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40年，现在的秦国通过公孙鞅的变法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一旦有资本，秦国便开始虎视眈眈周围的中原诸国。作为政治家的公孙鞅在历史上从未被人定性为军事家，但这并不能说明公孙鞅就没有一点战略眼光，其实公孙鞅的战略眼光在当时的秦国，还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只不过那时候的秦国刚刚崛起，根基还不牢靠，所以在诸多方面都限制了公孙鞅的军事才能。
一次，公孙鞅对秦孝公说道：“秦国与魏国，就如同人有心腹大患一样，有朝一日，不是魏吞并秦，便是我秦吞并魏。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从地理上分析便可知道，魏国的东面是险峻的山岭，国都建立在安邑这个地方，与秦国以黄河为国界，独自掌握着崤山以东的有利地形。它强盛时可以入侵我秦国，困窘时可以收缩自保。现在我们秦国经过你的有为之治，已经强大了，去年魏国又大败于齐国，各国也都背弃了与他的盟约，这正是绝好的时机呀，我们正可以趁机攻伐魏国。一旦魏国抵挡不住，除了向东撤退，别无他法。我们便可以一举可得险要的黄河、崤山这些天然屏障，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这会为我们成就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秦孝公被公孙鞅宏伟蓝图所征服，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委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公子亲自作为将军抵抗前来的秦军，可见魏国对此战也相当的重视。
两军各自安营扎寨之后，公孙鞅派人给公子送了一封信，写道：“说起你我以前的交情，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不想现在我们各自为将各为其主，我真是不忍心咱们互相攻杀，不如我们见一面，商量一下结盟的事情，顺便喝点酒，唱个歌，就这样各自罢兵回去得了。还可以安抚各自的百姓之心。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这能不能说是“攻心计”呢？
公子真是个实诚人，他哪里会想到有诈，只以为公孙鞅所说全是肺腑之言。便来会盟，等会盟结束了之后，按照约定是要喝点酒助助兴的，谁料成想，就在把酒言欢之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突袭并捉住了公子。秦军顺势攻击魏军，魏军群龙无首，被秦军一鼓作气打败了。
魏国这次之所以惨败，就是因为公子轻信人言，殊不知，作为相互敌对的国家，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最主要的就是，公子根本没有摸清对方究竟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而公孙鞅相对于公子而言，他完全知晓魏国想要得到什么，刚刚被打败的魏国，又被其他诸侯国抛弃，此时没有什么比不打仗与结盟更能俘获人心。公孙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有机可乘。所以不论你与任何对手较量，你应该先了解对方。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也。
魏惠王听到魏军大败的消息后也十分震惊，无奈之下，只得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向秦国求和。这时候的安邑已经完全暴露在秦军的攻击范围之内，不得已，迁都到大梁。这时候才反省过来的魏惠王不得不慨叹道：“我真恨我自己当时没有理解公孙痤的意思，早杀了那小子，还至于走到今天这地步？”虽然魏惠王已经意识到错误，但是他认识的已经太晚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限定，如今人家秦国大事已成，你就是意识到错误，也不能改变什么了。
此战之后，秦国把商於的十五个城镇封给了公孙鞅，号称商君，这就是公孙鞅之所以称之为商鞅的原因。
齐国赵国同时也看到魏国的败落，于同一年攻打魏国。至于占了什么便宜，《通鉴》没有交代。
楚国楚宣王逝世，其子商继位，是为楚威王。
公元前338年，励精图治的秦孝公逝世了，他的儿子继位，人称秦惠文王。这个人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就是那个商鞅改革初期犯罪的太子，想当年商鞅念其是将来的继承人太子，未敢施行刑法，而让太子的伯父代受刑法，这些事在他心里是否存有阴影，不得而知，但他不喜欢商鞅简直是一定的。
至于商鞅本人，在秦国为相十年，所制定的刑法极其严酷，他曾亲临渭水处决犯人，血流的连河水的颜色都染成红色。平时做好人都不一定有好报，何况如此严酷，可想而知商鞅所得罪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在秦孝公活着的时候，除了恨得牙根发痒之外，不能对商鞅有何报复行为，可等到秦孝公归西，这些人就是扳倒商鞅的有生力量，他们之中就包括赢虔和公孙贾。
在商鞅还没有危机意识的时候，一个叫赵良的人，通过孟兰皋去见已在秦国执政十余年的商鞅。商鞅与赵良谈话期间，不免得意的说：“你看我把一个积弱积贫的秦国治理的井井有条，你觉得我与当年的百里奚谁更有能力？”此时的赵良已经看到商鞅背后的危机，便说道：“百里奚本来是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赏识他的才干，把他从养牛的一下子提拔到万民之上的崇高位置。他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君主，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的时候，累不坐车，热不打伞，在国内视察，并不见车马随行，也不见卫士保护。在他死的时候，秦国举国悲痛，甚至连儿童都不唱歌谣了，以此来遵守丧礼。那么你呢？当你通过宠臣掌握实权之后，就开始凌辱践踏贵族，残害百姓。赢虔因为受刑，已经有八年不出门了。况且你还杀了祝欢，给公孙贾刺面之刑。《诗经》有句话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看看你得罪的这些人，如果你不是怕他们报复，你出行的时候，身后有大批的车辆甲士，身边有孔武有力的侍卫，还有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奔走。这些保护措施少一样你就不出门。由此可见，你称不上以德服人。如今你的处境很危险呀，而你却依然贪恋商於之地的富庶，现在秦孝公活着，你还能多管两天事，以百姓对你的怨恨，将来秦孝公一旦有些什么意外，你觉得你还能安享天年吗？”商鞅没有听赵良的劝告。
赵良这个人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不过赵良于某些事上并未说进商鞅的心坎上。商鞅其实并非贪恋商於的富庶，而是被自己变法改革的担子所累，一旦撒手而去，卓有成效的改革是不是还能继续进行下去，不得而知。况且秦孝公对自己可是有知遇之恩的，当年自己给秦孝公一幅多么宏大的雄伟蓝图，如今在位一天，就得为这个曾经的梦想努力奋斗。不为自己，仅仅看在秦孝公的面子上，商鞅就不会半途而废。我们应该明白，百里奚的德治与商鞅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国，而德治是还政于民。一个是束缚，一个是自由，后者肯定要比前者更得民心。然而商鞅初政时期的秦国除了法治，若还想用德政去使秦国富强，做起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不过赵良对商鞅的结局判断还是很准确的。毕竟作为改革家，得罪权贵这简直就是一定的。不得罪，改革的步伐又怎么能前进呢？所以说，商鞅即便是死，也死得其所了。
在秦孝公死后五个月，赢虔的家人告商鞅造反，秦惠文王抓住有利时机，马上派人抓了商鞅。死期将至的商鞅做了困兽之斗，最终还是被车裂，其家尽被诛灭。
到这里，不免感叹几句，有时候关于梦想与现实，真的是不好抉择的。即便成就了梦想，难道就一定会好于以前吗？当然，我只是一市侩小人，不会站在政治家或者别的什么家的高度去考虑一件事。商鞅这件事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哪怕将来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公元前337年，同为法家的申不害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