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定要玩物丧志？”班超对于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的，直接就予以反问，然后不待其回应，便接着道，“在下方才可曾言及变更次序？士农工商，本是国之四民，缺一不可，试问：若无百工日夜精研，何来衣物、饮食、宫室、甲械、医药？若非百工之力，万民何以续命？诸公又如何能够在此侃侃而谈？何况若以百工为贱民，不知又将置轩辕、神农、大禹于何地？今日既然有所需，便征召而用之，有何不可？”
这番话班超说得相当不客气，说完后更是与其对视，看来都不肯轻易退让，这样的做法已经是挺有些冒犯的意思了，不过仗着年轻气盛，这些话不可能忍着，反正跟这位也不熟。此时天子反倒像没事人似的，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斗嘴。
“非也，如轩辕、神农、大禹者，乃是上古圣人，功盖万代，德被千秋，百工岂能与之相提并论耶？至若续命之论，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而人生于天地之间，当以节义为重，虽百死而志节不可移。单就此事而言，征召百工，可也，厚加恩赏并荣宠之，则殊为不妥。”那名大臣听完班超所言，立即摇头予以反驳，言及“续命之论”时，慨然而有高气，令人动容。
此时孟子的地位还远不如后世那么崇高，最多就在儒家算个先贤而已，但他的这句名言倒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这个特别崇尚气节的时代。
班超闻听此言，也不由得肃然起敬，再拜答道：“尊驾气节令人钦佩，但只怕天下不似君心也。天下生灵数以千万计，然而如君等高士又能有几何？《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万民皆能如尊驾一般深明义理，天下便可垂拱而治矣，陛下及诸公又何须如此夙兴夜寐耶？正因为黔首愚昧，方能知圣人教化万民之无量功德，如今陛下君临四海，诸公据社稷之重，古圣人之功德行将复现于今日矣，然而任重且道远，天下民生所系之处，还望陛下及诸公仔细，若如此，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而轩辕、神农、大禹等诚然是古圣人，却也毕竟为百工之滥觞，今日之百工绍继其业、传其道统，利在社稷，又何足轻贱耶？陛下圣明，诸公德高，如今因人之力以成事，遂酬之以恩赏，得无不可乎？”班超边说便边作揖，顿了顿，见众人不复质问，又续道：
“自孝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百家学说逐渐没落，然而商、韩、申刑名之术，公输班匠作之术，墨翟墨守之术，农家耕作之术，医家济世活人之术等却仍能流传于今日，可见诸子学说皆有其可取之处。而且无论以何种学说治国，其根本在于匡国、济民、传世，若果真能于国民、社稷有益，又奈何摈弃耶？若确然于社稷无益，再废去不迟。《老子》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故而治国理事，应当随情势转化而变易火候，固不应拘泥于成式也。故今日安宁天下之法，莫过于杂糅百家之道，博采其长，弃其短，总揽于仁义、德行，以应对时事，若仍然囿于流派纷争，则于社稷何加？于天下何益耶？
譬如宝剑，刃开两面，持之可以御敌，若稍有不慎，则可能反伤及己身，此宝剑即百家之谓也。君王之制御天下，应当善持宝剑，因所遇情状不同，或剖之以双刃，或拒之以剑脊，或刺之以剑尖，或杵之以剑柄；宝剑稍钝则以金石磨砺之，事了则以拙鞘藏匿之，此古圣人贤君之奄有天下之道也。”
班超说完这段话时，殿中已经安静了下来，那是一种诡异的安静，因为众人都在思考班超的话。
诚然，自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但儒家学说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为了弥补这些局限，儒士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吸收、杂糅一些百家学说为己用，好些流派也因此渐渐有变成儒家的附庸之势，而各流派中与儒家相冲突的部分，却是被打压到基本绝迹，有些甚至已经完全失传了。
但儒家治国久了之后，就会由治入乱，便如同前汉故事。儒家追求“德治”、仁政、克己复礼，所谓“礼”即周礼，王莽这样做了，却使得天下大乱，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名灭、遗臭后世的下场，这当中固然有王莽举措失当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却是儒家本身的局限导致的，时势已经不同，过去的未必适用于今日，有智之士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两汉之交，便成了诸子百家重新抬头的良机。当今天下之博学者，往往通览百家学说，博采众长，以图匡弼时政，无奈天子却偏重儒学及谶纬，虽然推崇气节之举很值得称道，但毕竟也因谶纬的原因而失去了不少贤才。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朝中虽然多是儒者，但专儒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人吸取了前汉的教训，对于诸子百家的功用都有所肯定，当今天子也是如此的状态，只是毕竟明面上提倡的是儒家为尊，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以儒家子弟自居，这也是班超胆敢发此言论的原因之一。
听完班超的策论，天子不禁心念百转。
王莽篡逆之时，朝野上下出现了不少被名利驱使的人，其中有贩夫走卒，也有名士大儒，这些人利欲熏心，德行低劣，抱成一团，长期窃据上位，助长了歪风邪气，从而使得时局越来越动荡不安。这些人的出现，固然有着朝纲不振的原因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贪生畏死，追名逐利，好古非今，道德沦丧。
拨乱反正之后，天子痛定思痛，便推崇“轻利重义”、“忠君守礼”的儒学，大力奖赏、鼓励有气节的人，对当年坚决不阿附王莽的名士们厚加封赏，对于不恋权贵的旧日同学庄子陵更是敬重有加，希望借此整肃风气。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做法确实有效，皇帝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很高，天下士民也都争相效仿，十余年过去了，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了，可见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天下的安定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天子本身是比较信奉儒学的，同时，受时代所影响，对谶纬之术也非常地着迷。
然而还应该看到，帝王的所谓重视儒术，看中的其实是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而在真正的制御天下中，儒术往往只是统治的表象，处在核心的却是法家或黄老道思想，当然也有仁义道德，毕竟这是当时的普世价值观。如果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就会“外示儒术，内用黄老”；而在平时，则大多是“外儒内法”，便如中宗孝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中宗为一代英主，其才略更在太宗孝文帝之上，在他的治理下，被孝武帝穷兵黩武之策耗损的国力又渐渐恢复了，这个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孝宣中兴”，而这一切与杂糅霸王道的汉家制度是分不开的，后来的孝元帝却改变他的方略，纯用儒生、儒术，天下因此越来越乱，更有了王莽之祸。
所以说，诸子百家各自的作用，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在流派之间，还是会相互攻讦，以表明自己的高明，而在帝王、朝廷那里，他们选择了儒家这个更利于皇权统治的学说，对别的流派也就随之多有贬抑。
但正如班超所说的，有些事情是仁义道德解决不了的，比如治水、屯田、安边等。河水决口已有三十余年，国家却无财力、人力，也无人才能够予以解决，由此引发的黎庶流离失所的情况，更是始终困扰着朝廷，帝国的边疆也因迟迟未能恢复的国力而动荡不安。
所以当前最紧要的，自然便是恢复国力，并使之趋于强盛，既然深知儒术不足以迅速达成目的，倒不妨并行他术。况且此时的形势与高祖之时很是相像，治国之道在明面上是儒家的仁政，但实际上用的也还是汉初的黄老道，毕竟黄老道才是盛世的催生剂，比如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强盛、吕不韦时期的强秦、“文景之治”以及“孝宣中兴”。只是黄老道对君主有较多的约束，所以孝武帝才会为之换上儒家的外衣，只是没想到孝元帝却当了真，结果便断送了江山。
想到此处，天子感到心神一阵舒畅，便高兴地对班超说道：“班卿所言甚为有理，以卿之见，专才当如何求得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