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上任的妇联主席
在办公室角落蜗居的日子没过多久，杜小姐便有了自己的座位，也有了自己专司的职务。
这个职务的头衔听上去可有些吓人——妇联主席。“主席”耶！貌似官还挺大，而实质就是光杆司令一个，大小会议均需主席亲自参加，大小事务均需主席亲自处理。
不过，杜小姐喜欢。因为这极其巧合地实现了她大学时代的一个小小理想。
上大学的时候，杜小姐的世界里只有黑白两色，凡事非黑即白，绝对没有灰色地带。而且杜小姐好打抱不平，尤其好为女性出头，见不得欺凌女性的事，即便是影视作品里的也不行。为此，班上的男生一致评价：你不去当妇联主席真是可惜喽。此句戏谑之言，却让杜小姐心里蠢蠢欲动。所以，每次经过长安街，看到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大楼时，杜小姐都会意气风发地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将是本姑娘将来大展宏图、为全国女性谋福利的地方。
无奈，大学毕业后连着考了三年国家公务员也没考上的悲催经历，彻底让杜小姐放弃了这个念头。嘿，不料现在竟梦圆居委会了。这可真叫杜小姐心潮澎湃。
但是——
理想如此美妙，现实却如此不着调。
妇联主席每天都坐在“妇女之家”的大牌子下，却为妇女干不了什么事。
妇女之家的职能是什么呀？一是综合维权服务，二是创业就业服务，三是教育培训服务，四是家庭教育服务，五是社区文化服务，六是家政信息服务，七是婚姻家庭服务，八是帮困救助服务。
但实际情况却是——
家庭有纠纷的妇女找矛盾调解主任，需要就业帮助的妇女找劳动保障主任，领计生药具的妇女找计生主任，生活困难的妇女找福利主任……
究竟什么事才需要这堂堂的妇联主席呀！
结果，妇联主席杜小姐能做的只能是开会学习、报各种年度妇女评选名单、参加上级妇联安排的活动、写年度总结和来年计划，等等。这中间，唯一能让杜小姐兴奋的，只剩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和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了。
组织社区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是居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此，杜小姐决定在活动策划上下功夫。既然是大学生，是年轻人，就该把大学生和年轻人的活力与创意带到社区来嘛。
杜小姐组织的第一场活动是妇女节厨艺大赛。因为加入了很多居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小环节，比如为参赛男性颁发“新好男人证”，给活动现场女性赠送玫瑰花等等，活动反响非常好。
只要办活动，就一定会有缺憾，这次也不例外。首先活动场地非常有限，住着将近七千户居民的大社区，活动室仅为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屋。其次居民参与意识不高，活动开始前半个月，杜小姐就在社区各醒目位置张贴了声情并茂的邀请函，但最终还是得通过传统的电话邀请方式来召集活动参与者。第三影响范围狭小，由于是电话邀请，那么邀请的对象通常就是那些与居委会往来密切、愿意为社区付出的外援们，所以其他居民基本不会出现。
唉，这梦寐以求的“妇联主席”，不是那么回事呀。
七、鸡飞狗跳的一天
这天一早刚上班，居委会里就吵吵嚷嚷的。
先是一拨奔五的大姐们反应楼道卫生问题。她们七嘴八舌地围着大主任喷唾沫星子，说着：新换的保洁员实在不负责任，宁愿在一旁闲聊天，也不干活，卫生费大家绝不再交了……诸如此类。大主任一边安抚她们，一边联系环卫所的同志，商量下一步改进工作。
大姐们前脚刚走进，后脚就进来一位低保户。这个中年男人块头很大，肚子看上去像怀孕六个月的样子，他说天气冷，自己家里没有被子了，如果居委会不给他买被子，他就要来居委会住。
中年男人话还没说完，电话就响了。有居民反应一栋楼前突然出现一个大坑，一辆车陷进去了。大主任一边应付着中年男人，一边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查看，一边打电话告知市政。
好不容易把那低保户中年男人支走，还没顾上喘口气，一对夫妇来投诉邻居家的养狗问题。他们说那狗总是跑到他们门前拉屎，狗主人从来不管，他们跟狗主人沟通过好多次，对方态度极其不好，希望居委会出面帮忙调解，否则邻里关系就不好处了，直到拿到居委会一会就打电话跟那户居民谈的承诺，两人才离开。
中午临下班前，又一位居民打来电话，说自己一个人住，前两天腿摔骨折了，现在没人照顾，让居委会帮忙置办日常饮食和生活用品。大主任赶紧又安排工作人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采购，给对方送过去。
下午办公室刚开门，就来了一位大妈。这位大妈是居委会的常客，也是让居委会特别头疼的人物，她每次来都会坐上一两个小时，骂骂咧咧个不停，直到搬来社区民警，才有把她劝回去的可能。她反映的就一个问题，就是她楼下的饭馆影响了她的生活，饭馆的油烟直窜她的屋子，晚上还有噪音让她无法入睡，居委会必须帮她做主，如果解决不了，就要去上访。
这位大妈屁股刚刚坐热，又进来一位大妈。这位大妈也是居委会的常客，但她不是来反映问题的，她是来倾诉的。她抱怨自己的儿媳妇不好，偷偷拿她的东西、花她的钱，还不让她儿子对她好，说儿子娶了媳妇就变了，等等等等。
别看这两位大妈年纪一大把了，精气神可好得不得了，她们不仅说话的声音洪亮，而且连着说了两个小时也不累，还不需要喝水。好不容易盼到她们说够了，主动起身回家去了，办公室才终于安静下来。
眼看着一天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又冲进来一位中年男人。这个男人非常生气，他告诉大主任自己的车又被人划了，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了，而且这次他亲眼看到了划他车的人，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但是他没有证据，所以这事居委会得管，赔偿就算了，必须去对那孩子进行教育，否则将来……巴拉巴拉狠狠地一通说。
然后，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而在这些事发生的同时，办暂住证的、领独生子女费的、申请保障性住房的、办老年证的……进进出出，一个都没有少。
如此凌乱，并非天天都有，但不得不说的是，居委会的每一天都满是零七碎八的事，压力不大，却也不得轻闲。
八、几乎天天上演的戏码
鸡飞狗跳的场景不是日日可见，但有些戏码却几乎天天上演。
戏码一：“居委会不管我，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这句台词通常会从一些低保户和刑满释放人员嘴里说出来。有些人正当壮年，却以没有工作为由来申请低保，可他们的条件并不符合政策，申请不被接受，他们恼羞成怒便会说此话。还有一些刚从高墙内回归社会的人，他们不知如何开始新生活，也不愿认真开始新生活，将毕生不幸全部归结于政府和社会，得不到援助时便会恶狠狠地说此话。
曾经有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身体不好而被提前释放。这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提早得到自由，可以提早从头再来。但这位仁兄却活生生将幸运解读为不幸。他要求申请低保和廉租住房，因为不符合申请条件，在出入了居委会几趟后，他歇斯底里地抛出下面的话：“早知道还不如不出来，在里面有吃有住，你们要是不管我，我大不了再进去一回……”面对这个场景，杜小姐们集体失语。
戏码二：“那就不上班，在家待着好了。”
这句台词通常会从一些申请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的居民嘴里说出来。这些人大都有正常劳动能力，但目前失业在家，如果开始工作，收入必定超过申请标准，于是，为了可以拿上低保补助、住上保障性住房，他们宁愿不去获得更多收入而在家闲着等待。
曾经有一对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妻子有工作，丈夫没工作，他们前来申请经济适用房。根据申请标准，家庭年收入刚刚满足条件，目前可以申请，但如果在等候摇号期间丈夫有了收入的话，就肯定没有申请资格了。听完杜小姐的上述解释，站在一旁的岳母大人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那他就不上班，在家待着好了。”在家待着？要知道，经济适用房等候摇号的时间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看来这家人是打定主意要把一黄毛小伙闲成一白毛大叔才罢休了。与其说他们是因为收入低而想争取市民福利，不如说他们是因为懒而不愿靠劳动改善生活现状。
戏码三：“没办法，孩子什么都做不好，我不能不管。”
这句台词通常会从一些替孩子跑腿的家长嘴里说出来。这些为人父母者通常已走在奔六的大路上，却还要为孩子操各种心，小到办理准生证，大到申请保障性住房。
曾经有一位母亲，刚刚五十出头，眼睛便已看不清楚。为了让儿子能有套房子结婚，她领着儿子前来申请限价商品房。领回去的申请表第二天就交回来了，杜小姐打开一看，基本一片空白。这位母亲戴上老花镜，说儿子不会填，还是由自己来填比较好。杜小姐建议她叫儿子自己来，一是因为她眼睛不好，申请表如何填写，杜小姐做过讲解，表里也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年轻人容易看懂，二是因为这毕竟是儿子自己的事，应该他自己来做。但这位母亲却说：“没办法，孩子什么都做不好，我不能不管。”此情此景，让杜小姐感觉很心酸，也很无奈。
这些戏码，若有一天能够全部下映，该有多好。
九、难啃的骨头
社区工作中有几块骨头是最难啃的。一是拆除违章建筑，二是拆除私装地锁，三是调节社区单位与居民的纠纷。这几项稍微出差错，就会惹出大事来。
不过居委会没有执法权，所以，除了第三块骨头可以由居委会独自处理外，前两块骨头都需要借助联合执法来消灭。
杜小姐亲眼见证过拆除违建和地锁的过程。大致流程如下：由街道办事处协调执法时间，然后在执法之前，居委会提前至少一周告知被拆除对象，执法当天，城管领着工人，工人扛着铁棍，居委会工作人员作为护法跟随。
虽说私搭乱建和私装地锁都是错误的，但拆除现场也确实挺暴力的。就拿拆地锁来说，棍子插入地锁下方，用力一撬，地锁便被连根拔起，有时还会损坏地锁下方的地面，被拆下的地锁“咣”地一下被扔作一堆，至此全部动作结束。有一次拆除某超市的违章建筑，乒乒乓乓二十多分钟，一个十多平米的小房子便成了一块块的建材。
联合执法并非易事，而一次行动可拆除的对象有限，那么先拆哪儿后拆哪儿自然容易燃起居民的怨气。执法人员潇洒地离去了，剩下的事理所当然地扔给居委会来收场。没有更好的办法，除了安抚，还是安抚。
而那第三块骨头，虽然居委会可以自行解决，但真啃起来也费了牛劲了。
一次，某单位因为盖办公楼产生噪音而引起了民愤，住在工地周边的居民们三天两头组团来居委会反映情况。经过多方联系，居委会终于把双方聚在了一起，讨论解决方案，最后双方约定：单位不得在夜里十二点到凌晨五点之间施工，并且得补偿周边居民的噪音费。按理说，此事该告一段落了。可惜，这貌似完美的协商结果，执行起来却一点都不顺畅。首先，单位还是存在半夜施工的情况，其次，很多房子在此但自己不在此居住的居民，一听说有噪音补偿费，也纷纷带着房契过来领取。为了让双方都满意，居委会前前后后组织双方座谈了三次，并最终协助单位把噪音费发放到了居民手里，才算把事情平息了下去。事情解决后，大主任的脸几乎小了一圈。
与人打交道，难；与多人打交道，更难；与多人打交道，还要进行协商，相当难；与多人打交道，还要进行协商，并且结果还得让大家满意，难上加难哪。
这三块骨头为何如此难啃？杜小姐觉得，根源在于它们所折射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你私搭乱建却没人管，我若依旧老实本分，这不公平；你私装地锁还理直气壮，我若不同样圈地占位，这不公平；你跟施工噪音没半毛钱关系，却腆着脸挺直腰来占便宜，这不公平；你没受噪音干扰也能领到补偿，我天天受摧残领的钱竟跟你一样，这不公平；你各种不合法举动都能平安无事，我稍微有点小动作就被干涉，这不公平。
且不论上述心态是否健康，若要真正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实现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如何解决“均”的问题才是关键。
十、霓虹灯下的杜小姐们
居委会作为政府最基层的对外服务窗口，位于整个系统的最底端，虽然享受的不是公务员待遇，但工作强度却比公务员高得多。
而除去上述那些零七八碎的事，杜小姐这些居委会大妈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戴上红袖章上街值勤。
这项工作通常集中在每年的三月和十一月进行，因为这两个月份有着所有国人都知道的重要会议召开。
值勤时长听从各街道办事处指示。有些街道办事处体贴杜小姐们的不易，时间不会拉得太长，顶多是开会那些日子需要到岗。有些街道办事处则为了政绩漂亮，往死里用这些身价便宜的杜小姐们，让大家从会议开始前一周一直站到会议结束后一周才罢休。
值勤一般是一早到岗，天黑离岗，中午或许可以休息，或许轮番上岗，这个得视街道办事处领导们的意思而定。
三月和十一月是帝都比较寒冷的两个月份，在外面站上半天，即便是不停地蹦跳、挪动，人基本也冷透了，所以一定要戴大围巾、厚手套和穿长过膝盖的羽绒服。值勤的地方必须插上旗子，杜小姐们必须站在显眼位置，以便检查的上级看得见。大家彼此不能抱团聊天，不能看手机。这漫漫长日，实在难熬呀。
除了重要会议，每个黄金周和小长假期间，同样也是杜小姐们抛家别子、保家卫国的日子。
对于杜小姐们来说，几乎不可能有完整的假期。别人正常休息的时间，都是她们坚守岗位的时间。这种感觉不好受，尤其是在除夕夜。
每一年的除夕夜，杜小姐们都没法跟家人共度，因为需要值勤。所以这天晚上，杜小姐们只能在居委会办公室看着春晚，包着饺子，分拨摸黑去社区溜达。溜达的时候，每个人手上还得拎着用大矿泉水瓶子装的一大桶水，以防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的火灾。
话说回来，杜小姐们的出现真的可以起作用吗？她们是具备执法资格，还是能够徒手制服暴徒？她们其实真的什么都干不了。她们站在那里，恐怕只能威慑一些做贼心虚的人，外加第一时间反映突发情况。
而若只是在这些特殊而重要的日子里值勤也就罢了，毕竟是为帝都平稳、会议圆满、居民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听着还是挺神圣的。但平常，那些什么这个“长”那个“长”的人经过辖区之类的事发生时也要把杜小姐们拎出来，就着实有些说不过去了。每当这个时候，杜小姐们连威慑和汇报的作用都发挥不了，她们只不过是某些领导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的工具啊。
十一、捡烟头忙，忙捡烟头
文明城区迎检一年一小检，三年一大检，时间一般在帝都最炎热的七八月期间。这项工作是排在上街值勤之后的居委会史上第二难熬工作，工作内容以捡烟头为主。
说它难熬，一是天气的确炎热难忍，在外面溜达一天，不中暑就是万幸，二是貌似没有实质意义。杜小姐们一手拎垃圾袋，一手举垃圾夹，沿路见到地上有烟头这类的细小垃圾，就夹起来放到袋子里。一条路往往需要来回走上几个来回，走到最后实在无烟头可捡了，才可以找片荫凉的地方小憩片刻。但如果接到检查领导即将到达辖区的内部消息后，无论是否还有垃圾，杜小姐们一律得走动起来。
除此之外，街边小饭馆的门前卫生在文明城区迎检期间也成了杜小姐们的工作内容。很多小饭馆会经营宵夜，天亮之后，满地都是吃完烤串剩下的竹签、用过的餐巾纸和一次性筷子、啤酒瓶盖等等。一部分小饭馆的经营者会配合打扫自己门前的垃圾，但大多数经营者对杜小姐们的要求是充耳不闻的，之前签署的门前三包承诺都成一纸空文。这时，杜小姐们只得自己拿起扫帚，清扫大街。
有一次，某小饭馆门前垃圾满地，汤水横流，而垃圾桶就摆放在距离小饭馆摆摊的位置不足五米的地方，形同虚设。敲不开小饭馆的门，杜小姐们只好一边联系环卫工人，一边自己动手处理。垃圾倒也罢了，很快能扫干净，就是那一地的汤汤水水，着实恶心。后来，杜小姐们找来些渣土，先将液体掩埋，然后再把渣土铲走，才总算清理干净。
其实，做这些事情本身并不值一提，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无谓好或坏，只是，对于这样的工作方式，杜小姐保留意见。
文明城区迎检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还是仅仅为了“迎”检？目前看来，后者应该为主要目的。所以，平日里，街面卫生，尤其是街边小饭馆的门前卫生并无人问津，只有在迎接检查期间，才会临时抱佛脚地突击一下，目标非常清晰：得到检查领导的首肯，在各区评选中拔得头筹，从而在政绩单上涂上一笔，名利双收。
这个目标本也无可非议，谁干工作都希望能做出成绩，只是过分追求成绩而不重成效，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在社区这样的基层，如果做工作只是为了看上去漂亮，恐怕总有一天，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后果。
十二、惹人爱的小饭桌
小饭桌又称老年餐桌。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诞生的产物，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社区的老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孤寡和空巢老人。
相比于居委会其他实实在在的事务性工作和看上去很美的服务性工作，小饭桌恐怕是最实惠的一项服务了。它真真正正地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至于小饭桌能服务多少人，则取决于居委会办公场所的大小，大一点的地方能摆下六七张桌子，小一点的地方顶多也就只能摆上一两张了。但不管大或小，多或少，小饭桌的出现让社区老人很是喜悦。
每个工作日的饭点，社区的老人就陆续聚集到小饭桌。饭菜每天都更新，由居委会联系外面的餐馆来配送。在老年饭桌吃两顿饭的费用极低，一般在十元以内，这个价格对于收入不算高的老人来说，基本都能接受。
小饭桌为社区老人带来了很大方便。有些老人常年一个人生活，费了半天劲做完饭后，一个人却又吃不下了。有些老人白天独自在家，只有晚上儿女下班回家才做些丰盛的饭菜，于是中午那顿就常常懒得做了。还有些老人因为年纪大了，做不了饭，只能在外面点餐，或是吃头天晚上剩下的。小饭桌的出现，一下就解决了老人们的这些难题。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了这样一个场所，老人们就有了一个聚会的场所，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生活便不再像从前那般冷冷清清。
不过，办小饭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除了服务的工作人员需要每天轮换值班以外，联系配餐饭馆、确保饭菜卫生和质量这些都不能放松。有时，还必须为社区里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
有一次大雪，积雪很深，有些路段还结了冰，很多老人不敢出门，工作人员只能一家家地送餐。为了让饭菜到达居民手里时还是热的，那天中午，居委会全体杜小姐和杜先生几乎都上阵了，骑车的骑车，走路的走路，大家拎着餐盒，立刻行动起来。把餐全部送出去以后，下午的上班时间也快到了，大家随便扒拉了几口饭，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坦白讲，做这些事情真的挺辛苦的，走在雪地里差点滑倒的时候也抱怨过，但看到社区老人那满足和感激的表情时，杜小姐们的欣慰也是由心而发的。送饭上门对年轻的杜小姐们来说，只是工作内容之一，但在老人的眼里，却是“被关注”的代名词。脱离社会、儿女不在身边，那种孤单，或许不亲历是根本无法体会的，所以每年学雷锋日，当社区志愿者为老人上门收拾屋子、量血压时，老人们竟常常拉着志愿者的手不让走。
社区养老是整个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小饭桌只是冰山一角，将来的社区医院、家庭医生、社区养老院等等都必将逐步发展起来。要想协助政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杜小姐们得费大力气了。
十三、每年冬季的重头戏
每到冬天，防火灾和防煤气中毒的宣传和检查就成为了杜小姐们一项阶段性的主要工作。
说起防火，倒是好理解，秋冬季节天干物燥，稍不留神就容易发生火灾，比如把烟头扔到了枯叶堆里，或者躺床上抽烟时睡着了。火灾一旦发生，后果简直是无可挽回的，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失不说，还会殃及周围无辜的邻居。关于防火，除了通过不断地警示来提高居民的警惕性以外，杜小姐们能做的也就只有督促清理楼道堆料堆物、协助检查煤气罐和燃气管道是否老化等事宜了。
而说起防煤气中毒，可能有人就不太明白了。若是在南方，冬天需要生火取暖，煤气中毒或许比较常见，可是在帝都，冬天屋里有暖气，这中毒的源头从何而来呢？下面就有请杜小姐来普及一下常识吧。
在帝都，的确大部分居民家中都是有暖气的，主要是由市政集中供暖来供应，无需自己想办法取暖。但这样的住户，要预防因为使用热水器引起的煤气中毒，预防办法就是在使用热水器时保持通风。而还有部分居民，尤其是居住在平房的居民，家中是不通暖气的，只能依靠烧蜂窝煤来取暖。这样的住户，就是每年冬季宣传和检查防煤气中毒的重点对象。
宣传的话，以贴温馨提示和签责任书为主要手段。温馨提示一般需要贴三轮，第一轮是红色小卡片，第二轮是橙色小卡片，第三轮是黄色小卡片。每次去贴温馨提示时，必须检查烧煤取暖的居民家中是否安装了通风的风斗，并要求其签署责任书。
杜小姐第一次去检查时，压根不认识什么是风斗，后来在社区民警的指点下，才终于弄明白。说起这风斗，还很有历史渊源呢，老帝都人应该人人都知道。所谓风斗，就是安装在屋子外面、从正上方看呈长方形、从两侧看呈倒三角形、从正面看呈正方形的一个东西，风斗的下方连接的是屋内烧煤炉子的通风管道。由于煤气比较轻，可以通过风斗中飘到室外，而室外的空气则可以通过风斗流入室内，这样就减少了室内煤气的浓度，从而保护了屋内人的安全。
没有安装风斗的房子，是坚决不允许烧煤的。如果是出租屋，杜小姐们还必须联系房东，要求其限期整改和签署责任书。在这样一轮轮宣传的强化下，基本能在意识层面将煤气中毒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到零。至于意外，那真是不可控了。
其实，火灾和煤气中毒都跟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按理说，应该是无需他人提醒，自己都会非常重视、处处小心的事情。可是，往往意外的发生，就是源于某一个片刻小小的侥幸心理。运气这个东西，实在是看不见摸不着，因为盲目相信自己运气好而令生活中发生过多少的错过和损失，大家可曾仔细计算过？若是能算清楚这笔帐，相信很多“心存侥幸”都会自动消失。
十四、慰问季，慰问季
领导慰问困难群众，这是新闻里的常见镜头。这样的场景，杜小姐们恐怕是见得最多的了。因为妇女节、重阳节、春节这些有代表性的节日前夕，都是慰问的高峰时段，而领导们进社区慰问，杜小姐们必须作陪。
每次慰问前，组织慰问的对口部门——比如妇联、残联、团委、老龄委等等——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联系杜小姐们，要求列慰问名单，毕竟，没有人比奋斗在一线的杜小姐们更清楚社区里谁家困难了。列名单是有讲究的，那些老实本分、心存感恩的人是首选，那些蛮横无理、理所当然的人能不慰问就不慰问，实在没人选了才把他们补上，此外要尽可能多地把困难对象分配到各个对口部门，同时避免同一户被重复慰问，而某些户却轮不上的情况出现。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来形容，就是“雨露均沾”。
名单列好了，就安排时间，等候领导来慰问了。各个部门的慰问物资不尽相同，有些是钱，有些是油米面。但不管是什么，慰问对象都挺高兴的，能被人惦记着，本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物资无论多少，对于困难的生活而言，都是雪中送炭。
或许很多人想象不到，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其实还真是大有人在，杜小姐若不是亲眼所见，也不会相信。
有一个家庭，父亲是智力障碍，生下来的女儿也是智力障碍，母亲虽然健康，但需要照顾两个病人，根本无法出去工作，整个家庭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救济。另一个家庭，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已经退休，名下没有房子，老爷子得了癌症，因为要使用进口药品控制病情，所有的退休工资搭进去，医药费依旧入不敷出。还有一个家庭，老母亲带着独生子，儿子因为离婚而受了刺激，精神失常，老母亲只能靠自己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支撑家庭，连护工都请不起。……
为了能帮到那些生活的确存在困难的居民，居委会有固定的渠道帮忙向上反应情况，但前提是居民需要自己来申请。因为如果自己不说，很多困难别人是不知道的。不过，但凡是居委会了解的困难家庭，即便是本人没提交过申请，杜小姐们也会想办法帮助他们的，或安排慰问，或申请救济。
最后说点题外话。百度百科里对于“慰问”的解释是：“安慰问候”，从字面上看，慰问的作用也就仅限于精神层面了。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里，精神层面的需求全在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在满足金字塔低端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后，人们才会对精神需求有渴望。所以，领导慰问固然不可或缺，但在慰问的背后，如果能够采取一些更实际的举措，把生理和安全领域打造得更完善些，那慰问可真是锦上添花啦。到那时，人们想不幸福都难哪。
十五、普查那点事儿
说起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估计了解的人没几个，甚至还有人闻所未闻。杜小姐在成为居委会大妈以前，就是“闻所未闻”群体中的一员。在杜小姐的印象中，曾有一次被人口普查的经历，当时物业陪同一居委会大妈前来敲门，询问了些杜小姐的家庭情况，然后留下一份纪念品，离开了。若不是碰巧赶上了三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杜小姐至今仍会是普查的门外汉。
先简单说说人口普查吧。人口普查是指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调查表和统一的标准时点，对全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地进行的一次性调查登记。在中国，人口普查是每十年进行一次，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就是说，下一次人口普查将在2020年进行。
再说说经济普查吧。经济普查是指国家为掌握国民经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效益等信息，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标准、统一时间、统一组织对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所有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的一次性全面调查。在中国，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杜小姐赶上的，就是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被安排做经济普查的普查员，杜小姐是一头乱麻，因为……打小杜小姐的数学成绩就很一般，一听跟“经济”沾边，杜小姐就倒吸一口凉气。但后来在工作中，杜小姐发现，这经济普查跟数学好像还真没什么关系。普查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企业的一些资料和数据，整理上交，并将数据录入系统。
听上去很简单，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可不容易。就拿前期的证件收集工作来说吧，为了确保经济普查按时保质完成，在正式启动的12月31日前，普查员们便需要将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个证件的复印件收齐，并将需要企业填写的表格下发。这些事宜从电话通知到收集完成，全部需要杜小姐这些普查员来完成。
有些社区只有几十家企业，有些社区有二三百家企业，有些社区则多达六七百家企业。企业少的社区工作量相对小，企业多的社区工作量就非常大了。而有些企业对于经济普查并不是特别配合，电话打了十几遍，依旧不愿意来交资料，这时普查员只能上门去取了。很多时候，即便是去企业登门，也还是没有结果，还需要继续跟踪，不断地打电话和登门拜访。
总的来说，经济普查是一件极其需要严谨和耐心才能完成的工作。比如在查阅企业底册时，稍不留神，就会看错行，弄错电话，耽误时间不说，还做了无用功。比如在跟企业联系时，稍不耐心，就会对反复说同样的话产生抵触情绪，让电话那头的企业误会，影响工作进程。比如在整理企业资料时，稍不小心，就会把企业之间的资料弄混，不得不又将工作从头捋一遍。
普查这个事儿呀，挑战实在是非一般地大。将来，请大家对上门进行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的杜小姐们要好一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