散；通利大小便，以涤蓄结治疗女劳黄疸者有硝石矾石散；益气、利小便以疗妊娠水肿、头眩、小便不利者有葵子茯苓散；健脾、利小便以疗水饮者有猪苓散。以上诸方，无论发汗、祛湿、清热、益气、理血、退黄，均通过利小便而达到治疗目的。其服药方法临床运用灵活，如五苓散以“白饮和服方寸，日三服”，并“多饮暖水”，裨营卫和而汗出，脾气运而小便利；文蛤散“以沸汤和服一方寸匕”；牡蛎泽泻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四逆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三物白散以“白饮和服”。又如活血祛风，主治大风四肢沉重，心中恶寒不足者有侯氏黑散；活血散风，主治偏头风有头风摩散。侯氏黑散以“温酒调服”，主要是借温酒活血行气，通行经络，以助行其药力。摩散属古法，陈修园说：“此言偏头风之治也，附子辛热以劫之，盐之咸寒以清之，内服恐助其火，火动而风愈乘其势矣，药用摩之法，法捷而无它弊。且躯壳之病《内经》多用此法，如马膏，桑钩及熨法皆是，今人不讲久已。又如天雄散“酒服半钱匕”以治阳虚，精气不固；当归芍药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疏肝健脾以疗妊娠腹中痛；枳实芍经散以疗产后腹痛；当归散“酒饮服方寸匕”，从血分调和肝脾以安胎；白术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夜一服”，燥湿去寒以安胎；土瓜根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破瘀通经以疗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浆水甘酸，调中降逆，如赤小豆当归散以“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以解脏毒、肠痈及下部恶血诸疾；蜀漆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以治吐疟之顽痰；半夏干姜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顿服之”，以止呕逆；瓜蒂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钱匕，温服之；不吐者，少少加，以快吐为度而止”，以治宿食在上脘；薏苡附子散“服方寸匕，日三服”，以治胸痹缓急者。其他如桔梗白散治肺痈，薏苡附子败酱散以治肠痈，排脓散以疗脓成，诃梨勒散以固肠，獭肝散以治冷劳，鸡矢白散以治转筋，蜘蛛散以治狐疝，王不留行散以疗金疮，黄连粉以疗浸淫疮，烧散以疗阴阳易，蛇床子散以疗妇人阴寒，由此可以看出，药物通过捣为散剂，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也就更加广泛。
5.膏剂配制法猪膏发煎方：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3枚。“右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该方《金匮要略》主治“诸黄”。程林说：“今猪膏发煎能治诸黄，当是黄之轻者，可从小便而去，至若阴黄急黄女劳之属，岂猪膏发煎所能治乎？医者审之。”本方之主药猪膏，功能润燥以“利血脉”。乱发煎之而成灰末，即今之血余炭。血余炭功能“补阴消瘀，通关格，利二便，治诸血疾”。《医宗金鉴》指出：“诸黄谓一切黄也，皆立猪发膏煎，恐未必尽然，医者审之，此必有脱简也。”凡黄病，以腹满、小便黄、大便秘滞为主症。猪发膏煎，以润而消导，至于病从小便出，理有欠妥。《千金方》说：“大医校尉，史脱家婢黄病，服此燥粪下便差。”《肘后方》说：“疗黄疸者……猪脂一斤，右一味煎成，温令热，尽服之，日三，燥屎当下，则稍愈。”根据诸家的说法，“病从小便出”一语，似有语病。若从此方重在养阴消瘀这个角度上看，瘀欲化而大便必通，而阴气复小便亦自利，但说病从小便出，不说病从大便出，经文必有脱简。猪肤汤也属膏方，主治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方以“猪肤一斤，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猪肤一药，历代医家众说不一，有主张用杀猪时刮下之黑肤者，有主张用皮上之白膏者，有主张用猪项皮者，有主张用肥肉者，还有主张用干煎猪肤者。以余之见，众说皆非，黑肤为污垢之物，岂能入药；肤上白膏几何，亦非净洁之物；肥肉煎之为油，似是而非；干煎猪肤，其味焦臭，难闻已极。以上诸说，非仲景法度，唯喻嘉言心领神会，主张用外皮与水久煮，久煮则猪之外皮熔化为胶汁，即成胶汁，已出清香之味；蜂蜜酿百花之英，已具香味同白米粉，共煎而成，气味馨香适口，若如此法配制，则符合仲景所谓“熬香”之意旨。本方为滋阴润燥、清咽止利之方。猪肤咸寒补肾，白蜜甘寒润肺，白粉乃稼穑之精，益气补脾，肾得滋而热清，肺得润而咽利，脾得健而利止，热清、咽利、利止，津气来复，诸症得愈。方药配伍之精当，煎煮方法之灵巧，堪为后世楷模。
三、煎煮方法
1.饮品药物煎煮法酒乃熟谷之液，性味多醇正、逊良，芳香适口，尤为疏经通络、活血益气之佳品，现分别论述如下：
白酒：《灵枢·经筋篇》说：“……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且饮美酒……不饮酒者，自强也。”由此看来白酒与美酒不是一种酒，李时珍在《食物本草》中说：“白酒处处有之，以蓼与面为曲，酿糯米为酒母，以水随下饮，初下时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普济良方》说：“糯米一斗，隔夜用冷水浸，次日蒸熟，用井华水，淋下白曲五稠，匀拍在缺边中间留空，得有浆，是为白酒。”丹波氏引《扬州府志》说，“白酒各州县皆有，用草曲，三日可成，味及甘美，少入水曰水白酒，冬月煮过窨之，曰腊白酒。”又引虞天隆《天香楼偶得》，“古人酒以红为恶，白为美，盖酒红为浊，白则清，梁武帝诗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据近代医家考证，白酒即初熟的米酒，因色白，曰白酒。瓜蒌薤白白酒汤，药以“瓜蒌实一枚（捣），薤白半升，白酒七升。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以宣痹通阳，涤痰散结；瓜蒌薤白半夏汤，药以“瓜蒌一枚（捣），薤白三两，半夏半升，白酒一斗，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以通阳豁痰，温中行气。
清酒：仲景亦称美酒、无灰清酒，考之即今之米酒。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煮药，以裨通阳复脉，滋阴补血；胶艾汤“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以活血止血，暖宫调经；当归散以“酒饮服方寸匕，日再服”，以补肝健脾、养血安胎；当归芍药散“取方寸匕，酒合，日三服”，以调肝养血，健脾止浊；下瘀血汤以“酒一升，煎一丸”，引药入于血分，以行气和血，通经逐瘀；土瓜根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以祛瘀调经，和营止痛；红兰花酒，“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以益气行血，祛风止痛；麻黄醇酒汤，“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顿服尽”，以宣郁透表，发散黄疸；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以温通血脉，散其久寒；侯氏黑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一服”，以宣通经络，祛风通痹。由此可以看出，古人以酒煮药的历史已很久远，除具有通经络、益气血的作用外，本品尚能升能散，具宣行药势、矫正臭味等功能。后人引而申之，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大凡养血活络、益气通经之方，每多效仿于此，《妇人良方》以酒为药之方甚多，例如：乌药散以“热酒调下”，蠲痛散以“盐酒送下”，没药散以“童便酒调下”，紫石英丸以“温酒下”，神功散以“酒水煎”，地黄通经丸以“空心温酒下”等。
苦酒：即今之米醋、食醋，其味酸略兼甘，其气纯正，入肝经血分，具有收敛、解毒、散瘀止痛、消肿散结的作用。《伤寒论》苦酒汤方后注有“上二味，内半夏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用之以散结祛痰，消肿止痛；又如乌梅丸中的乌梅，“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用以安胃止呕，杀虫止利；黄芪桂枝芍药苦酒汤，“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用以和营扶表，祛逐水湿。
白饮：即白米汤，或糯米汤，味甘平，有助胃气之功。丹波元简说：“白饮，诸家无注，《医垒元戌》作米饮，始为明晰，《活人书》作白汤，恐非是。”五苓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用以助阳发汗。陈修园《伤寒论浅注》说：“白饮和服，亦即桂枝汤啜粥之义也。”四逆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用以宣郁外达，通经散结；牡蛎泽泻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以助利水消肿之功，使水去而津液不伤。
白粉：即今之米粉，为五谷之精，其气甘温性平，为安和胃气之佳品。猪肤汤“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以助滋阴润燥，和中止利之功。另外，蛇床子散、甘草粉蜜汤中关于白粉一物，历代医家说法不一，有的说白粉即铅粉，有的说白粉即米粉，以孙氏之见，佐以内服药，不宜用铅粉而宜用米粉。但作为外用药的辅助品，铅粉在某种程度上讲亦未尝不可采用，总之以稳妥为是。此外，大青龙汤中有“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之说，对于温粉，当以《千金方》的说法比较可靠，其方为“煅龙骨末，煅牡蛎末各三钱，粳米粉一两。功用，扑汗。和匀，稀绢包，缓缓扑之”。铅，《本草逢源》一名黑锡，铅粉又名胡粉，色黑，亦有色浅而灰者，古人不说是黑粉、灰粉，而说“白粉”，可知白粉并非铅粉。《千金》云粳米粉，亦即白粉。与煅龙骨、煅牡蛎相合，性能温和以扑汗，因此又名之为温粉。
白蜜：亦为稼穑之精气，性味甘平纯正，具有甘缓益脾、安和胃气以及滋阴润肺之功。猪肤汤加“白蜜一升”，滋阴润肺前已述及；大半夏汤，白蜜一升，“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用之以补虚润燥，和胃降逆；蜜煎导方，以食蜜七合，“于铜器内微火煎，当须凝如胶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此亦润燥通便之良法。诸丸配制方法，大多以炼蜜为丸，一是易于贮存，不易腐烂；二是能调和诸药固护胃气。更有以白蜜煎药方法亦属巧妙，如乌头汤、乌头桂枝汤、大乌头煎、甘遂半夏汤都以白蜜煎之，以缓解其药物的毒烈之性。《类聚方广义》甘遂半夏汤注释中说：“此方之妙，在于用蜜，故若不用蜜，则不特不效，且瞑眩而生变，宜遵守古法。”
烊胶与纳饴法：阿胶一药，性味甘平，功效补血止血，滋阴润燥，其质地坚硬如同角质，用时必以烊化入药。炙甘草汤，“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以阿胶滋阴养血以助复脉。猪苓汤“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服”，以阿胶滋阴养血而清心火。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以阿胶补血，治疗产后血虚，“此仲景举例以见其概，非谓产后利疾仅此一方，又非为虚寒洞泻而下利亦用是方也”。大小建中汤，均“内胶饴”，以调补脾胃。饴即今之饴糖，即糯米糖加麦芽酿成，气味甘平，功能补虚建中，缓急止痛，为润肺、止咳之佳品。
2.不同煮药水的作用古人对于煮药所取之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灵枢·邪客篇》中的半夏汤，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扬之万遍”，以疗脾虚停饮，卫气独行于外之“目不瞑”症。仲景则又有甘澜水、潦水、井花水、泉水、浆水、地浆水以及麻沸水等只说，并有详细地记载和应用，现作如下分析。
甘澜水：仲景有“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勺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考甘澜水，又称千里水、东流水或劳水。《本草纲目》说：其“气味甘平无毒，主治病后虚弱。扬之万遍，煮药……最验，主五劳七伤，肾虚脾弱，阳盛阴虚，目不能瞑，及霍乱吐利，伤寒欲作奔豚。”仲景治“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取其活化之水，益其脾肾，调治汗后阳虚，肾水上逆，脐下动悸，欲发奔豚之证。张从正治一尿闭患者，取长川急流水煎煮药材，一饮而溲，亦取法于此。
潦水：即大雨所积之水。李时珍说：“降注雨水谓之潦，又淫雨为潦，气味甘平无毒”，功能“调脾胃去湿热”。成无已说：“仲景治伤寒，瘀热在里，身发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煎用潦水者，取其味薄，而不助湿气，而利热也。”虞博说：“潦水者，又名无根水，山谷中无人迹去处，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动摇而有土气内存，故可以煎熬，调脾进食，亦补益中气之剂也。”历代先贤，虽然说法不同，但对该水“内清湿热”的看法是一致的。
井花水、泉水：古人用时颇多讲究，在历代医籍中屡见不鲜。《本草纲目》在井泉水条下说，“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极广，又与诸水不同，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咸，用须煎滚，停一时，候咸澄，乃用之，否则气味具恶，不堪入药……性味甘平无毒，调中下热气，主治酒后热痢，消渴反胃，洗目中肤翳，及痈肿漆疮等。”虞抟说：“新汲井华水，取天一真气浮于水面，用以煎补阴之剂，及炼丹煮茗，性味同于雪水也。”华佗治一妇人病经年，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灌之，良久汗出，以粉扑之而愈。另有百合四方（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黄汤、百合地黄汤、滑石代赭汤）均“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以疗百合之病。这是因为，百合病本是一种心肺阴虚内热的疾病，由于心主血脉，肺主治节而朝百脉，心肺阴虚成病，则百脉俱受其累，症状百出，故云“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其治疗原则应着眼于清理心肺阴虚内热为主，既不可以用发汗法，又不可以用吐越法，仲景以泉水煮药，是因泉水具有养阴清热利尿的功效。
清浆水：又名浆水，前贤之述，见仁见智。《本草纲目》曰：“释名酸浆，引嘉谟云浆，酢也，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酸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之败者害人。”气味甘酸微温无毒，功能调中，开胃止渴，消宿食，解烦；《伤寒类方》说：“浆水，即淘米泔水，久贮味酸为佳”；《本草蒙诠》说：“炊粟米，热投冷水中，浸五六日，生白花，色类浆者”；《医方祖剂》说：“浆水，乃米和曲酿成如酢而淡。”字汇说：“浆，米汁也。”吴仪络说：“清浆水，一名酸浆水，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之败者，害人。”
《伤寒论》枳实栀子豉汤方，“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栀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温再服，复令微似汗”。此治大病瘥后，余热未尽，气血未复，因过劳而复发热，名为劳复之症，用本方疏散郁热，和胃化滞，以浆水煎药，乃是取其酸苦走泄之性；《金匮要略》赤小豆当归散，功能渗湿清热，化瘀排脓，以浆水服方寸匕，以加强清热解毒之功；蜀漆散，功能涌吐疟痰，借浆水酸甘微寒，以固护胃气；半夏干姜散以浆水煮之服，除温胃止呕之外，还以浆水调中而止哕；更有矾石汤，治脚气冲心，以浆水一斗一升，煎三五沸，以浸脚取其酸苦走泄，以清其湿热。
地浆：《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篇》说，“治食生肉中毒方：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澄清汁，饮一升即愈”。《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篇》说，“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治之方：人粪汁饮一升，土浆饮一二升，大豆浓煮汁饮之，服诸吐利药并解”，“食枫柱菌而哭不止，治之以前方”，“误食野芋烦毒欲死，治之方以前方。其野芋根，山东人名魁芋，人种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并杀人”，“蜀椒开口者有毒，误食之戟之咽喉，气病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痹冷，急治之方。肉桂煎汁饮之，多饮冷水一二升，或食蒜，或饮地浆，或浓煮豉汁饮之并解”。
考土浆亦名地浆，《本草纲目》载“气味甘寒无毒，主治：解中毒烦闷，解一切鱼肉果菜药物诸菌毒，疗霍乱及中卒死者饮一升妙”。其他如《卫生宝鉴》《圣惠方》《千金方》《肘后方》《集简方》《集玄方》都附有治疗方法，综而言之，其主要用于治疗霍乱、中暑、烦渴、腹痛、黄鱼中毒、砒石中毒等疾病。
张子和《儒门事亲》有水解篇，今附于下，以供参考：“余昔访灵台间太史，见铜壶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环周，水滑则漏迅，漏迅则刻差，当易新水。余豁然而悟曰，天下之水，用之灭火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罔焉，故蜀江濯锦则鲜，济源烹楮则，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痘，戎之麓伏硫磺，汤可浴疠，杨子宜，淮菜宜醪，沧卤能盐，阿井能胶，澡垢以污，茂田以苦，瘿消于藻带之波，痰破于半夏之洳，冰水咽而霍乱息，流水饮而癃闭通，雪水洗目而赤退，咸水濯肌而疮干，菜之以为，铁之以为浆，曲之以为酒，蘖之以为醋，千派万种，言不容尽，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数名焉，况其他者乎；及酌而倾曰倒流，出未放日无根，无时初出曰新汲，将旦首汲曰井华，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岂烹煮之间，将行药势，独不择水哉，昔有患小溲闭者，众工不能瘥，予易之长川之急流，取前药而沸之，一饮立溲，元畴闻之曰，精乎哉论也，近读《灵枢经》，有半夏汤治不瞑，以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炊以苇薪火，正与此论合，乃知子和之于医，触一事一物，皆成治法，如张长史草书妙天下，得之公孙创器用必亦劳矣，后之用水者，当以子和之言为制，余于是乎作水解。”
3.微火煮药与久煮法《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之方，对于火候煮药的方法述之尤详，不仅总结了汉代以前各个时期的煮药方法，而且发展性地运用于临床实践。综观两书，大部分方剂，其火候煮法各有其重要意义，如首方桂枝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亦“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仲景举其端倪，略之于后。这一煮药的方法，因其风邪在于表卫，药必择其质轻气扬之品，通过发汗解表以散其风邪。关于微火煮药的具体方法包识生氏说，“煮药之法，先以猛火使之沸，水沸之后，则当用微火煮之，一味猛火，流弊多多，故伤寒第一张药方桂枝汤，即云微火煮也。按猛火煮药，一恐药汁升溢罐外，二恐水已干而药味未出，三恐煮燥药焦，四恐气药飞散，太过无力，五恐药汁浓厚难服，猛火煎药可谓有弊无利也。若以微火煮之，利益多多，味多气少飞散，药汁清澄，不易发生水干药焦之患，善于煮药者，药力必全，否则无益”。再上溯历代医家，对于煮药方法均十分重视。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小心老成之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徐洄溪说：“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未者，种种各殊……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二三分，或止煎二三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又如李东垣、沈存中等也都阐述甚详。然其煎法之中肯者，除徐洄溪而尤以包识生氏之论为最佳。至于久煮之法，如陶隐居之“补汤欲熟，多水而少取汁”；吴茭山之“若煎补药，以十分之水，煎取四分之药”；吴仁斋之“若补中温中之药，宜漫火煎服之”；李念莪之“补药须封固，文火细煎”；张路玉之“凡煎补药，文火缓煎”。诸贤之论，不论漫火、文火，更重要的是细煎、缓煎。凡属补益之药，多属根茎与果实之类，仓促之间药味何能煎出，不可与发散之花叶草穗相比拟。如通阳复脉之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纳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温补中气之人参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温暖下元之当归生姜羊肉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降逆安中之大半夏汤，“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举例数则足以说明，对于补益药，只有长时间的煎煮，药味才能全部释放出来，而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另有小建中汤的饴糖，微火消解，柴胡加芒硝汤的芒硝，更煮微沸；桃仁承气汤的芒硝，更上火微沸等，又当别论。读仲景书，如果只注重煮药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去分析病在表与在里、在脏与在腑、在上与在下、在血脉与在经络、病轻与病重、病时长与短、药物的质轻与质重、是花叶草穗还是根茎果实，这些都得灵活掌握，才能不失仲景心法。如桂枝加桂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其用水量与煎煮方法与桂枝汤同，桂枝汤的趋向是调和营卫以解表，而桂枝加桂汤的趋向是降冲逆而温里，既不需啜粥，亦不需温复，只是气味的浓郁与轻薄有别罢了。
另外，关于煎煮药物所采用的燃料，古人有种种说法。例如，火用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桑柴火，取其能助药力。炭，取其力慢。栎炭，取其力强。温养用糠、马屎牛屎，取其缓能使药力匀之意。张路玉说：“凡煎补药，文火缓煎，泻药武火急煎，煎膏用桑柴火最良”；抱朴子说：“一切神仙药，不得桑柴不服”，又说：“马矢煨风痹药，取其性缓，通行经络也，苇薪火炊泻阳药，取其轻扬，不损药力，二者皆内经法也。灯火灸治小儿诸惊，以及头风脑痛、风痹缓急，以油能解风毒，火能通经络也”。今之城乡煎煮中药者多用煤火、煤气，难以寻觅陈芦枯竹及苇薪桑栎，总之，以不失法度为宜。
4.去滓再煎法徐灵胎于小柴胡汤方后注，“去渣再煎煮，此方乃和解之剂，再煎则药性和合，能使经气相融，不复往来出入，古圣不但用药之妙，其煎法俱有意义”；《古方选注》说：“去滓再煎，恐刚柔不相济，有碍于和也”；戴北山说：“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剂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左季云说：“少阳经用药，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汤以和之，然一药之中，柴胡欲出表，黄芩欲入里，半夏欲祛痰，纷纷而动，不和甚也，故去滓再煎，使药性合而为一，漫无异同，俾其不致债事耳。”综以上各家所说，重点突出一个“和”字。考小柴胡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二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大柴胡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柴胡桂枝干姜汤“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分析以上三方均以和解少阳为特点。若从方药功能方面分析，小柴胡汤和解少阳而出表，从太阳而散；大柴胡汤和解少阳则从阳明而解；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少阳又兼治水饮。还有半夏泻 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也都有“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之说。再以方药功能分析，半夏泻心汤主和胃开结泄痞，治少阳误下，胃虚呕逆；生姜泻心汤主和胃散痞，治胃虚伤食；甘草泻心汤主调和胃气而除痞，治胃气重虚，客气上逆。三方均去滓再煎，浓缩药汁以调和胃气，使药力和缓而持久。此既《伤寒分经》所说“全藉胃中天真之气为斡旋，盖取和之为义耳”。近人张吉良氏研究报道显示：“去滓，再煎，这样可以得到浓缩高度，体积小的制剂，便于病家服用，其所以要这样做的决定因素，在于小柴胡汤证本身有‘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之症，大约有呕吐、恶心症者，总不宜再进大量汤液，故必须去滓再煎以浓缩其量，……但是如果病情需要浓煎，而方药本身又可以久煎的话，那么就不必去渣，而可以直接加以浓煎。”去滓再煎的方剂，经方中还有旋覆代赭石汤、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医者在临床应用时，都应该遵循这一“去滓再煎”方法，方可显示出方药疗效的优越性。
5.先煮后下法煮药方法的先煮与后下，《伤寒论》与《金匮在略》两书中记载尤详。如麻黄汤，“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二升半”，所以先煮麻黄，是因其麻黄煮出之沫有“令人烦”的副作用。仲景用麻黄诸方，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桂二麻一汤、越婢汤、麻黄加术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都注明“先煮麻黄，去上沫”；葛根黄芩黄连汤“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葛根先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葛根纤维密集而坚硬，久煮才能把药力煮出；茵陈蒿汤的茵陈，“以水一斗一升，先煮茵陈减六升”，是因茵陈久煮，可使其清泄湿热、祛除黄疸的作用耐久不尽；栀子豉汤类方“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纳豉”，先煮栀子，是因豆豉易煮，而栀子较为耐煮的缘故；紫参汤“以水五升，先煮紫参，取二升纳甘草”。亦是因甘草易煮，而紫参耐煮的缘故；甘草粉蜜汤“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纳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一是因甘草比其他药物耐煎，二是因甘草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小陷胸汤“以水六升，先煮瓜蒌取三升”，先煮瓜蒌的原因是取其力专而任重之性，以开中焦之结气；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以水一斗一升，先煮蜀漆减二升，内诸药”，先煮蜀漆，是为了加强蜀漆“疗胸中邪气”以及“能驱逐痰水”的作用。此外，在一方之中，药量独重或属主药者，必须先煮。如酸枣仁汤“以水八升，煮酸枣仁得六升，内诸药”，酸枣仁用至二升，为使其药重而力专，故必先煮；苓桂甘枣汤“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茯苓用至半斤，亦因药重力专，故亦先煮。
药之后下者，如大承气汤“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柯韵伯说：“大承气汤之先后作三次煎煮，何哉？盖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钝而和缓，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满也。”大陷胸汤“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两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此与大承气汤法同。又如柴胡加芒硝汤、桃核承气汤、大黄硝石汤等，皆后下芒硝。茯苓戎盐汤“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桃花汤“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用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加入猪胆汁，分两次温服”；白通加猪胆汁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这些方剂中的戎盐、赤石脂，所以要后下，其原因是该药容易溶化；猪胆汁、人尿所以要后下，其原因是取其新鲜而力速。另有一些质轻气扬之药以宜后下，是为了避免使其药性耗散。如桂枝人参汤“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参术姜草先煮以取其味，用以温中止利，桂枝后下以取其气，用以行阳解表。更有大小建中汤的纳饴，以甘温补中；炙甘草汤、猪苓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以阿胶养阴润燥，均属后下之方。饴糖、阿胶之所以后下，一方面因其性粘腻，如同它药一起煎煮，它药均被其粘，不易煮透，另一方面因其易于溶化，故必须后下。由此可以看出，仲景运用“先煮”与“后下”这一煮药方法的重要性和灵活性。
6.分煮合服法分煮和服的方法，是把一方中的多种药物分别煮成汤液，然后再把分煮的汤液混合在一起温服。《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篇之百合知母汤，“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另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然后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滑石代赭汤“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出白沫，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另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后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服”。这种煮药方法，是针对疾病在某一时期中患者有几种不同的证候表现，在一个方剂中同时又具有两种或几种作用，又不使其药效相互抵消，而采用了这种微妙的煎服方法。此法是借用了泉水“性味甘平无毒，调中下热气”之性以煎百合，具有养阴清热之功。又别以泉水，煎煮其他配伍之药。再合和重煎，妙在使用其诸药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各发挥其个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如百合病，不应当发汗而发汗，津液耗伤，“虚阳复抗”于上，故用百合知母汤以补虚、清热、调中、止汗；不应当泻下而泻下，“下多伤阴，阴伤则阳往乘之，所以下焦有热象”，故用滑石代赭石汤以补虚、清热、涩肠、利尿。
又如《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之乌头桂枝汤方，乌头“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此汤为仲景治寒疝腹中疼，兼身痛逆冷之剂，先以白蜜重煎乌头敛其“猛烈”之性，留连于内，以攻寒止痛；以桂枝汤轻煮，达表于外以解表寒。合和服之，使营卫和而表里双解。以上这些灵活的分煮合服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
7.酒煎与水酒合煎法酒乃熟谷之液，醇甘芬芳，其气轻扬，善通经腧，提神助兴，古人以酒入药，以行药势。仲景治疗胸痹、心痛彻背，一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药以瓜蒌实一枚（捣），薤白半升，白酒七升。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二用瓜蒌薤白半夏汤，药以瓜蒌实一枚（捣），薤白三两，半夏半升，白酒一斗。四味同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前者以瓜蒌开胸中之痰结，薤白辛温以通阳，豁痰下气，白酒襄助以行药力，共奏通阳散结、豁痰行气之效；后者由于痰涎壅塞盛于胸中，故于前方之中，更佐半夏，以逐饮降逆。现今某些庸医在用此方治疗胸痹及冠心病时，废其酒煎之法，而以水煎服用，不仅于病无补，甚至误人性命。更有下瘀血汤，其方由大黄三两，桃仁二十枚，虫二十枚（熬，去足）组成，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顿服之；红兰花酒方，药用红兰花一两，以酒一大升，煎减半，顿服一半，未止再服。前者主治产后瘀血内停，脐下作痛。三药以蜜为丸，以缓其药性，不使骤发，所以酒煎者，以引药入于血分，加强攻坚破积之力，以除结；后者主治妇人腹中血气刺痛，以红兰花活血止痛，以酒行其血气，此方不再用其风药，其理益明。
水酒合煮之方，如《伤寒论》之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复脉汤。”取用酒煮，以通经络利脉道，共奏通阳复脉、滋阴补血之效；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合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取用酒煮，助其温通血脉、调和阴阳之功，更祛久寒；又如《金匮要略》之胶艾汤：“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取清酒以行药势，和血止血，暖宫调经，以治下焦腹痛、胎动不安等症。另有防己地黄汤，“以酒一杯，浸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用以活血祛风，治其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用酒之意，陈修园说，“使其捷行于脉道”，洵为有得之言。
8.蜜煎与蜜水合煎法蜂蜜味甘气寒，性润质柔，归心、肺、脾、胃、大肠经，其主要功效为润肺、滑肠、养胃生津，主治脏腑燥热之毒，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有甘缓药性之功，仲景将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例如，《伤寒论》之猪肤汤：“猪肤一斤，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斤，白粉五合，熬香，各和令相得，分温六服。”取其甘寒润燥，清热除烦之功，以治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等症。《金匮要略》之乌头汤（乌头五枚，咀，以蜜二斤，煎取一升，即出乌头），“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内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尽服之”。方以蜜煎川乌以减轻川乌之悍、迅发之性，俾药力和缓持久，以祛留邪；大乌头煎，乌头大者五枚，“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瘥，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方以蜜煎，目的在消制乌头大热大毒之性，发挥其甘缓止痛之效，以治绕脐寒疝；甘遂半夏汤：“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药汁，煎服八合，饮服之”，方以蜜煎，不仅安和中气，还可缓解药毒，以助散结行水；大半夏汤：“以水一斗一升，和蜜（一升）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二升半，温服一升，余分再服”，方以蜜煎，以补虚安中，助药力以降逆润燥。李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痞塞而呕者，唯益胃推荡谷气而已。”李升玺云：“不知此胃反必属脾虚，经所谓甘味入脾，归其所喜也……”乌头桂枝汤：乌头一味，“以蜜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方以蜜煎乌头以使药力持久而和缓，以治里寒之疝，复以桂枝汤者，以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治表寒，此为表里两解之变法；甘草粉蜜汤：“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差即止”，方以蜜煎，加强了安蛔缓急止痛及解毒和胃的作用。关于甘草粉蜜汤中的“粉”，历代医家有二种争议，一是方中云粉者，指铅粉，目的是以峻药杀虫，白蜜与甘草诱使虫食，甘甜即尽而毒性旋发，以除虫患；一是指米粉，“毒药不止”，是说已用过毒药而腹痛不止，不能继续再用，因而用甘草粉蜜汤，假以甘缓，和胃止痛。对此，前一种说法，作为内服，切防中毒是必要的。考《金匮要略》所用之铅粉有人又谓胡粉，该种药的配制方法是用铅粉与豆粉、蛤粉炼制而成的，其又名粉饧、光粉、定粉、胡粉，书方时还有人写作官粉、宫粉、杭粉。《本经逢原》曰：“铅粉一名胡粉，铅粉与黄丹同类，内有豆粉、蛤粉，而无硝盐，但入气分，功专止痛生肌，亦可入膏药代黄丹用，本经治伏尸毒螫杀三虫者，取铅性之重，以镇摄其邪，金匮甘草粉蜜汤，治蛔病吐涎心痛，专取胡粉杀虫，甘草安胃，蜜以诱入虫口也。”《金匮发微》的作者曹颖甫说：“先母侍婢曾患此，始病吐，一二日后暴厥如死，治以乌梅丸，入口即吐，予用甘草五钱，先煎去滓，以铅粉二钱，白蜜一两调服之，半日许，下蛔虫如拇指大者九条，其病乃愈。”由此可以看出，甘草粉蜜汤之粉是铅粉，而不是米粉，然而铅粉毕竟是辛凉有毒之品，临床应用必须慎重。而米粉为稼穑甘味之品，毫无毒性，既然无毒性，何以能“治伏尸毒螫”而“杀三虫”？
前贤对于用蜜煎药的论述颇多，魏念庭在“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条说：“……服法多煮白蜜，去其寒而用其润。俾粘腻之性，留连于胃底，不速下行，而半夏人参之力，可以徐徐斡旋于中，其意固微矣哉。”尤在泾说：“胃反呕吐者，……虚则反逆也，故以半夏降逆，人参白蜜益虚安中。”赵以德论乌头汤时也说：“……蜜煎以缓其性，使之留连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润，又可以益血养筋，并制乌头燥热之毒也。”
9.蜜酒合煎法《金匮要略》之下瘀血汤方：“大黄三两，桃仁十二枚，虫二十枚（熬，去足）。右三味，末之，炼蜜和为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仲景制此方，乃其治病之法，方以大黄、桃仁、虫炼蜜为丸，约束其勇猛之性，以保护其中焦胃气。药至下焦，丸药全部释放效力，又以酒引药入于血分，破血逐瘀，以通血络，脐下干血岂有不下之理。故仲景复注云，“新（瘀）血下如豚肝”，可见仲景亲有征验。尤在泾说：“腹痛服枳实芍药而不愈者，以有瘀血在脐下着而不去，是非攻坚破积之剂不能除矣，大黄、桃仁、虫，下血之力颇猛，用蜜丸者缓其性不致骤发，恐伤上二焦也，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瘀唯恐不尽也。”
10．苦酒与苦酒合水同煮法李文说：“苦酒，醋也”，《活人书》说：“苦酒，米醋是也”，魏念庭说：“古人称醋为苦酒，非另有所谓苦酒也，美酒醯，即人家所制，社醋亦即镇江醋也，又醋之劣者，即白酒醋，各处皆是，总以社醋入药。”
《伤寒论》之苦酒汤，半夏十四枚，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着鸡子壳中），其用法“……纳半夏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主治少阴病，咽中伤，生疮，散结祛痰，消肿止痛。此即借醋之酸以消肿疮；又如乌梅丸：“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乌梅味酸，又以苦酒渍而释之，引药入肝，以疗蛔厥。《内台方议》进一步说明，“苦酒（醋）渍乌梅，同气相求，蒸之米下，资其谷气，蜜丸，少与而渐加之，缓则治其本也”；猪胆汁方：“方用大猪胆一枚，泻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内，如一时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甚效”。此阳明病之导法，亦即今灌肠法，取苦酸合化，以宣气、清热、通便。
《金匮要略》之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之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主治黄汗症，方以解肌、固表、驱逐水湿，所以加苦酒，是使药兼入血分以散瘀滞；又如杂疗方章，救卒死方后说，“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肘后方》中说：“治卒中五尸方，猪脂八合，铜器煎小沸，投苦酒八合，相和，顿服即差”；李文说：“猪脂滑窍而助胃气，苦酒醋也，煮沸则香气扑鼻，灌之可敛正祛邪”；再如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章中说：“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千金方》中说：“食甘酪竟，即食大酢者，变作血瘕及尿血”；《金匮直解》中说：“醋酸敛而酪粘滞，令作血瘕”，可选“苦参三两，苦酒一升半。右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或以水煮亦得”。《金匮直解》中说：“酸苦涌泄为阴，苦参之苦，苦酒之酸，所以涌泄烦满而除食毒”；《外台秘要》又说：“天行病四五日，结胸满痛壮热，苦参一两，以醋三升，煮取一升二合，饮之取吐则愈，天行病毒，非苦参醋药不解。”从以上诸方可以看出，仲景曾将苦酒广泛地运用于治疗中，其方法虽不尽然，但可知苦酒在当时的临床应用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1.渍药绞汁法《伤寒论》大黄黄连泻心汤由大黄、黄连组成，“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附子泻心汤方由大黄、黄连、黄芩、附子（别煮取汁）组成，“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三升浸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此二方，仲景均以渍药绞汁，以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因本证只是无形邪热，乘表证误下，氤氲于胃，胃中并没有形质滞物，所以患者只是感觉心中痞满不畅，按之柔软而无硬结。其药用热水渍泡，取其药物的无形之气，以祛无形之邪，弃其苦寒形质攻下之味，以防损伤胃中之元气。王晋三《绛雪园古方选注》说：“……以汤渍药须臾绞去滓，取其气，不取其味，治虚痞，不伤其正气也。”徐灵胎《伤寒类方》中说：“此又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附子泻心汤的渍煮方法比较特殊，其意义更深一层，三黄渍浸，贵在须臾，取其轻清之气，如风吹雾，入胃即散；附子重煎则性味醇厚，醇厚则回阳力专而持久，阳气回复故恶寒必除，恶寒除则营卫和谐，营卫和谐，则汗出自止。尤在泾明确指出，“方以麻沸汤渍寒药，别煮附子取汁，合和与服，则寒热异其气，生熟异其性，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此先圣之妙用也。”《金匮要略》防己地黄汤，将防己、桂枝、防风、甘草，以酒一杯，浸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斤，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合再服。此病属血虚风动，风动而热扰，热扰而神昏，神昏而妄行，妄行而独语不休。方中生地二斤，蒸绞浓汁，清心火，凉血热，以治其本；其他四味剂量轻小，又以渍取清汁，轻清心火以治其标，寓祛风药于养血之中，含凉血养血以熄风热。前贤有云“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此又为熄风养血之法。读者当仿效此法，扩而充之，使之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
12.蜜煎导法与猪胆灌肠法《伤寒论》之蜜煎导方为：“食蜜七合，于铜器内，微火煎，当须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猪胆汁方为：“大猪胆一枚，泻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内，如一食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甚效。”以上二方，皆适应于阳明证之大便秘结，但此种秘结又没有腹中满痛燥实的征象，故不任其承气攻下。仲景曰：“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对此，临床又须详辨，津液枯燥宜蜜煎导方以通之，若兼邪气热盛者即宜猪胆汁方以灌肠导之。《千金方》又变通此方为治大便不通秘塞神方，猪羊胆不拘。《丹溪心法》又变通蜜煎导方，熬蜜后，入皂角粉少许，作兑以导之。这一方法，早被后人引申用之。现代医学所用之开塞露，以及灌肠方法，与古人之蜜煎导及猪胆汁，灌谷道中，其方法相同。但在运用这些古方时，亦不可鲁莽从事，《中医护病学》详细地说明了蜜煎导法及猪胆汁灌肠法的有关问题，今摘录于后，供临床参考。其功用及适应症：伤寒、温病的中后期，因出汗过多，津液内竭，大便硬结，但无少腹的胀痛拒按及躁狂症状者，可用猪胆汁灌肠法；大便虽然燥结，但病人自觉有便意，大便如在直肠而不能解出者，可用蜜煎导法；老人血液枯燥的便秘及其他习惯性便秘，均可用蜜煎导法通便。猪胆汁灌肠法的操作，以新鲜猪胆，取其胆汁，于锅内煮沸10分钟，候冷至37℃时，吸入注射器内，注射器上套一橡皮管，橡皮管的另一端，插入直肠，一次注入60ml，小儿为30ml。蜜煎导法的操作可遵照仲景法。
在使用蜜煎导法及猪胆汁灌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猪胆汁灌肠时，以左侧卧位为最好；二法都应嘱病人忍住便意15分钟至30分钟，若排便过速，每不易达到通便的目的；准备扁便盆或油毡布，作排便之用；大便后应记录大便颜色、形状、次数及腥臭味等，报告医生后，再行处理粪便为宜。
13.熏剂与熏洗法《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于狐惑篇云：“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苦参汤方：苦参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雄黄熏方：雄黄，为末，筒瓦二枚，合之烧，向肛熏之。狐惑一症，蚀于喉为惑，治以甘草泻心汤；蚀于阴为狐，又可分为蚀于前阴者及蚀于后阴者两种。蚀于前阴者，腐蚀溃烂，以苦参熏洗，化湿杀虫以消毒；蚀于后阴者以雄黄燥湿杀虫以消毒。尤在泾指出“……其苦参、雄黄，则皆清燥杀虫之品，洗之熏之，就其近而治之耳”，后世医家亦多仿效之。《医宗金鉴》蛇床子汤，应用蛇床子、苦参、土大黄、当归尾、威灵仙、缩砂壳、老葱头煎汤熏洗，以治肾囊风。《集简方》用蛇床子、白矾，煎汤熏洗阴肿、阴痒。迄今人们亦习用蛇床子、苦参，煎汤熏洗或坐浴，用以治疗阴道滴虫、男子阴囊湿疹瘙痒等症。《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指出：“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此又洗涤阴疮之法，以狼牙草之苦辛，清热散邪、除湿而杀虫。
更有百合洗方一首：“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豉也”，主治百合病久，以通其百脉之窒塞，而行其津液之滞流，洗后，食以煮饼（面条、亦名汤饼），此即药后之啜粥意，不啜以米粥而食以煮饼，既除热止渴，又益津液之源。唐朝许引宗治柳太后病风不语案载“许用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当夜即能言语”；宋朝陆岩，蒸药活人，治新昌徐氏妇产后卒死，以红花十斤，大锅煮沸，置患者于其上，热气蒸之，半日遂苏，真可谓无独有偶。
四、服药方法
1.三服、二服及顿服法经方以日三服、日二服以及顿服为最普通的服药方法。《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255首方剂中，有135首方剂是采用三次服药方法的，如《伤寒论》之桂枝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葛根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茵陈蒿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炙甘草汤、真武汤等有65方之多；《金匮要略》之瓜蒌桂枝汤、麻黄加术汤、黄芪桂枝五物汤、酸枣仁汤、厚朴七物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等70方之多。
日二服，即一日二服法，亦即分温再服法。《伤寒论》中有桂枝二麻黄一汤、麻杏石甘汤、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黄黄连泻心汤、四逆汤、芍药甘草汤等30方之多；《金匮要略》中有百合知母汤、防己黄芪汤、瓜蒌薤白白酒汤、泽泻汤、柏叶汤、小半夏汤、黄土汤等24方之多。
顿服法，即一日一次服药法，《伤寒论》中有调胃承气汤、桂枝甘草汤、十枣汤、干姜附子汤、抵当丸等8方之多；《金匮要略》中有泻心汤、大黄牡丹皮汤、白虎加桂枝汤、乌头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18方之多。
其一日三服法之桂枝汤，“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若不汗更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又把一日三服，缩短到半日，这样，集中药力，以达邪外出。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分温三服，半日服尽”，一则发汗，使黄从皮肤外散；一则利湿，使黄从小便排出；一则清泻肠中郁热从大便排出，一方而三法，以冀驱邪外出，此类服药方法，乃仲景权变之法。除此之外，大多方剂皆注以“日三服”“分温三服”这种常规的服药方法，旨在取其药效相继为用。按一般中草药的功能，一次服药后，药物在体内会持续8～12小时，由此可以看出，“日三服”这种常规服药方法的必要性。
一日二服法，这类方剂，发散药较少，大部分属于调和、温通、清滋、利湿、补益以及回阳等类药物。一次服药后，药物在体内所持续的时间较长，仲景采用日服二次，也是属于一种常规的服药方法，但在具体运用这些方剂的时候，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茯苓四逆汤“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先服少量，观其所以，以求稳妥；大承气汤“分温再服，得下，余勿服”；小承气汤“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大陷胸汤“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白头翁汤“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栀子豉汤辈“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一则先服小量，观其所以，然后稳妥进服，以防滋生偏弊；一则先服一半，观其所以，病症犹在者，更作服，得快利而止后服，此处仲景又提出药贵中病，中病即止的必要性。
顿服法类方剂，其功能为驱虫、涌吐、逐水、破瘀、排脓。如大乌头煎，乌头一味，力雄而厚，为驱寒止痛之峻药，因其毒性剧烈，故先以白蜜煎煮以制其毒，“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排脓散为除热破滞、排脓化毒之方，为使药物持久地作用于体内，故“鸡子黄一枚，以药散与鸡子黄相等，揉和令相得，饮和服之，日一服”；薯蓣丸主治“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其方“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显示了久病虚病，以缓缓调理，以治其本的灵活性。经方顿服约26方之多，例如大陷胸丸“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为开泄肺气，泻痰利水之峻剂，其力不亚于大陷胸汤，用白蜜以润之，变峻药而为缓攻之剂；十枣汤“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其又为逐水之峻剂，药皆有毒，以枣为之，一则缓诸药之毒，一则调补脾胃不使有伤。又如干姜附子汤“顿服”，急复其阳；桂枝甘草汤顿服，急救心阳；调胃承气汤“温顿服之”调和胃气；大黄牡丹皮汤“顿服之”当下脓血等。这类方剂，其目的又在于求其速效。由此可以看出，一日服药一次，有的采用顿服法，有的采用空腹服法，有的采用夜晚服法，有的采用平旦服法及次第加量服法等，再与组方法度互为参照，更可见仲景立法之精当、用法之必要。
2.四服、五服、六服以及日夜兼服法举经方一日四服方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本方为治太阳误下，邪热内陷，弥漫三焦的表里错杂证。用此方一则达邪外出，一则清彻阳明，一则镇心安神。曰复方而疗杂证，反反复复，一日四进其药，如是则错乱之邪，庶无遁逃，而内外尽得其解。当归四逆加吴萸生姜汤为一日五服之方，一日五服，近乎频服之法。内有久寒，湮淤血脉，复中寒邪，手足厥冷，以至脉细欲绝。对此，仲景灵活地予以一日多次服药，唯恐药力不逮，而阵阵鼓荡阳气。于是，阳气一振，血脉得以流通。
猪肤汤为分温六服之方，为滋阴润燥之剂，主治上焦咽痛心烦，使药断续留连于上部发挥效能。
日夜兼服法，《伤寒论》中有桂枝人参汤、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金匮要略》有赤丸，共计四方。桂枝人参汤、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均为安内攘外之法，里虚宜速建，外邪宜速散，故日夜兼服，以求速解。《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篇》中的赤丸，主治寒气厥逆，方机效用以散寒止痛，化饮降逆，欲其速解，故亦日夜兼服。
又有日三夜一服、日三夜二服、日三四夜二服者。日三夜一服者有疏肝解郁、降气缓急之奔豚汤；有温胃化饮、和中止呕之生姜半夏汤；有健脾温中、除寒安胎之白术散；有开结化痰、理气降逆之半夏厚朴汤；有宣肺导滞、化痰利窍之皂荚丸。日三夜二服者，有寒热平调、和胃止痛之黄连汤；有安中益气，以疗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之竹皮大丸。日三四夜二服者有温中散寒、补益脾阳之理中丸。以上八方大都属理气之剂，气药轻扬，易于发挥，故须日夜兼服，使药频频相继而不停滞，正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以达调达气机之目的。以上日四服、日五服、日六服以及日夜兼服方法，仲景示人以规矩，又示人以技巧，可谓圣法。《医学心语》指出：“病家误，在服药，服药之中有窍妙……”洵为有得之言，为医者常须识此，灵活运用。
3.冷饮法与热饮法冷饮之方《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篇之桔梗白散，方用桔梗、贝母、巴豆，主治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此症名为肺痈，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方中巴豆性辛温，有大毒，主治寒实便秘，腹水实肿，胸满痰壅，甚则癫痫痴狂，属性热峻下药，即所谓“峻用有戡乱之功”。王好古指出，“若急治为水谷道路之剂，若缓治为消坚磨积之剂”。《张杲医说》用“青橘皮裹巴豆烧存性研末，用姜酒调连，治寒痰气喘”。《证治准绳》中有“巴豆丸”，药用巴豆、大黄、五灵脂、桃仁、木香、硇砂治寒瘕积聚。饮冷水一杯者，以缓解巴豆热毒之性，别无它意。三物小白散方后云“……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意与此同。《嵩尊生书》指出，“冷服，有寒剂冷服，治大热病宜；有热剂冷服，治假热病宜”，此又为冷饮之变法。
热饮之方《伤寒论》中有五苓散，《伤寒论》《金匮要略》又均有文蛤散。五苓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如法将息”，为治太阳蓄水证之方。服散之后“多饮暖水，汗出愈”七字，可为着眼之处。此方不但有利水之功，而且还有发汗之能，可为太阳经府两解之剂，多饮暖水，以助药势，裨三焦宣散布化之力，方法灵巧，用意深远。
又有文蛤散，《伤寒论》云：“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灌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上一味，为散，以沸汤和一方寸匕，汤用五合。”《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篇云：“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文蛤，“杵为散，以沸汤五合，和服方寸匕”。《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篇又云：“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文蛤汤方，由文蛤、麻黄、甘草、生姜、石膏、杏仁、大枣七味组成，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一升，汗出即愈。
文蛤散、文蛤汤一曰“沸汤和服方寸匕”，一曰“温服一升，汗出愈”。皆属热饮之法，不然，何言“汗出即愈”。《嵩尊生书》指出：“热服，有热剂热服，治大寒病宜，有寒剂热服，治假寒病宜”，此又为热饮之变法。
4.少少温服与少少含咽法仲景在《伤寒论》调胃承气汤方后注释中重点指出“少少温服之”，所谓“少少温服之”，是指用小剂量之药物，小量小量地温服，轻轻调理。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服药方法？这是因为其病发汗太过，津液已伤，邪热虽传入阳明，但燥结尚未形成。这时绝对不能用大承气汤追逐荡下重伤津液，只能采用调胃承气这一轻剂，小量小量地断续服下，使胃肠弥漫之热，既得以缓缓而解，又不致于伤其津液。正如《伤寒论》30条所谓“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钱来天说：“调胃者，调和胃气也，胃有实邪，而谵语烦乱，故以大黄芒硝之咸泻之，又恐其性力之竣，更以甘草之甘缓和之。”所煮不过一升，而又少少服之，使胃气和平而已。
少少含咽方法，经方中有两方，一为苦酒汤，一为半夏散及汤。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治疗咽痛、咽伤生疮。苦酒汤的制作方法是，取鸡蛋一个轻轻打破，去鸡子黄，纳入半夏，置刀环中，放火令其三沸，去滓、候冷，便可小量小量地含咽。这是因为病在咽喉，所以仲景便采用了祛痰散结的半夏、消肿敛疮的米醋、甘寒养阴的鸡蛋清，轻轻煮沸，小量小量地含咽频服，使药物相续而持久地作用于咽喉部位。简单地说，这种方法，就相当于把药物涂抹于咽喉局部。
半夏散（或汤）药用祛痰散结的半夏，泻火止痛的甘草，疏风散血的桂枝。其有两种用法，第一个方法是捣药为散，取“散者散也”之意，巧妙地用白米汤送服药散，借白米汤的黏性，将药性留于咽部以发挥疗效。第二个方法是用水一升，反反复复煎水七沸，变水性下趋而为上扬。纳散后，再轻轻煎沸三次，“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这一小量小量的频服方法与第一方法的服散法相比较，轻症可用第一种方法，较重者可用第二种方法。李东垣指出：“病在上，不厌频而少”，即指此法。
5.食前服药法《神农本草经》指出：“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现将经方对这一方法的应用，简述于下。
《伤寒论》之乌梅丸“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其方为攻补兼施之剂，能安蛔益胃，兼治久利不已，主要作用在下焦，故先食服之；《金匮要略》之茵陈五苓散，其方为清热、利湿、退黄之剂，主治湿热黄疸，主要作用于下焦，故先食服之；赤丸，为散寒止痛、化饮降逆之剂，主治脾胃虚寒、阳气不振之寒气厥逆，主要作用于下焦，故先食服之；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为分消水饮、导邪下行之剂，主治痰饮、水走肠间之症，主要作用于下焦，故先食服之；桂枝茯苓丸，为调营益脉、祛淤化之剂，主治淤妨碍胞胎，其主要作用亦在下焦，故“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之三丸”。
病在下焦者，宜先服药后饮食，后世医家多宗之以为规矩。《药治通义》指出：“服药不可与食相连”，“凡药势与食气，不欲相逢，食气消即进药，药气散即进食，如此消息，即得五脏安和，非但药性之多少，其节适早晚，复须调理，今所云先食后食，盖此义也”。杨远林指出：“切不可饮食未久，而即服药，服药未久，而即饮食，使肠胃中的药食混乱，虽灵丹亦难奏效，必须两相调停，度量时候，方可服药，妥后，再加之以坐卧安养，约有三四时刻，或人行四五里之地，以伺药力循行经络，方可饮食，两无妨也，中有不拘时者，亦不可连饮食。”
6.先其时、未发前服药法《伤寒论》太阳篇指出：“病人脏无它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是愈，宜桂枝汤。”这是卫气失却了固密的功能，不能与营气和谐，于是便形成了“时发热自汗出”的时作时休。这种时作时休，是风邪扰动、正气不足而无力散邪的征象。长此以往，津液耗伤而越发正气不足，仲景针对这种情况，在发病之前便应用了扶正祛邪的桂枝汤，使风邪与汗同时而解。
《金匮要略》之蜀漆散方药用蜀漆、贝母、龙骨三味，“上三味，杵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这与《内经·刺疟篇》“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的说法是一致的。王冰指出：“先其发时，真邪相居，波陇不起，故可治，过时则真邪相结，攻之则反伤真气，故曰失时。”治疗疟疾，临发病之前，服药治疗是最关键的时刻，后世医家治疗疟疾，无不采纳此法以为准则。如《温疫论》之达原饮，《济生方》之清脾饮，《景岳全书》之何人饮，《丹溪心法》之截疟常山饮、截疟青蒿丸等均遵循“未发前”的服药方法。
7.平旦服药法早晨未进食之前服药为“平旦服药”，亦名空腹服药。《神农本草经》指出，“病在四肢血脉者，宜在空腹服而在旦”。仲景继承了这一方法，并运用于临床实践。如《伤寒论》太阳篇之十枣汤方，方中芫花、甘遂、大戟各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去八合、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此方乃治饮邪停蓄于胸胁之间，水气攻窜，充斥上下内外，其势难遏。方用利水猛将之药以峻逐水邪，平旦服药，腹中空空，药力专一，故能速取捷效。关于“糜粥自养”，陈蔚说：“一以使谷气内充，一以使邪不复作，此仲景用毒攻病之法，尽美又尽善也。”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说：“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薯蓣丸方由山药、当归、桂枝、地黄、豆黄卷、甘草、川芎、麦冬、芍药、白术、杏仁、人参、柴胡、桔梗、茯苓、阿胶、干姜、白蔹、防风、大枣二十一味药组成，将上药末之，炼蜜为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其方配伍精当，能补中益气斡旋中州，养血滋阴以调其营，升散邪热以调其卫，下气降逆以开其郁。空腹药入，效宏而力专。对此，陶隐居指出“毒利药，皆须空腹”，孙真人指出“凡利汤欲得清早”，此方法逐渐被后世相继而用。
8.糜粥自养法仲景将其分为啜热粥、冷粥、啜大麦粥、小麦粥及其糜粥自养等几种，现分别予以介绍。
仲景应用啜热粥的方剂，如桂枝汤方后注：“……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复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桂枝加黄芪汤方后注：“……温服一升，须臾进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若不汗，更服”；瓜蒌桂枝汤方后注：“……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之”；大建中汤方后注：“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复之”；理中汤方后注：“……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以上五方，虽然啜热粥的时间与用量不同，但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均是以助药力发挥效能。所不同的是理中、建中二方，饮粥之意只是温养中焦之气，帮助药力发挥作用，所以仲景告之，“理中者，理中焦”。其他三方，啜热稀粥，取其微似有汗以发散表邪，同一饮粥而稍有不同。《伤寒来苏集》于啜粥之法解之甚详：“桂枝汤发营中汗，须啜稀热粥者，以营行脉中，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故耳”，又说：“而精义又在啜热稀粥，盖谷气内充，则外邪不复入，余邪不复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发汗，不至于亡阳，用之止汗，不至于贻患，今医凡遇发热，不论虚实，便禁谷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方之精义之哉。”
对啜冷粥与热粥，《金匮要略》将三物小白散用之于肺痈，方后注“右三味，为散，强人饮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吐脓，在膈下者泻出，若下多不止，饮冷水一杯则定”；《伤寒论》将桔梗白散用之于寒实结胸，其方后注“右三味，为散，内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以上二方，方药同而名异，实为一方，所不同的是进热粥以助巴豆之力、进冷粥则与进冷水同，乃是缓解巴豆的峻猛之性。
小麦与大麦，《素问》指出“麦属火，心之谷也”；孙思邈指出“麦养心气”，小麦气味甘，微寒无毒，主入少阴心经；苏恭指出“小麦作汤，不许皮坼，坼则性温，不能消热止烦也”，大麦气味咸，微寒无毒，粘而滑，益气调中，兼除热下气。试举《金匮要略》白术散为例：其方后注“服之后，更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是以小麦煮汁，以除肚痛而止心烦。大麦粥以生津液而止渴，服大麦粥病愈，服之勿置，以调中而补脾。另有甘麦大枣汤，是以小麦善养心气。枳实芍药散方，以麦粥（大麦）下之，是以大麦粥佐枳实以下气，佐芍药以补血。硝石矾石散，以大麦粥汁和服，以宽和胃气而益脾。厚朴麻黄汤治咳而脉浮者，用小麦一升者，以其小麦甘平无毒。“则同五味敛安正气者也”，至于十枣汤之方后注“糜粥自养”，非小麦粥汁，亦非大麦粥汁，即谷米粥也。《说文解字》曰：“黄帝初教作糜，释名糜，煮米便糜烂也。”
9．猪胆汁与尿液的药用少阴病，但欲寐，手足厥冷，为其本证。若下利不止，四肢厥而无脉，干呕心烦，则是真阳不能固守，阴液随之内竭的征象；阴寒盛极，迫使虚阳上越，形成了阴阳格拒的戴阳症。此时若单用姜附热药，便会被阴寒所格拒而药下即吐。仲景针对这一上下不通、阴阳格拒的病理表现而采取了于白通汤内，调入猪胆汁、人尿的方法，苦咸相合，服药后，苦先入心，领心火随咸味下交于肾，肾得心阳、少火生气，更有姜附，达少阴而发挥效力，再有葱白宣通上下，阳气回而厥利止，阴阳和而呕止烦平，其脉自可续而出之。因此，煎服方法必须遵守方后所注，人尿、猪胆汁必须用新鲜者。
10．澄清温服法经方中的汤剂，除生姜半夏汤“小冷分四服”外，大都注为温服，即仲景所嘱“温服一升，温顿服之，分温再服，分温三服，分温四服、五服……温服半升、温服八合、白饮和服、温进一服”等，重点突出了“温服”二字。孙真人指出：“凡服汤，欲得稍热，服之即易消下不吐，若冷则吐呕不下，若太热则破人咽喉，务在用意，汤必须澄清，若浊令人心闷不解。”他重点指出了“澄清”二字。这里澄清与温服，则大有意义，孙真人所谓“务在用意”处，今人多不注意。正确的服药方法是：其一，煎煮药物时，“须用小心老成人”，药物煮成后，应当趁热滤入杯中，如不趁热滤出，药物煎出之气味，则又渐渐渗回于药渣之内。杯中药汁，若上浮有沫，“皆去沫，沫浊难饮，使人烦”，待澄清温而适口时，将药汁倒入另一杯中饮之，原杯底下沉着之渣滓，即所谓之“浊”，不得服用，服用则有“令人心烦不解”之弊；其二，凡服汤剂，皆先入胃，其必借胃气而敷布于脏腑经俞，以达病所。汤药若过于热，则易耗散胃气，汤药若过于寒，则又败损胃气，二者皆非所宜。对此，金、元之李东垣、张洁古，明清之张景岳、徐灵胎、周禹载等，已述之大略，其述之尤详的当为包识生氏，他在《国医学粹》中说：“服药不得法，不但不能愈病，反增剧者多，皆医生不注意之点也，开方以后，以服药法付之以病家，往往不得其法，致病不愈，故服药之法，不能不考究者也。”他又说：“服药不可过冷过热，以温服为最合宜，故桂枝汤称适寒温者，以冷热各有所喜恶，故宜适意为止，即云温服，是不冷不热之意也，大概服药以表药热药宜稍热服之，下药宜稍冷服之，是适合病情者也。如表药冷服，汗必不出，清药热服，热必加盛，又必也以温能助汗，冷可去热，物性自然之理也。”
这是因为药物之性能有三，一为气，二为味，三为质。其服法又有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等。但方法虽多，其又不外乎用气、用味、用质。用其气者，服之宜温而略减；用其质者，宜温而略加；用其味者，存乎温和。由此可见温服之法在临床上的重要意义。
五、 护理方法
1.温覆微汗法仲景之于服药，除啜热粥发之以外，还有被覆使温，以取微似汗出一法。此法的临床意义有四：一为调和营卫，以祛风邪；二为发散风湿于肌腠，以蠲痹痛；三为益气健脾，发汗利尿，以祛水湿；四为内温中脏，外和经络，以疗大寒痛。例如，桂枝汤方：“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二三剂。”所以要温覆，其目的是使遍身微似汗出，以调和营卫而祛风邪。经方温覆之方颇多，如桂枝加葛根汤方：“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乃兼散经俞之风邪；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乃兼利肺降气，以疗宿喘；桂枝加附子汤方：“将息如前法”，兼以温经扶阳，而又固表止汗；桂枝去芍药汤方：“将息如前法”，兼扶其阳气，以治微恶风寒；桂枝麻黄各半汤方：“将息如前法”，兼治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如疟状，身必痒，以小发其汗，解表而不伤正；桂枝二麻黄一汤方：“将息如前方”，兼治其人病形如疟，而一日再发，以扶正而又轻祛其邪；葛根汤方：“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兼治项背强几几，以解经俞之邪恶；葛根加半夏汤方：“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兼治二阳合病，不下利但呕者，以降逆止呕；麻黄汤方：“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为太阳伤寒之正方，诸药合成共奏解表发汗、宣肺定喘之功；瓜蒌桂枝汤方：“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啜热粥发”，主治太阳病，身强项几，以兼滋养津液，柔润筋脉，调和营卫。
发散风湿以蠲痹痛之方，例如，麻黄加术汤方：“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治湿家身烦痛，以行表里之湿；防己黄芪汤方：“温令微汗差”，主治风湿身重，以益气实脾，利水除湿；理中丸、汤方：“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主治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大建中汤方：“服药后，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覆之”，主治腹中寒痛，呕不能食。尤当注意的是防己黄芪汤主治腰下如冰冷，服药后“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是以寒湿重在腰下，仲景以被绕腰，令其汗出，侧重于解下部之水湿。另如续命汤之“勿当风”，甘草麻黄汤之“慎风寒”，均属护理法则。
2.药后烦、冒护理法《伤寒论》第24条云：“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桂枝汤煮取三升，分三服，初服一升，反烦而不解，乃邪正交争，欲发汗而药力不足，因而仲景嘱先刺风池风府，先通经俞，继服桂枝汤二三服，汗出而风邪尽，营卫和，故心烦必止，医者应嘱患者，注意这一现象的发生，以及继服桂枝汤二三服的必要性。柴胡桂枝干姜汤方：“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此方初服出现微烦者，是因阳气郁遏不得发越的缘故，用此方宣化停饮而透达郁阳，法如桂枝汤，继服二三服，待微汗出，而微烦解，这在护理方法上是值得注意的。《金匮要略》白术附子汤方：“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冒状即头眩心烦之意，《尚书》所谓“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故仲景复言：“勿怪，即是附术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这一现象的发生，其于护理方法上更是值得注意的。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方：“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当心烦，服之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此方苦酒佐白芍止汗以和营，但碍余邪不尽故心烦，仲景云：“以苦酒阻故也。”黄芪、桂枝解肌以固卫，仲景复言：“服六七日乃解。”所以解者，正复邪退，营卫调和，是故烦止。护理者，应遵仲景垂教，当耐烦侍之，不可不知。
3.下之太过护理法不下当下之方，如大承气汤方，肠胃燥结成实，正气郁滞不通，以峻下燥实，积热遂去，故仲景嘱曰：“得下，余勿服”；小承气汤方：“初服者，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此方与大承气汤相比为轻剂，以除滞通便，气得宜而热自清，故仲景教之以斟酌从事，说：“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抵当汤方后注：“煮取三升，服一升，不下更服”，抵当丸方后注：“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此二方为峻下瘀血之剂，药力猛于桃核承气汤，仲景曰：“若不下者，更服。”此方为仲景慎用之方，护理者不可轻视；厚朴三物汤方后注：“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以利为度”。本方与小承气汤药味相同，所不同的是小承气汤意在荡积，以大黄为君药；厚朴三物汤意在行气化滞，君以厚朴，重在行气以消肿胀，其气得通，腹胀自平。
利过当止之方，如大陷胸汤方，方后注：“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本方主治实热结胸，心下痛，按之石硬。此方为峻猛之剂，以救病热危笃。方后注“得快利，止后服”是因其过量损伤人之正气，故提示护理者，宜时时注意；大陷胸丸方为汤剂之轻剂，仲景只嘱“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十枣汤方后注“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温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此方主治水饮停聚胸胁之证，为逐水之峻剂 。平旦服，能使药力集中而速行，得快利，急于扶持正气，故仲景嘱“糜粥自养”，须慎之又慎；更有百合地黄汤方，方后注“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所谓如漆色者，为地黄之本色，不必恐惧。“中病，勿更服”，是知其阴足热退，病可自愈；大黄牡丹皮汤方后注：“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为主治肠痈之剂，有脓者当脓血俱下。仲景说“如无脓，当下血”，护理者当细察；下瘀血汤方后注：“新血下如豚肝”，此为治产后腹痛之方，新血即瘀血，血下如豚肝，亦紫褐之瘀血夹块，护理者不可不知；大黄甘遂汤方后注：“顿服之，其血当下”，为主治妇人少腹满如敦状之剂。方以峻逐瘀血之法除之，护理者勿可轻视。以上仅举经方在应用时不下当下、利过当止，以及以利为度、察色知病之一隅，护理者不可不知，为医者亦当详细嘱咐，杜生它变。
4.温粉粉之法大青龙汤是发汗之峻剂，倘用之不当，易造成汗漏不止之后果，因此，仲景谆谆告诫：“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关于温粉粉之，仲景未予出方，后世注家以意拟定其方，如《千金方》：药用煅龙骨、煅牡蛎、生黄芪各三两，粳米粉一两，共研细末；《孝慈备览方》扑身止汗法，方用麸皮、糯米粉二合，牡蛎、龙骨二两，共为极细粉末，以疏绢包裹，周身扑之，其汗自止；《肘后方》姚大夫辟温病粉身方，方用川芎、白芷、藁本三物以等分，下筛纳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总病论》辟温粉，即前方三味，加零陵香等分，为末，每一两半入英粉四两和匀，如无英粉，蛤粉亦可，凡出汗太多，欲止汗宜用此法；《活人书》温粉方，去零陵香、英粉作米粉，余味同；《吴氏医方考》扑粉方，龙骨、牡蛎、糯米各等分为末，汗出过多者，扑之；《伤寒类方》方用牡蛎、麻黄根、铅粉、龙骨；《产宝》方用牡蛎三两，附子一两（炮），白粳米三升，为散，搅令匀，汗出敷之；陆渊雷说：“汗后着汗，恐其漏风耳，非真能止汗也，今用爽身粉亦得。”温粉粉之一方，为汗出过多之暂行方法，汗出过多而肌肤疏松，汗孔弛缓，借温粉以收复毛孔，渗其汗液。历代医家，方法繁多，见仁见智，然而，欲求治本，还应配以汤药服之为宜。
5.口渴给水法《伤寒论》指出：“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而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予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也。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以上论述主要说明以下几个要点，护理时应加以注意：第一，口渴欲饮水，病人内热津液不足，要求喝水，以清其内热，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当内热尚不太重时，即使给水，也不要太多；第二，病至七八日，内热炽盛，病人欲大渴引饮时，也要斟酌病情，“言能饮一斗予五升”；第三，若不分病之轻重，连杯频饮，往往会损伤脾胃所主健运与和降的功能，造成水气停蓄，甚至产生喘满，呕哕腹满，小便不利等证；第四，饮水之后，忽然大汗出，大汗出后，身凉热退，这是津气来复，其病自然而愈的一种良好现象。成无己说：“热在上焦则为消渴，言热消津液，而上焦干燥，则生渴也。大热则能消水，热小不能消之，若强饮，则停饮，变为诸病。至七八日，阳盛气温，向解之时，多生大渴也，亦须少少与之润胃气，不可极意饮也。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者，为水饮内停而不散，不可更与之，忽然阳气通，水气散，宣发于外，作大汗则解”；王朴庄说：“凡病必胃气有余，始能多饮，胃得水谷敷布于外，使风邪随水气升腾，从皮毛出，若过多则胃反受困，火被水郁，阳气不伸，病即不愈，转生诸变”。二者都指出了时气病，口渴给水要适可而止。《伤寒例》又指出：“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也。”这是因为凡虚证、阴证，阳气来复时，便口渴欲饮，但这种口渴欲饮绝不是阳气亢盛之象，所以不可强予饮之，再损阳气，否则水饮停蓄，泛溢而为喘满、哕逆。对此，仲景指出：“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温疫论》又说：“烦渴思饮，酌量与之，若引饮过多，自觉水停心下，名停饮，宜四苓散，最妙，如不欲冷，当易百滚汤与之，乃至不思饮，则知胃和矣。”《伤寒广要·渴与水法》指出：“大抵与水，当察病人大小壮怯， 邪热之轻重多少与之，若人壮热盛者，必多与之，人怯热少者，要在得中而已，或从不及，不可太过也，若水多热少，不能渗化，则行蓄为害多矣，此所以前病未除，新病更起，可不谨哉。凡与水，须新汲井水以满碗与之，热多能饮者，一半而止，热少者，只可与三四口而止也，少顷，又欲饮水，少少再与之，如碗内水少则不凉，须满碗则凉气重。”总之，对于渴欲饮水的患者，不要恣意太过，必须留有余量，少量而缓慢地给水，既能补充其津液，又不易引起水液潴留的后果。所以，临床护理病人时，应注意这个问题。
6.大病劳复救护法徐灵胎指出：“劳复，因病后气虚，邪气又结于上焦，其症不一，故不著其病形，唯散其上焦之邪足矣，后人以峻补之剂治劳复，则病变百现矣。”《劳复篇》是仲景于六经辨证治疗以后，所阐述的救治方法与护理方法。该篇的枳实栀子豉汤，主治“伤寒新差，血气未平，余热未尽，早作劳动”或饮食失节，以致“热气淫越”于上焦。以方测证，病人“可能有虚热烦闷，懊不爽，或腹胀等症状”出现。方借炒枳实之香气，以“清膈利滞”；栀子以清宣上焦之热而除烦；香豉合清浆水，既能“宣泄陈腐”，又能“开胃调中”。上焦主开发，故脚注“分温再服，复令微似汗”，以使“热气淫越”之气，发越而散。若有宿食，亦可加大黄兼以微通，以权其变。
理中汤及竹叶石膏汤其治均在中焦。倘中土阳虚，运化失司，饮食不化精微，聚而为饮，时时泛吐唾沫，应治以理中丸，而不与理中汤，这是因其丸剂力缓，宜缓缓调之温运中气。倘中土阴虚失于濡润，而现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或兼“舌质绛嫩无苔，脉必微数，症有虚热烦渴等现象”者，治以竹叶石膏汤，生津益气，和中降逆。煎煮方法，尤当注意“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十九字。对此，徐灵胎指出：“仲景先生治伤寒愈后调养之方也，其治专于滋养肺胃之阴气，以复津液。”
牡蛎泽泻散，其治在下焦，主治大病瘥后，水气蓄积而症状又属于下焦气化失度，膀胱不泻以致湿热壅滞。服此散剂，一定要用白饮和服，这是因为药物较为猛悍的缘故。更应当注意“小便利，止后服”六字。少阳为半里之经，若余热留连于少阳，仍以小柴胡汤以治之，不必待言。然仲景之心，无微不至，仍谆谆复教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总之，余热在上焦者，治以枳实栀子豉汤；在中焦者，治以理中丸、竹叶石膏汤；在下焦者，治以牡蛎泽泻散；在半表半里者，治以小柴胡汤。至于日暮微烦，当节制饮食，即所谓“损谷则愈”，护理者应当注意和遵守这些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7.食复救护法在疾病将愈的恢复期，除了适当地予以药物治疗外，更重要的是饮食调养。饮食得宜，会起到积极的治疗作用，这与《内经》所谓“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及“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的思想是一致的。
所谓食复，即指其病将愈，但胃气尚虚，此时如果饮食不当或肆欲强食，余邪便会借其食积不化而留连不去，甚则使病情加重，这就违反了《内经》所告诫的“热病少愈，食肉则复”，而形成了“气聚于腹”的食复证。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新病瘥，人强于谷，脾胃气尚虚，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一方面指出了食复症的日暮发烦与食积有关，另一方面指出了护理食复只可能适当地减少饮食，不得攻下，以免损伤胃气。在“损谷则愈”这一护理原则下，后世一些医家，如陈修园提出“少少与之，非不与也”；巢源方提出“但得食糜粥，宁少食乃饥，慎勿饱”；喻嘉言提出“减损谷食，以休养脾胃”；吴有性更加形象地说：“盖胃体如灶，胃气如火，谷食如薪……宜先食粥饮，次糊饮，次糜饮，次要饮食”。
总之，食复症的发病是贪食太饱，食复的症状是微烦，临床观察亦有微热、脘痞、胸闷、噫气或呃逆者。护理时只需要少量地给予饮食，待食消而胃气自还。这种食复症的轻微症候，不需要用药物治疗，否则“用大黄过伤脾胃也”。
六、禁忌方法
1.桂枝汤禁忌法桂枝汤方，方后注“……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桂枝汤本为辛温解肌之剂，仲景又恐药力不逮，又嘱“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复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益佳”。啜热稀粥，为的是使谷气内充鼓舞胃气，为发汗之源；温复，不仅是为之取汗，更重要的是助药力以调和营卫，因而生冷之物，不可入于胃。胃与脾，以胃为表，其气必须畅达透彻，营卫始调，因为粘滑凝滞之物碍于营卫之气的通达，所以不可入胃。由此可知肉面荤物，以及牛乳、羊乳制成的半凝固体更不可入胃。酒，乃熟谷之液，悍走窜，祛邪无能，助热有弊，故此，仲景告诫“酒家不可与桂枝汤，以酒客不喜甘故也”。五辛，《本草纲目》指的是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皆属有刺激性的食物，因其有碍于药物的正常发挥，所以都在禁忌之列。臭恶实指鱼、虾、蟹、鳖等，一一不可入口。
桂枝加葛根汤方、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桂枝加附子汤方、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以及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等，所谓“将息如前法”“将息及禁忌”无不如此。
2.亡血家不可再用吐法瓜蒂散一方，乃涌吐胸膈实痰之方。《医宗金鉴》曰：“诸亡血虚家胸中气液已亏，不可轻与。”吐法，属于逆法，为不得已而用之之法，吐之则百节皆耸，往往脱神脱气而死也。是故吐法，医者用之甚少，唐容川指出：“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止，故虽有表证，止宜和解，不得轻用麻桂羌独……盖知血家忌汗，然后可商取汗之法，至于吐法，尤为严禁……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忌吐，即已愈后，另有杂证，亦不得轻用吐药，往往因吐便发血证，知血证忌吐。”
仲景对诸亡血虚家指出：“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而振”，“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诸亡血虚家，即指经常吐血、衄血、咳血、呕血、咯血、便血、尿血，以及经血崩漏、产后，甚至跌打损伤所致血气不足亡其津液者皆不可与瓜蒂散。
3.乌梅丸及侯氏黑散的禁忌乌梅丸是治疗厥阴寒热错杂，以及蛔厥的良方，其方药之配伍，将寒、热、温、凉、苦、酸、辛、甘冶于一炉，而又面面俱到，互为兼及，实际上是一首调和肝胆脾胃，驱蛔止厥的“和”方。尤在泾说：“古云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又说：“蛔闻酸则静，得辛热则止，故以乌梅之酸，连柏之苦，姜辛归附椒桂之辛，以安蛔温脏，而止其厥逆，加人参者，以蛔动中虚，故以之安中而止吐，且以御冷热诸药之悍耳”。方后注“禁生冷滑物臭食等”，其原因有三：第一，本方为和方，不偏不倚，生冷之物如瓜、果、梨、桃、冰糕、冷饮食料等，均不可入胃，入则胃气失和，直接影响药物在正常情况下发挥效力；第二，滑物即桂枝汤方方后注“粘滑”等物，如胶饴、黏糕、肉面、荤物、黏滑、凝滞或滑泻物；第三，臭食即桂枝汤方后所注之“臭恶等物”，亦即指鱼、虾、蟹、鳖等物，以及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五辛等物，也都不得入口，入则乱其胃气。
侯氏黑散一方，主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方药的主要功效为祛风疏络，清热化痰，通腑扶正。本方以菊花为君，据《本草正义》载：“凡花皆主宣扬疏滞，独菊花则摄纳下降，能平肝火，熄内风，抑木气之横逆。”《本经》载：“主风头眩者，以阴虚阳浮，气火升腾，肝风上扰之眩晕言之，非外来风邪令人眩也。肝火直上顶巅而为眩、为肿、为痛，阳焰直升，其热最暴，凡是头风作痛，无非内火内风震撼不息，而菊花能治之，非肃降静镇迥异寻常者，殆难有此力量。”本方为散剂，以温酒调服，轻轻疏达以为用法，故亦禁一切鱼类葱蒜，以免热中生变。
七、针灸方法
1.针风池与风府《伤寒论》指出：“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此乃针、药并行之法，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这是因为邪恶气郁闭于太阳经俞较甚，经气不得疏通，扰其胸膈而生烦。仲景先刺风池、风府，直接破其经络之结，结气散再与桂枝汤，药力不受阻碍，因而邪气速散而亦自解。正如徐灵胎所说：“此非误治，因风邪瘀结于太阳之要络，则药力不能流通，故刺之以解其结，盖风邪太甚，不仅在卫而在经，刺之以泄经气。”
风池为手足三阳、阳、阳维之会穴，位于项侧发际之陷中，针之有祛邪散风之功，可疗风寒，汗不得出，偏正头痛，颈项强直等症。风府穴为督脉经穴，位于枕骨下缘。督脉又为手足三阳经经气所会，主统摄诸阳经之经气，也为通达大脑功能的枢纽，该穴主治伤风头痛，颈项强直等证。
位于项部太阳经之要穴天柱，有发散祛邪之功，仲景不采用此穴，而刺风池、风府穴，是因为风府一穴，正当项部之中，能通其督脉以行太阳之气的缘故。天柱虽为太阳经之俞穴，但其经气必并之于督脉，这又是因为诸阳之经，皆“纲乎于督脉”的缘故。可见仲景不刺天柱穴，而刺风府穴，其方法至为精当。风池穴，为少阳经气经过项部之要穴，刺之可预防太阳之邪传入少阳，含有预防为主之意。
2.刺期门仲景针刺期门穴，主要是针对伤寒病过程中所出现的三种证候，一是肝气乘脾的所谓“纵”；二是肝气乘肺的所谓“横”；三是下血谵语的“热入血室”。纵，肝气盛实，乘其所胜为纵，顺次相克，克伐脾胃，症见腹满，谵语，脉浮而紧；横，肝气盛实，乘其所不胜为横，逆次反克，肺经受戕，症见大渴引饮，腹满，恶寒；纵与横，是以五行生克乘侮的规律来解释病机的转化过程，二者虽然所表现的症状有所不同，但病理变化的主要原因都是肝气盛实，治疗时必须泻肝。热入血室，血室指胞宫、任脉、冲脉。妇人病伤寒，经水适来，邪气乘血室空虚而内伏，血脉受阻，邪气循经壅滞于肝。症状表现为肝经盛实的胸肋满，状如结胸，发热恶寒，神昏谵语。还有阳明病，其热不去波及血室而下血，亦为热入血室。所不同的是，不见腹满便硬的承气汤症，所以忌用攻下之法。
期门穴，在乳头直下二寸处，功能疏泻肝气，调理脾胃，理气活血。主治胸满、肋痛、呕吐、热入血室等症。期门为肝经募穴，募与幕相通，是肝经经气在胸部聚集的处所。以上“纵”“横”“热入血室”，仲景都采用了刺肝经经气聚集的募穴期门，以泻肝经之实热。肝经实热得以清除，则肺气自肃，脾气自安，血室自和。针刺期门穴时，要缓缓进针，得气施以泻法，使“周身然汗出”，汗出后若有胸闷气短时，立即针刺足三里穴以缓解。
3.针大椎、肺俞及肝俞仲景所以要针刺大椎、肺俞、肝俞，这是因为该病具有太阳病的头目眩晕及时如结胸。时如结胸，并非结胸证，二者的区别是结胸证之满痛特甚，没有休止之时；而时如结胸，只是心下痞满，而又时轻时重。其主要是热邪之气，游荡于太阳、少阳之间的缘故。病在太阳忌用下法，病在少阳忌用汗法，所以仲景于《伤寒论》第147条与176条，分别告诫“慎不可发汗”“慎勿下之”，既不可发汗又不可攻下，因而便采用了简单易行的针刺大椎、肺俞、肝俞之法进行治疗。
大椎，位于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棘突的中间，为督脉经之俞穴，手足三阳经所会，督统一身之阳气，有疏散表邪之功，主治头项强痛，外感风寒，脊背痹痛及肩膊挛急等症；肺俞，位于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刺之可以直接退肌表之热邪；肝俞，位于第九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刺之可以直接泻肝胆之热邪。仲景不按循经取穴于肺经穴与肝经穴，而采用太阳经的肺俞、肝俞，这是因为五脏六腑之根结，都在背部太阳经的俞穴上，太阳又和督脉之气相通，因而取此穴进行针刺，直接泻其邪热之邪，而又简便易行。
4.刺部《金匮要略》指出：“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入二寸，此太阳经伤也。”即肠肌，指小腿肚，此太阳经脉所过之处，伤则不能后抵。所谓刺二寸，只是对部位而言，此处之穴，除承筋禁刺外，唯有承山穴，其部位在委中穴下八寸，与外踝尖之间凹陷中。取穴时，令患者俯卧，部即显人字形凹陷处，针刺二寸深，得气后，缓缓施以针术，功能舒筋利节，主治腰痛、足跟肿痛、下肢麻木、转筋、抽筋、瘫痪以及脱肛、便秘等症。至于承筋一穴，古人虽云为禁穴，亦可刺1～2寸，功能、主治与承山穴基本相同。
5.针足阳明经《伤寒论》指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历代前贤对针刺足阳明的说法颇多，成无己说：“针足阳明，为迎而夺之”；陈修园说：“宜针足阳明足三里穴以泻其邪”；周禹载说：“针趺阳穴，以泻其邪”；柯韵伯、徐灵胎认为“针足阳明之交，截其传路”；当代承谈安主张针头维穴、足三里穴、内庭穴，孙氏以为颇合仲景之本意。
头维，功能祛风止痛，清头明目，主治偏头痛、眩晕、面肿目痛、视物不清，以及口眼斜等病。该穴又是阳明经与少阳经之会穴，因而在太阳之邪将传阳明之时，针刺该穴颇为适宜。足三里，是足阳明经的合穴，在太阳之邪将传阳明经时，所出现的“颇欲吐，若躁烦”之征象者，针刺之，确可显效。因为此穴有调理脾胃、疏导气机的功能。内庭，是胃经的荥穴，根据“荥主一身发热”的原则，因而兼针此穴，有人说：“邪气既欲向阳明发展，先针足阳明经的经穴，使其经气流通，抗邪之力增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6.灸少阴经仲景灸少阴经，主要是针对少阴经的阳虚阴盛证。主证有三，一为气血不复脉不至者；二为阴虚血少汗出亡阳者；三为少阴阳气衰微者。气血不复脉不至者，《伤寒论》指出：“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脉不至，主要是因吐利后，气血一时不复，属于阳虚阴盛的重症，灸少阴七壮，以温通经络，回阳复脉。至于所灸少阴之穴，一般认为灸关元、太溪、气海三穴。历代医家，如常器之主张灸太溪穴；柯韵伯主张灸太溪穴、复留穴；承淡安主张灸太溪穴、气海穴，均可作为参考。
阴虚血少汗出亡阳者，《伤寒论》指出：“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吐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当温其上灸之，当灸神阙穴、中脘穴以急救回阳。历代医家如方中行主张灸百会穴，《脉经》主张灸厥阴俞，常器之主张灸太冲穴，郭雍主张灸太溪穴，承淡安主张灸中脘穴，均可作为参考。
少阴阳气衰微者，《伤寒论》指出：“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主要是阴寒之气，郁滞于督脉，故其主症为脊背恶寒。至于灸法，重点灸大椎穴，以回督脉之阳，更可配灸关元穴及气海穴。
以上所谓灸少阴经者，均为仲景的急救之法，尽管历代医家所采用的俞穴不同，但是温经、回阳、复脉的宗旨是一致的。
7.灸厥阴经仲景灸厥阴经，主要是针对厥阴经的阳衰阴盛证。主证有三，一为阴盛阳微之危候；二为阴盛格阳之危候；三为厥利无脉之危候。病至危候，仲景恐药效缓慢，便采用了灸厥阴这一方法，借艾柱之火以生阳气，达到回阳救逆、温经复脉之目的。
阴盛阳微之危候，《伤寒论》指出：“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不还者，死。”此乃寒中厥阴，六七日，阳气不还，已现少阴真脏阳微，时刻有阴阳离决之兆，急灸厥阴以回其阳。至于具体灸厥阴的方法，历代医家又各有发挥，如张令韶认为灸荥穴（行间、章门二穴）；沈丹彩认为可灸太冲二穴三壮；柯韵伯认为可灸五俞，以回其阳；承淡安主张多灸神阙；单玉堂主张灸太冲、百会。孙氏以为灸神阙、太冲、百会三穴较为正确。神阙，位当脐中，灸之有温脏回阳之功；太冲为肝经之俞穴，功能温经散寒、温肝通阳；百会灸之可升阳固脱，这是因为百会为诸阳之会，可统摄周身之阳气，疏通脏腑之精气，灸之壮元阳，回厥，厥回而脉自还。
阴盛格阳之危候，《伤寒论》指出：“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此乃阴盛格阳、阳虚欲脱之象，其手足厥逆而脉促，即说明阴寒盛极而虚阳已被格拒。虽云促脉，其实必促而无力。常器之认为灸太冲，承淡安认为灸太冲、涌泉、神阙，单玉堂主张灸大敦、百会、太冲、太溪。这是因为大敦是肝经的井穴，灸之能促使肝经脉气上升，以升阳举陷；百会能回阳固脱。二穴取之上下二端，灸之使阳气上下贯通，更配太冲、太溪，暖肝温肾，引浮阳以下潜，阳下潜而阴寒自除，关格平而手足自温。
厥利无脉之危候，《伤寒论》指出：“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手足厥冷而无脉，是指阴寒太甚而阳气濒于危殆，必须急救回阳，历代医家所指的关元穴、太冲穴、太溪穴，都属重要俞穴，必须指出，此时辛甘温补之药如四逆汤、参附汤等，均可采用，以杜绝“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的现象发生。
八、 杂疗方法
1.坐药治病法《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指出：“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矾石丸方为：“矾石三分（烧），杏仁一分。右二味，末之，炼蜜和丸枣核大，内脏中，剧者再内之。”此方属局部外治的方法。枯矾的主要功效为燥湿清热，又因其性涩，主治白带，至于书中云治“干血”，须同时内服化瘀行血之品，方可奏效。蛇床子散方为温阴中坐药，其方为：“蛇床子仁，右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令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然温”，此方亦为局部外治之立法。
以上二方，一则清热燥湿，一则温阳散寒，医者临床可鉴别用之。后世医家亦多变通应用，如《外台秘要》疗妇人子门冷，以蛇床子、吴茱萸、麝香捣为散，炼蜜为丸，绵裹如酸枣纳子宫内，以下恶物为度。《儒门事亲》中的如圣丹，主治妇人赤白带下，月经不潮，用蛇床子、枯矾为末以醋为丸，胭脂为衣，绵裹纳入阴户中，每日一次。《济阴纲目》坐导药治妇人不孕，恶物不尽，方以皂角、吴茱萸、当归、大黄、细辛、五味子、干姜、白矾、戌盐、蜀椒等，绢裹如指大，入妇人阴户中。由此可见，早在汉代仲景便将坐药这一方法应用于临床，为后世坐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杂疗开窍法杂疗方中有关开窍的方法有四方，即救猝死方：薤，捣汁，灌鼻中；雄鸡冠割取血，管吹内鼻中；菖蒲屑内鼻两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救卒死而目闭者方：骑牛临面，捣薤汁，灌耳中，吹皂荚鼻中，立效。
以上这些方法皆属取嚏开窍之法。所谓卒死，实指卒厥之证。用薤汁灌于鼻中，因薤之气味极辛辣，用之以取嚏开窍。李文说：“阴邪客气闭塞关窍，则猝然而死，薤味辛属阳，可辟阴邪通阳气，然必捣汁灌鼻中者，以天气通于肺，肺主气，鼻为肺窍，司呼吸使外邪自鼻而进者，仍令从鼻而出也；雄鸡冠割取血，取其阳气充溢也。”金鉴说：“管吹内鼻中，谓将鸡冠血或合热酒，含在病人口内，以苇管或笔管插入病人鼻孔中，使气连药吹之，其药自能下咽，气通口禁自开也。”此亦上古之人用以取温通肺窍之法；菖蒲屑内鼻两孔中，吹之，令人以桂枝屑着舌下。亦借用菖蒲、肉桂取嚏开窍以醒神志；骑牛临面以治猝死，是用于牛之呼吸迫促，借用牛的呼吸以引动人的呼吸。《千金方》说：“治猝死无脉，无它形候，阴阳俱竭故也，治之方：牵牛临鼻上二百息，牛舐必瘥，牛不肯舐，著盐汁涂面上，牛即肯舐。”古人无人工呼吸法，借牛之气，虽不如今之人工呼吸法，在当时亦为佳法。至于捣薤汁于耳之中，此亦开窍之法，徐忠可说：“薤汁灌耳，通其心肾之气，达其肺胃之灵。”总而言之，以上四法，方法虽属古老，亦可为后世用红玲丹吹鼻取嚏醒神之嚆矢。
3.杂疗灸熨法救猝死而张口反折者方：灸手足两爪后，十四壮了，饮以五毒诸膏散，有巴豆者；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马粪一升，水三升，煮取二升，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粪一升，温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下四寸，各一百壮，瘥。
邪中太阳阳明之经而厥者，则背反折、口张，二候皆危，故先以灸法救之。《千金方》指出：“卒中邪魁，慌惚振噤，灸鼻下人中及两手足大指爪上，半在肉上，各七壮、不止，十四壮，炷如雀屎大。”程云来说：“灸手足两爪后，其文则顺，以十爪为十二经之终始，灸之以接引阳气而回卒死，此恶气中于太阳，令卒死而开口反张也……”五毒诸膏散，已佚。丹波元简认为，肘后卒死门有三物备急丸散，及裴公膏救卒死尤良，裴氏五毒膏见于百病备急散膏，无巴豆，而《千金》加巴豆、莽炸、薤白，为裴公八毒膏，所谓五毒诸膏散盖此类也。关于五毒，周礼郑认为为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今考五毒膏，但用丹砂、雄黄耳，其余并它品为五味八味也，救卒死四肢不收。失便者灸心下一寸即上脘穴，脐上三寸当是中脘穴，脐下四寸即关元穴，各灸百壮以复三焦将绝阳气，方法可以借鉴。至于马屎、牛洞稀粪之用法，显然是比较古老的一些偏方，现在看来那是属于一种不卫生的疗法，法不可从，知之而已。
救卒死方：鸡肝及血，涂面上，以灰围四旁，立起；救溺死方：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以上两法，亦属古老熨法，虽然现代已不再采用，但它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现代通用的理疗法，如药熨法：即把辛温芳香药物，炒热盛于布袋内，置于病灶或穴位处，应用于脘腹寒痛，风湿痹痛，以达到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目的；再如葱姜热熨法：以姜葱数斤，炒热，置于患处，亦可广泛的运用于卒中寒邪，呕吐泄泻，寒痹，痰湿停蓄痛而不仁者；又如蜡疗法：以蜡熔化后，趁热涂于油纸上，迅速贴于患处，冷则更换，这种方法亦广泛运用于寒邪中络、手足寒冷以及臁疮、痈疽等症；还有神灯照法：即“以血竭、没药、雄黄、朱砂、麝香等香窜行气、活血、镇痛药品为末，卷入棉捻中，浸油燃着，熏于患处及一定的经穴上，由远渐近，使照的部位觉热而有舒适为度”。应用这种方法，主要“解阴寒凝结，疗阴疽寒痰，散风寒湿毒，治经络痹痛”。其他还有烙法、太乙神针法、药气熏法、泥疗法、冷湿敷法和井底泥敷法等等，这多种多样的不同治疗方法，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说明了祖国医学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宝库。
4.杂疗灌注法三物备急丸，其方为：“大黄一两，干姜一两，巴豆一两”。制法：巴豆去皮心熬，别研如脂，大黄捣，干姜为末，研巴豆内中令治一千杵，用为散，蜜和为丸亦佳，密器中贮之，莫令泻气。主治：心腹诸卒暴百病，若中恶（恶毒之气），客忤（猝犯邪气）心腹胀满，卒痛如锥刺，气急口禁，停尸卒死（阴阳乖离，暴绝欲死）。服法：以暖水苦酒服大豆许三四丸，或不下，捧头起，灌令下咽，须臾当瘥；如未瘥，更与三丸，当腹中鸣，即吐下便瘥；若口噤，亦须折齿灌之。本方乃荡邪安正之方，方中以大黄荡涤胃肠之滞郁，干姜温中散寒以行气，巴豆除邪恶气而驱积滞，三物合和，或吐或下，俾秽浊邪气上下分消。张路玉说：“备急丸治寒实结积之峻药”；徐灵胎说：“此温下之法，治寒气冷食稽留胃中，心腹满痛，大便不通”，或丸或散乃古方中急救之法。
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李文说：“猪脂滑窍而助胃气，苦酒醋也，煮沸则香气扑鼻，灌之可敛正祛邪。”亦古方中之治法，久废。
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程云来说：“《内经》曰，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皆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以竹管吹其两耳，剔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见缪刺论，今仲景亦剔左角发治者，以左角为阳之所在，五络之所绕，五络皆竭，故剔其五络之血余以治之，和以酒灌者助药力而引气血也。”此亦为古方中的一种治法，今已废。
至于治小儿卒死而吐利，狗屎一丸，绞取汁以灌之，无湿者，水煮干者取汁。此法极不卫生，亦久废。
综而观之，杂疗方中之灌注方法，唯三物备急丸一方，可以疗时气中恶，供以参考，猪脂苦酒煮灌、左角发烧灰酒灌等法，废之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