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失败的一次枪手经历不是在考场上，而是在我们村，经纪人是我爹。
我爹小学文化，种了一辈子地，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我给他做枪手，当然不是什么考试，而是写信，写举报信。举报的是我们村村支书。
大二那年冬天寒假，我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爹在我们家的水缸旁边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咱们村马上就要****了。”这句话吓了我一大跳，我爹说：“咱们村的老百姓要告支书了。”我这才明白过来，说：“那就告呗，早该告这个****的了。”我这个态度让我爹很满意，他脸上的严肃表情这才化开一点，说：“他们让我问问你，看你能不能帮助整理点告状材料？”原来需要我的参与，一种大学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当即表态：“没有问题啊。”
我爹脸上的表情突然间紧张起来，他盯着我说：“咱整理归整理，对外千万不能和别人说，我跟他们都说过了，他们都必须保密，要不我绝对不会让你掺和进来的。”
我那会儿自以为见过大世面，对我爹的表情有点不屑，但看着我爹一脸的紧张，仿佛真是一去不复返，也不由得让我有种荆轲刺秦王的豪迈，认真地点点头。
我爹说：“今晚他们来咱家，给你说说要写的东西。”
我们村这个支书名叫陈宝量，那一年他的年纪还不到50岁，却是我们村的老支书了，老的我都不知道他的前任是谁，从我记事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村的支书了。
后来我看过一些关于乡村政治的书，说家族势力在乡村政治斗争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村的支书村长往往是由家族势力最旺盛的一方担任，但是在我们村，陈宝量家族势力并不大，他只有兄弟二人，关系还不合，在这起倒村支书的运动中，他大哥陈宝阳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陈宝量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和我同龄，大儿子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当年还练过大洪拳，却是个小心眼的家伙，因嫌父亲当年分家不均，对父亲偏袒老二一直耿耿于怀，也多年不来往了，因此如果说家族势力，陈宝量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小儿子了。
不依靠家族势力，村支书还能坐得长久的，还有一种可能性，他是个像吴仁宝一样的致富带路人，自然人人拥戴。但陈宝量当支书这么多年，他自己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当年全村第一户拥有彩色电视机的是他们家，后来据大队会计说，那个电视是用村里公款买的，购买的目的就是供全村娱乐的，但后来各家都买了黑白电视，那台彩电也就慢慢被遗忘了，成了他们家的私有财产。依靠这么一点一滴地剥夺，他后来又成了村里第一个盖起楼房的，我娘去过他们家一趟，一辈子没去过北京的老太太感叹：“那家里好的跟金銮殿一样。”当然，房子盖得好不是贪污的证据，但他们家又没有什么发财的门路，跟全村人一样是靠种地谋生的，后来他甚至连地也承包出去了，成了不事耕作的一个农民，他们家里的钱财来源只能是贪污了。后来我学《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脑海里浮现第一个形象就是陈宝量那大腹便便的样子。
这么当村支书肯定难以服众，不是没有给他找事的，我印象中村里爱打架惹事的青年陈运成乘一个放映电影的晚上，用放电影的喇叭对村支书指桑骂槐一番，但第二天他就被乡派出所带走了，他那六十岁的老娘跪在村支书面前痛哭流涕，哀求支书放人回来。
这是名枪，还有暗箭，我上小学六年级那会，有天早起看见上学走的时候看见他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全是各种谩骂。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东西叫做大字报，盛行于****。这个事情动静闹得更大，乡里派了人来，小学放假一天，全体村民都赶到小学，逐一写字，核对笔迹。末了乡里来的人大声宣布陈宝量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大字报上所书都是对他的污蔑，村民们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村民们整整被关了一天，才被允许回家。关于大字报是谁写的最终好像也没有个什么结果，不过饥肠辘辘的村民算是长了见识，知道了支书的厉害，人家是上面有人。
正是靠着上面有人，他才在村支书这个位置上一坐二十多年，后来与我们相邻的右东寨村有人把村支书家的祖坟都被雷管炸了，南大营村的支书儿子在械斗中被人砍掉一个胳膊，唯独他这个支书安稳无事，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那些支书靠的都是家族势力，只能逞一时之勇，而陈宝量的支持来自神秘的上头，至于这个上头有“多上”，充满了神秘感，也就没有人敢贸然太岁头上动土了。
后来村里甚至有了传说，传说当年陈宝量小时候有一次失足掉进了水井里，惊呆的小伙伴急忙去叫大人，大人赶到后，却见陈宝量坐在水面上怡然自得地玩水呢，大家把他捞出来后，他还有点得意地说：“井龙王给我一个板凳儿坐。”，这事我不止一次听村里的老人讲过，讲过之后还感叹一句，人家当支书，自然暗里也有神助。其实这故事的套路就跟刘邦斩赤蛇定天下一样，弄得好像他这权力受自于天一样，我严重怀疑是陈宝量自己编造出来的，身为一个党支部书记，理应坚定信仰唯物主义，却在这里装神弄鬼，真是可耻。
就这么一个人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虽然众人表面平静，但积怨已深，所以我认为早该告这个****的了，我好奇的是，这件事的导火索是什么。当天晚上，十几个人来到我们家，各自抽着他们的廉价香烟，说起话来，我这才知道，事情的起头是大龙哥。
大龙哥虽然是“哥”，却是和我父亲的同龄人，只辈分低，年轻的时候据说长得很帅，结了婚还跟村里某位大闺女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这么说抬举大龙哥了），后来事情败露，大龙哥被女方父亲一顿痛打，然后远走县城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后来电影院倒闭，这才回到村里。当年的事情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他本想平静的生活，开始干一件大事：盖房子。刚要开始打地基，邻居找过来了，说他常年穿过他的宅基地去村后，所以应该给他留一条路。这位邻居当年是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想必熟读鲁迅，知道那句“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以大胆提出建议，大龙哥自然不同意，双方对簿公堂，结果大龙哥胜诉。
大龙哥有点得意忘形，将判决书复印多份，满村张贴，与全体村民分享这胜利的果实，这严重伤害了这位退休工作人员的尊严，他于是找到了村支书。陈宝量是走上层路线的，当然要维护退休干部的尊严，于是他开始乡村规划，要在大龙哥的宅基地上规划出一条路来。
大龙哥毕竟也看过无数电影，开阔眼界，于是毅然决定反抗——告支书。他一一串联，竟然应者不少。
那天晚上，大家先来了一片控诉，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愤史。
我爹说当年你爷爷死后，陈宝量不让咱出殡，说是上面有人来检查。双柱叔说当年我想多要一块宅基地，还给他送了五百块钱，玉泉大爷说当年他儿子把我儿子打了，居然不管赔偿，连元爷说，当年陈宝量他爹欠我十块钱，后来我找他要他不承认，拥军哥说，我那会扒汽车偷拿东西，就是这个****的举报的我……
我听他们越说越乱，赶忙拦住他们说：“你们说这些东西是没法写举报材料的，写了也不管用，你们要说点有分量的。比如他贪污受贿什么的。”
经我这么一点，双柱叔说想起来了说前年村里盖小学的时候，他用白灰砂浆磊墙，说成是全用水泥磊墙，至少多报了两千块。他这么一说，别人也纷纷想起来了，有人说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情，有人说村里公粮（当时农业税还没有免）交得多的事情……
我一一记录下来，当天晚上我就整理好一篇，但写完之后，自己看看，又觉得不妥，没有关键证据啊，于是我自己加了一条，村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账务。
第二天一大早我爹就把写的这个拿走了，我以为他要去邮寄，结果却是大家拿着这封检举信一起去了乡政府，要求见乡长面呈，听我爹回来说乡长一直不肯出来见面，最终众人嚷嚷着要到县里去，乡长这才肯出来和大家见了一面，态度还是虚与委蛇。当过兵的双柱叔知道信不过他，就把写的这封检举信复印了一份，把复印件给了乡长。
果然不出所料，这封检举信当天便转会到了支书手里，证据就是支书的老婆在村里大骂：“****的王八蛋，告我们家，告了我们你也发不了财。”大龙哥的媳妇听不过去，顶了他一句，结果被支书的二儿子打倒在地。
大龙哥顿时爆发了，他当晚就来找我，要我将他媳妇被打的事情写一封检举信，我当时也非常气愤，一封检举信一挥而就，将支书儿子所有劣迹一一描述，具体内容我忘了，只记得写得满纸悲壮，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用上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支书不换，民怨难息”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写完读给大龙哥听，他连呼有劲。
第二天，大龙哥和乡亲们直接去了县城要去见县长，县长没有见到，有个客客气气的人接待了他们，收下了大家的检举信，表示一定会处理的。
这次还真是有了作用，没过几天，村里就贴出了账务公告，不过这账务很明显是着急慌忙弄出来的，当年收入五万元，支出七万元，结余竟然还有一万元，这会计明显是小学没有学好啊，我爹叫来我们村的摄影师，把这公告拍了下来。
当天晚上告状的人又来到我们家商议，我发现少了好几个人，双保叔说：“他们都打了退堂鼓了，看到告不赢就退步了。有几个还去陈宝量家里赔礼道歉了。”大家表情都很颓废，为了鼓励大家，我拿出来我刚买的《南方周末》，就在哪一期上评选了年度人物，李昌平当选。我告诉这些乡邻，这个人直接给******总理写信讲述“农村真苦，农民真累，农业真危险。”引起总理关注三农问题。双保叔看着李昌平的头像说：“这样的好官，中央一定会保护起来的，将来要当大官的。”我没敢往下说，他们不知道李昌平写信之后就没法干下去，被迫辞职了。
多年看古装戏的这些乡亲们深信这一点，他们的士气顿时又鼓舞了起来，大龙哥建议给中央电视打电话，他把焦点访谈的电话都记录下来，他不敢打，因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希望我去打。我家那会刚装了电话，于是我就拨通了，是个女人接的，问我什么事，我说反映一下村干部贪污的问题，那女人说你写个材料邮寄过来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从对方这例行公事的口气里我就听出中央电视台是不靠谱的，大家商议了一番，当晚还是决定明天去乡里反映。
这事折腾了好长时间，中间我又连续写了三四封信，还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一直到寒假结束，我上学走了，这事还没有结果，学期过了一半，我忽然想起这档子事，给我爹打电话的时候问结果，我爹似乎很不愿意提这事，说：“一个月前就换了。”我心里一喜，忙问：“换成谁了？”我爹突然生气了：“好好上你的学吧，以后能走多远走多远永远不要回来了。”这话说得很是虐心，我就执意问换成谁了，我爹这才说：“陈喜庆。”这个人我知道，是信用社在我们村里的代办员，一般谁要存钱就给他，为人谨小慎微，沉默寡言。可是我爹有啥不高兴的呢，我还想问，我爹挂掉了电话。
暑假回到了家里，我才知道我爹为啥这么生气，这位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的代办员干起支书来，在贪腐方面的手段比陈宝量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问我爹：“为啥不告？”我爹呸了一口：“告个屁，谁变蝎子谁蜇人。”又叹了一口气：“走个膘猪来个骷髅，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养肥呢。”
不过这位陈喜庆支书没有当多久就不干了，据说是因为旧的村委会“常委”无法接受这位新“核心”如此疯狂的刮地皮行动，大队会计拿着账本直接到乡里告了，立刻奏效，陈喜庆的支书被免。
我爹却不高兴：“这头还没养肥呢，又换了。”
这次枪手我是真正的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