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祥顺号是我的先人一百多年前闯关东的落脚之地。在清朝，它地处伯都讷以东，位于吉林乌拉和宁古塔之间广袤的苦寒地带，远离流民往来的交通要塞。若非误打误撞，外人很难发现这个偏僻的村落。
从这里继续往东北走，过拉林河，翻越坎坷幽深的张广才岭，再过镜泊湖，随牡丹江向北汇入松花江，再随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又随黑龙江向东流淌，在中国经度最东的地方接纳由南至北注入的乌苏里江后，一路朝着东北方向最终穿越国境，就可抵达黑龙江在鞑靼海峡的入海口。几百年前，那里也是中国的领海。
当年为阻止外族进入，清廷煞费苦心历经多年修建一条柳条边，以此来封禁物产丰富的东北山水。柳条边设边门二十座，由防御衙门进行严厉的军事管制。出了山海关，沿柳条边一直走下去，走到最北的边门法特哈，往东再走五十里，就能看见祥顺号仍长年沉睡在一片人迹罕至的天籁之中。
每年春天，此地柔软而肥美的黑色土壤被雨淋湿后散发出浓烈的腥气。这种有机物质丰富的肥沃黑土举世罕见，需几千年的积蓄才能形成。到了夏天，凶猛生长的草树又使时间的肺叶里塞满大量绿色植物的味道。不知为何，如此绝望而寂寞的场景，反而会叫人莫名地感动。
接下来秋风浩荡，大地上的一切骤然衰败。过往这里的牧人一见了那番波澜壮阔的秋景，心头就会生出万千凄凉。
祥顺号冬日悠长，从十月飘起的鹅毛大雪，到隔年六月仍没有落尽的意思。除了诡异而鲜明的黑白两色，大地在这九个月的沉默里失去了任何色彩。天空、原野、河流和森林都是白色的，只有没法被完全覆盖的林木，以及屋檐之下的事物，还在裸露着它们黝黑的躯干。
剩下的三个月，遇到雷声隐隐的连雨天，也是一片昏天暗地的黑白。乌云之下雨水如注，卡岔河流域水位不断暴涨，黑色的土地被浑白的大水覆压，望去仿佛海水倒灌，令人顿生恍若隔世的无力感。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一群住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七甲八社的山东人，因黄河下游的天灾而陷入饥饿的恐惧，只因听先前去过关外的人回来说，那里“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不仅有肥沃的黑土地，有人参貂皮，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神秘金矿，便冒着被官府抓住的危险，随同邻里家人和一干不相识的逃荒难民，手执木棒，推着独轮车，拄着拐杖，背着包袱，带着老人和小孩，一路踉跄北上，担惊受怕，朝山海关一路走去。
我的先人，也就是我太爷的太爷，就走在这些疲乏不堪的难民当中。过了山海关，又过柳条边，经过祥顺号时，他不想走了。此地有山有水，大片黑土地亦未经垦殖。他们遂决定留下来。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日后将用漫长的岁月去练习如何抵御寒冷的生存技巧，直到他们把自己埋在地下，彻底栖息于此为止。
到我出生以后，经过几代吕姓和少数杂姓家族的繁衍，祥顺号已形成一个有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落。它面对窑窝棚大坝，背对松辽平原。四排错落有致的房子蜷伏在花园山北坡，用那种岗地黑土层下面才有的白浆土、结实的松木和秋天的稻草盖成，如动物的巢穴一样，安全而又温暖。
不知何年裂开的大壕沟顺从自然的旨意悄然出现在屯子东边。我幼年时总在涨水的雨季里听到它不分昼夜的咆哮，那是河岸因洪水冲击而坍陷的声响。仿佛一头根本无法驯服的野兽，这条非人工开凿的野河，令人感到敬畏。到了冬天，它将因为屈服于某种冰封般的威严而暂时安静下来。那种世界形成之初就已存在的沉寂，会让它在第二年春天来临之前彻底消失在人们心中。
2
山东人给祥顺号带来了最初的农业。那些农事就如一卷沉默的农耕图画，被经年不息的风刮得哗哗直响。不伸出手去把它紧紧捂住，好像随时会飞到天上。看惯了四季流转的寂寞风景，这些逃难者的后人知道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光阴流逝一如既往，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他们下意识里的每一个动作消失在时间深处，没有任何刻意为之的痕迹，直到有一天生命停滞。
此地原本是水草丰美的游牧之地，土壤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耕种，靠种地活下去的人们对此心存感激。每日侵晓时分，农人仰起头看天上的三星。东升西落的三星打横梁了，小鸡叫，就知道快亮天了。其它的星星也看。冬天看见满天的星星，就知道第二天不冷。假如寥落稀少，就晓得必定是个大冷天。他们生活在大地底部，仰头跟日月星辰说话，俯身同大地上的庄稼窃窃私语。为了抵抗孤独，他们必须得习惯自言自语的表达，持续隐忍下去。
我小时候，对此只觉得生活在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寂静得如同身处史前的宇宙。一到黑夜，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泥土的清香气味。星星在屯子上空熠熠生辉，有稻田地里的蛙声，外屋地和园子里的蛐蛐声整夜相伴。田间的事物极为隆重，我带着天生的悲伤陷入梦境，却有一股结实的幸福感把我紧紧包裹。
一年里，去掉节日和祭祀，农人们的生活重心就是农事。种地必然也看节气。关外的节气歌自然不同于关里。如果一个古代采诗官去往现代的祥顺号去搜集民间歌谣，会听到我娘口中的《二十四节气歌》：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开了铲，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立秋忙打甸，处暑动刀镰，白露烟上架，秋分不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忙封地，小雪地封严，大雪江茬上，冬至不行船，小寒近腊月，大寒整一年。
到了阳历四月二十号温润的谷雨时节，农人们先是把地里收拾一遍，把散落的树叶子和苞米叶子堆在一起，烧成灰烬，黑土地就干净了。接下来哈犁，起垄。种地早了不行，晚了不行，五一之前得种完。去年的地垄沟就是今年的垄，起垄前把化肥撒到地垄沟里，这样一起垄，化肥就会被翻埋到垄里，不似从前挖坑撒肥那么麻烦。然后播种。我出生后，祥顺号早已不种高粱。苞米和大豆都很高产，所以种的最多。还有人家在地头上种土豆、谷子和苏子。这是旱田。水田不同，稻子三月份蓄苗，夏至之前栽种。
家家户户的前后园子，除了种上几垄粘苞米，其余皆种蔬菜。“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芒种不可强种”，两句话里的谐音说得极妙。黄瓜豆角早一点栽，辣椒可以晚一点。每年六月一号栽葱。韭菜不用年年种，种一回，能割着吃很多年。
种完地，娘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五月五号前掸农药。下雨天掸最好，掸完药再不必锄草。掸药省事，但庄稼吃药就不好了。我家园子就不追化肥，亦不掸农药。父亲说，自己家吃，还掸什么药？用粪就够了。园子里最先下来的是黄瓜，头一茬吃一个半月，第二茬吃到秋。接下来茄子和柿子也都成熟了。豆角虽下得晚，到六月份也下来了。等吃到寒露的上冻天气，也就罢园了。
这时黑土地开始收获了。“秋分不割，大风刮”，娘说，“三春不如一秋忙，前后要忙上二十天，真累啊！”
忙收地的同时，要捆苞米荄子，储菜，晾干菜，腌酸菜。还要修理窗户，往窗框上钉一层塑料布。随后人们就从放置在炕头的炕琴里掏出棉衣棉裤，准备猫冬。
这个时节，一年来忘记了岁月流逝的人们，猛地惊觉光阴变老的事实，回过头去，却发现篱笆墙内的绿影早已消散一空，不禁悲从中来。不堪回首的光阴，就像即将降落的一片片惨白的雪片，消逝在深邃的北风之中。人们的背影如此无助，却无人赶来搀扶，只好认命，就此老去。
这便是我祖辈父辈们的生活。我熟悉他们出没在大地上的身影。他们种地收地，不过春秋两月。春天时下地春耕，施肥种地。夏天时下地锄地浇水。秋天时下地收割，把粮食装运到场院上晾晒。原来粮食还不允许私人买卖，就套起马车一路运送到街里粮库去交粮。自家留下的就送到磨坊里磨好后存储起来，作为未来一年的口粮。冬天里人们就不到地里去了。他们在自己家的炕上猫冬，守着火盆，喝热水，打扑克，听话匣子，呆得没意思了，就起身出去串门，东家西家地串，一天的身影就这样打发过去了。有的人耐不住寂寞，开始耍钱，小则败家，大则亡国。东北男人的嗜赌成性或与此有关。还有的男女暗中眉来眼去不久生出婚外情，从此私奔而去，再也不曾回到祥顺号。
我在乡下生活，打小却不会种地。爷爷和父亲都在街里的乡政府上班。我很早就改了商品粮户口，导致无地可种。娘是农业户口，有不到一垧地，后来也租给亲戚种了。过去我非常想离开生活单调的农村，后来定居关里的城市，却强烈地怀念起关外那片苍茫的黑土地。田地里农事那种异常沉静的美，始终笼罩在我脑海深处的遥远边缘。
今天种地已经机械化了，不再是一件艰苦的事。然而再无幽美可言。农人们纷纷进城打工，离农事日渐疏远。我的那些住在东李龙川屯的亲戚们一度抛家舍业，陷入传销的美梦长达数年之久才得以重返家乡，再次拿起早已生锈的农具。
3
初来乍到的山东人不再因为缺少粮食而死去，但他们没料到这里同样危机四伏。1904年到1905年，日俄为争夺东北发生战事，日本打败了俄国。直到1945年，日本人才离开这里。那段时间里有首《松花江上》传唱在长城内外：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
从祥顺号往北出发，约一百六十多公里，可以走到松花江左岸支流的呼兰河。那里住着我老舅家的一个亲戚。1934年6月，二十四岁的萧红跟在萧军身后悄然离开了这片土地。大量东北人流亡关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此一生没有回来。
1932年，满洲国的第一年，1945年日本投降，满洲国就灭亡了。等到外国人都走了，国共又开始内战了。
那些年，我太奶和我姥姥见到了苏联人和日本人，也见过山里下来抢掠钱财和女人的胡子。胡子就是土匪，东北的山林里皆有胡子出没，祥顺号门前的花园山上也有。我的姑奶就是在逃难的马车上被生下来的。因为出生时受了风寒，姑奶长大后嘴有点歪。然而姑奶能活下来已属命大。事实上在兵灾匪祸的年代里，我太奶只养活了我爷、我姑奶和我老爷三个子女。
东北的胡子里最有名的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他也是闯关东的后代，出于统治东北的需要，他和儿子张学良曾从关里用火车拉来大量人口。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之前，他已经统治了东北十多年。
姑奶长大后嫁到邻近一个叫做拉拉岗子的屯子。那年提起姑奶，娘对我说，你姑奶今年七十多了，身体硬实，还能下地干活呢！哪像你奶，一辈子不会干活，就会两样，吃和骂人。我娘姓陈，祖上也是山东人闯关东过来的，嫁给老吕家后，她受了多年的婆家气。
此时自闯关东以来，祥顺号已形成吕姓的四大股。我家是海青房子那股，另有药铺和碾坊两股，剩下一股不可知。“海”就是“大”的意思。海青房也就是东北满族人家那种青砖青瓦的房子。能住海青房可谓生活殷实。1949年后，我爷侥幸，被划成中农。
说起我爷，他少年时代读过私塾，上过满洲国的学校，学过一点日语，因此常对我说起日本人。祥顺号附近有满族乡，有朝鲜族乡，也有日本乡。他口中的日本农民也种地，不坏，且非常有礼貌。但令他不忍目睹的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日本农民临走时被中国人打死打伤了不少。
4
我爷年轻的时候很是风光过一些年。每天早上，他都会推起全村仅有的那辆黑色的自行车，左脚踩上车蹬，用力下压，同时抬起右腿从后方往上轻盈地一跨，就稳稳地骑了上去。
他从祥顺号幽蓝的拂晓中出发，双脚轮流踹下脚蹬，蹬力通过车链拉动链轮，链轮旋转后轮，后轮驱动前轮，自行车就在润滑油刺鼻的气味和流畅的链条声里绝尘而去。一路上，经过双河屯，前刘家店，龙母庙子，小平安，赵家店，西孟家，以及在这之间沟谷隐现的树林，最后抵达十五里地外的街里，就到了他上班的人民公社。他的呼吸随着那片丘陵地势起伏不定。作为祥顺号历史上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心中的使命感促使他不时去用手指勾响车铃。充满金属感的清脆铃声在杨树掩映的土道上一响起，大地上凝固的寂静就被震碎一地。随之响起的，还有沿途村落里那些温存而热烈的鸡鸣狗吠。不久以后，太阳越过山海关外的地平线，人们看见，那辆自行车银白色的辐条开始挑衅般地把阳光闪烁的侮蔑反射到他们的眼里。
那辆在给我爷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带来孤独感的自行车，是当年中国人生活中惹人艳羡的四大件之一。另外还有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多年之后，缝纫机一度成为我娘开裁剪铺用来谋生的机器。
手表也是需要凭票才可买到的机械表。娘嫁给父亲后，我爷曾花了一百二十元钱托人才给她留下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时候，有手表的人晚上睡觉都不舍得摘。不过即便如此，街里中学的柴老师夫妇在睡觉时就被人从手腕子上撸走了手表。
收音机被人们称为广播。我三五岁时没有书读，我娘打开收音机给我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女主持人的声音里有着八十年代的温柔：“小朋友们，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即使在已为人父之后，我也会强烈地思念这个温馨的童年场景：在被寂静时光遮蔽的屯子里，在我家南窗下的土炕上，照射进来的阳光斑驳而柔和，我娘在一片温暖的阴影里看着蹦蹦跳跳的我，目光中有无限疼爱。几年后，我父亲花了一百五十元钱买来一台名为“宝石花”牌的录音机。上面刻有它的英文字：Jewel Flower。但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把它当成收音机，用它来听评书和广播剧。我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外国电台。因为收音效果不好，我就把耳朵紧贴在音箱上，并把声音调到最大。我父亲在他下班的路上远远就能听见那种外国人说的略显生硬的中文，赶紧跑回家来警告我少听敌台。
自行车大多是永久牌的。这个牌子的名字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命定的存在感。父亲娶娘之前，已有一辆自行车的我爷又占用了从省城分配到县城又再次分配到公社的唯一一张标有购买资格的票子，再次花费了高达一百五十块人民币给我父亲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辆自行车随后在遥远的暗处从北京的柏油路被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运到了祥顺号的土路上。
对这辆拥有高贵血统的自行车，父亲有着异乎常人的狂热。光阴沉默的日子里，他承受着猛烈的朝霞和凄凉的晚照，独自骑自行车在祥顺号屯和街里之间上下班。那个时候，除了街里，方圆二三十公里内连一条沙石道都实属罕见。如果没有必要，人们在路途泥泞不堪的雨季和无聊的冬季里会整日坐在炕上喝酒，听收音机，唠嗑，借此来打发时日。但我父亲不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哪怕是大雪封山的日子，他也尽可能去街里上班。他相信那辆给他带来希望的自行车完全可以把他带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他让我坐在绑在自行车前大梁的木制儿童座椅上，在早晨灼热的阳光里驮我去街里，把我放在我爷家再去上班。黄昏时他再次驮着我从街里赶回老屯。在那条沉闷无声的土道上，我听到了他年轻的胸膛发出的喘气声，嗅到了他身上那种我熟悉的汗味。虽一路饱受颠簸之苦，我却也体会到了一种人生中最初的感动。
5
一九五七年冬，父亲出生在这片四季分明的土地上。一九七六年冬，此地遭遇了几十年不见的严寒。那年农历腊月十一是阳历的最后一天。那天中午，我娘在她出生的东李龙川屯一坐上马车，北风寒冷的刀刃便闪电般割伤了她娇嫩的脸庞。她只能紧紧地蜷缩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板车上。马车一路沿着雪路上两道深陷的车辙朝祥顺号奋力前行，十五公里的路途足足耗尽了两个多小时的漫长时光。
然而那并不是一个令人无望的冬天，第二天上午娘就嫁给了父亲。他们共同拥有的时间才刚刚开始。父亲是人民公社会计的长子，起初在街里的综合厂做钳工，后来接我爷的班，进入财政所工作，从那以后不出意外地当了一辈子国家基层的小公务员。事实上后来的一切都证明他并不适合走仕途，虽然他凭借这份工作看透了中国，但在人情世故这一点上他和我畏首畏尾的爷爷一样，无论如何也学不会虚伪待人。
我娘没嫁到祥顺号之前，从没听过这世间有姓吕的人存在。她在十五公里以外的光复村东李龙川屯长大。穿过她长大成人的老屯，往北走上几百米就可到达黑龙江省。那里土地贫瘠，都是地势偏高的岗地，远不及祥顺号的洼地这般肥沃。因此平常刮风下雨还好，就怕下冰雹。每逢下起冰雹，我姥姥坐在里屋炕上看见了，起先只以为是雨，可再一听动静不对，真是黄豆粒大小的冰雹砸下来了。下雹子不好，庄稼有绝收的危险。姥姥大声喊娘：
“秃尾巴老李来了，快溜地，把菜刀撇出去。”
秃尾巴老李原是天上的一条黑龙，在山东省依托其母降生后便现出原形。人们视为怪物，遂被用刀砍掉了尾巴。秃尾巴老李被赶出家门后，所经之处皆下冰雹。据说若不下冰雹，他身子将疼痛难忍。山东灾民闯关东，一路茫然无措，就把民间传说里的秃尾巴老李也带来了。老李来到东北以后看见一条江，就与江中恶霸一方的白龙作战，且最终打败了白龙。老李的真身是黑龙，这条江就是黑龙江。黑龙江因此变成黑色。黑水渗进两岸的土地，就成了肥沃的黑土地。从此他成为保护黑龙江上山东人渡河的神。只是没料到多年之后，天上一下冰雹，这些山东人的后代就会毫不犹豫地扔出菜刀，为的却是吓跑秃尾巴老李。
于是，娘赶紧马上跑到外屋地，把外屋门推开，同时顺手将锅台上的菜刀当啷一声扔到当院白色盐粒大小的一层冰雹上。
几十年后，娘轻描淡写地回忆起那个场景仍然颇觉荒诞，对我说：
“你姥姥说，菜刀一扔，冰雹就停了。”
娘来到祥顺号嫁给父亲后，每逢下起冰雹，仍是扔出一把菜刀。后来慢慢也就不扔了，也不再喊，秃尾巴老李，你快跑吧，快跑吧！
再过些年，乡政府为防雹灾，就在街里附近的一块高地上安置了一口大炮。一旦天色突变，高空打起雷来，就能听到那里紧接着传出轰隆沉闷的声响。
而今多年过去，姥姥也不在了，更没人提起秃尾巴老李了。这件往事就像一场陈年的冰雹，噼里啪啦地砸在寂静荒凉的岁月深处。
6
祥顺号是我先人找到的地方。我虽在这里长大，但并非出生于此。我出生在光明乡人民公社所在的街里。我家的房子就在大礼堂后面下坡处的一个小坝旁。搬回祥顺号时，弟弟出生不久，我亦刚满两周岁。那年我奶家要搬到街里的房子住，就让我们搬回老屯。为这件事，娘恨奶恨了六年。直到我九岁时全家搬回街里才肯罢休。至于我娘为何只恨我奶不恨我爷，仅在于我爷是个不爱吭声的人，家里的事都听我奶的。
一九七六年建成的大礼堂是一幢表层砌砖的红色大楼，是全公社的文化娱乐中心。在泥瓦房遍地的街里，它显得过于庞大，就像史前的巨型动物来到了本不该属于它的世界。它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广播站、电影院和文化站所在的两层高高的楼房，后面接着就是那间气势恢弘的电影院。前面有个空空荡荡的小广场。广场边上是一家车辆修理铺。每天凌晨，修理铺的昏黄灯光总在一团惨淡的晨雾里最先亮起。
搬回老屯时，我刚过两岁，每天冲着我娘仰天哭喊，“找大楼，找大楼”。我哭一次，娘就哭一次。她生我奶的气，就抱着我一起哭。很快我就知道不能很快搬回街里，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在屯子里呆着。但从此大礼堂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它成了我日后的岁月里梦见次数最多的建筑物。
我在祥顺号呆了七年。那几年，在屯子里放眼一望，会感到世间只我一人。风霜雨雪入侵我周遭的每一个角落，村落的童年时光充满一望无际的寂静，让我感受到自己和宇宙之间暗藏的某种关系。那种地广人稀的孤独却也让我患上严重的失语症。我像个梦游者一样四处游荡，凝视光阴在大地上流逝。适逢长达数周的连雨天，或是暴风雪封锁道路的季节，这里弥漫起那股原始野蛮的荒凉让我痴迷。在这种变化无常的气候里，我从小养成了天生忧郁的性格。
很多时候，我整天躺在阳光照耀的土坡上睡觉，长久地仰望古老而新鲜的蓝天白云，听山里传来布谷鸟“黑天咋走、黑天咋走”和戴胜鸟“臭姑、臭姑”的叫声，全身心体验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因为发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产生的喜悦让我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
那种学名为戴胜的鸟也被当地人叫做臭姑姑。鸟的叫声使我感受到天空的壮阔有力。听着鸟声，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睡了一觉又一觉。我不知道除了睡觉我还能做些什么。直到天边残阳如血，家家户户的烟囱次第冒烟我才清醒过来。我再次陷入一种石化的寂静之中，瑰丽辉煌的自然之美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然而站起身后，我又看见那些冷漠的坟冢正从离我不远的田地上朝我围拢过来。生与死在这里顺其自然，毫无隔阂。我看得呆了，身体被钉住一般无法动弹，心下持续片刻惊慌后，我撞击着夜色里铺天盖地的飞虫，嗅着呛鼻的炊烟，逃难般跑回家去。
只有在夏天空旷而温暖的白天里我才敢走远一点。走出阴凉的屋内，来到绿意盎然的屋外，眼睛很快适应了闪耀的烈日。一只狗见到了我，凭空朝我狂吠了几声。一头散养的猪碰到了我，躲着我从壕沟底下呼哧带喘跑过去。我经过村头打土坯的人们，一个人信步走到村外的林荫路上。那是一条车辙深陷、野草丛生的道路。无人迎面走来，我独自走在道中间树叶投下的阴影里。那时我告诉自己，记住这个美好清澈的时刻，日后你会回忆起这个时刻的所有感觉。后来的岁月里，无论身处何地，我都养成了这个习惯，经常这样暗暗地告诉自己把这个“现在”记住。想起那些时刻，我似能身临其境。就如那条通往童年的路途，使我今生不会迷路。
我偶尔回头向来时的方向看，两侧庄稼地之间的道路变得越发空洞窈陷。山里的鸟声向四方扩张高远的宁静。我深吸着空气中自由的芳香，为生命的幸福深觉欢喜。但当我走到一座用水泥管做成排水系统的简易小桥时，我决定立刻返回。我之所以不敢继续朝前走，是因为再走的话，就会进入前方上坡处的一个陌生的屯子。我心底忽地生出几许惶恐不安，有了要回家的迫切和慌张。我有一颗矛盾重重的心，虽神往遥远的地方，却害怕陌生人。
流浪了一天，我回到家时，隔着障子就大声喊娘，推开外屋门就跟父母说话，是希望得到确认，证明自己还活在世界上，还有父母在维系着我跟人间的关系。
7
在老屯，公社放映员隔段时间就会来放一场露天电影，以此给农人们平淡乏味的生活里加一点可怜的盐。往往是在晚饭前，人们就开始用那种兴奋而诡秘的口吻互相转告。我娘爱看电影，她铺好被窝，就带我穿过几户人家的障子前面，一路来到村头大树下的放映地点。那时，没有一户人家开灯，或者点起蜡烛，天地间弥漫着黑夜彻底覆盖大地之前的混沌的灰白色。人们游荡其中的身影如同鬼魅。看电影的人大多是带着旧报纸和坐垫来的，也有什么都不带就来的，一抬屁股就坐在一处空地上。他们大多是本村人，也有邻村或远道而来的。我坐在他们中间，一起沉入夜色漆黑的海底。银幕挂在立起的木杆上，放映机投出的那道剧烈的光柱射在银幕上，被吸引过去的飞虫就乱舞在那道浑白的光柱之中。银幕背面也是个奇异的世界，我有时会跑过去看上几眼。不知不觉间，我坐在娘身边困了，就趴在自己的膝盖上睡了一觉。散场时，我娘把我叫醒。屯子的路上，所有的事物都沉浸在时光恍惚的梦中。我俩默默地沿着来路往家走去。
一九八三年夏末，一个风平浪静的傍晚。我父亲下班回来得比往常都早。他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支好车梯子，就站在当院没有进屋。无风的傍晚，灰白色的炊烟在他头上升起。他对娘说，快点吃饭。随后，他就用掩饰不住的激动向全家宣布了那个我从此将铭记一生的消息：
“大礼堂晚上要放《少林寺》了。”
我听了心下欢喜。很快吃完晚饭，他骑上自行车，驮着我们娘仨去了街里的大礼堂。我坐在前大梁上。娘背着弟弟坐在后座上。住在前街已驼背多年的大奶看着我们一家的背影纳闷地自问，这几口人咋说走就走了，到底干啥去了呢？是不是老陈太太生病了，咋也不吱一声呢？
老陈太太也就是我姥姥。我姥爷姓陈，家乡的人都习惯把每家的女人冠以夫姓称呼。那时，我大奶以为我们全家是去看我姥姥了。
整个中国都在这部电影中迷失了心智。我父亲不仅在几天之后又骑自行车驮着全家去邻近的拉拉岗子屯看了一遍，还要把我送往武术学校去学功夫，成为一个武林高手。这个念头直到他后来听说那些电影里的轻功全是骗人的镜头效果才彻底打消。并且从那以后他对所有的影视剧都失去了兴趣，还下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
“都是骗人的，和每年从关里来的那些马戏团变的戏法一样。”
那晚散场以后，我走出大礼堂时，夹杂在朝向四面八方倾泻的人潮中，仍然难以平息心头的亢奋。我和父母一样，不会用复杂的话语系统去评论所看到的事物。他俩说，“好看”，或者说，“打得真邪乎”。问我，电影好看吗。我随声附和。然后全都沉默不语。
人们各自拖着窸窣的身影离去。矗立在原地的大礼堂，又一次容纳了人间无数短暂的离合，世界顿时变得沧海桑田一样忧伤。夜已深邃，街里灯火全无。那种凄惨的景象不禁又让我的心头浮起一团惆怅。而夜晚给我身体带来的沉重的疲倦更使我困乏不堪，仅剩的兴致也突然一扫而空。我只盼着早点赶回老屯的家。那时我对家门的望眼欲穿，胜过了所有尘世间的欲望。我知道家门开启的下一刻，巨大的温暖将会再次海啸般席卷而来。
在那个天上没有星星地上没有灯火的，让人毫无安全感的深夜，只见来路漫漫，去路茫茫，唯有我家这一辆自行车独自前行，不断地把岁月的道路甩向身后的夜空。自行车油黑锃亮的光泽被黑暗笼罩的时空稀释得一干二净。光阴的腐蚀缓慢而又疼痛，路上那些安宁的村庄在车轮的转动下加速衰老。那是一个干旱的夏季，雨水的缺乏使路上起了一层厚厚的黑土，车轮碾过时，大地会发出“噗噗”的声音。但父亲不会因此感到劳累，他只有二十七岁，对生活的热爱让他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几次在自行车上睡着，又几次醒过来。我确认着自己的存在。那些肃静的瞬间一次又一次被我的记忆准确无误地捕获。我感受着天地间永恒的寂静，那种寂静深入我的骨髓，使我有种回到人类出现以前的远古黑夜的感觉。
就这样，那辆自行车驮着我们一家四口，穿行在浩瀚星球的一段十五里地的夜路上，穿行在尚未生锈的时间里面。不会迷失方向，仿佛一只在黑暗中身手敏捷的蝙蝠，父亲凭着他对道路的熟悉，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那片漆黑的虚空。
8
随后又是一段无比漫长的寂静无事的年月。
一辆途经此地的解放牌大货车轰隆而去，卷起一路铺天盖地的尘烟。屯东头吕明军家园子前停了一辆漂亮的绿色吉普车。这些都令我非常羡慕。去街里的客运站。那间只有两排长椅的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省内地图，上面标注家乡附近的各处地名。我看见人们在这个时间的坐标处杳然离去，有的再也不曾回来。
父亲去街里上班，却只能带我走出老屯，去往十五里地外的街里。从老屯到街里，是一条上坡下坡，拐来拐去的村路。清晨时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从微冷的晨曦中出发，晚上再带我穿越一个个村落回家。这条路早上令我忐忑不安，晚上使我觉得温暖安宁。
通过那些荒年里嘈杂的火车站，我也确实去过省内外的一些地方。我童年多病，父亲在每年工作不忙的时候会带我四处寻医访药。一列列缓慢的火车上，一个个黑凉的长夜里，透过车窗，我看到寒冷而陌生的灯光散落在平原上，它勾起我对家的无限想念。火车站最拥挤的入口和出口，人群相互摩擦着，冲撞着，带着有意无意的善恶。人越多的地方，就越令人孤独。我离家愈远便愈发想家，可每次回了家，我都想再次出发。
地处偏僻的祥顺号常年陷入古老的安静。两张住在大连的大姨寄来的黑白相片更加重了这种被冷落的氛围。一张是大连的海滩。一张是青岛的栈桥。与此同时，黑白电视机播放的天气和海浪预报使我想到一条通往大海的路。贫瘠的乡村生活里，这个恢弘的场景在我梦里反复出现：一条无人的道路铺向茫茫水面的深处，直指世界茫茫的尽头。道路两侧是浅浅的海水。涨潮时，道路消失，只剩栅栏的顶部，退潮时，道路和水里的村庄皆显露无遗。始终是在午夜，星月黯淡，照进海水发出一阵灰白的叹息。
离开了祥顺号，我的生命也失去了尊严。为了梦想和自由，我得先失去它们。我一路读书求学，大学毕业后进入山海关工作定居，走得越来越远，必须学会忍受人群中那些犹如钝器袭击而来的侮辱和伤害。
9
关外的语境里，祥顺号是个屯子。屯这个字来自阿尔泰语系，即聚集和驻扎之意，最初指北方带有军事性质的围场。必然也与移民和开垦有密切关系。我祖上虽是汉人，但它是我语言的故乡。
此地的历史与黄河流域遥相呼应。这里有过夫余王国，高句丽王国，辽国，渤海国，大金国，大清国，伪满洲国，中华民国等大国小国。这里的人有过满，蒙古，汉，朝鲜，锡伯，达斡尔，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族系及其分支，也有过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逃难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等异域人群。在中国历史上，这里的人在相当多的时间里统治了包括东北在内长江以北的土地，还出现了统治全国一百六十二年的元朝和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这里是荒凉的，不断在军事上的南迁，更加深了几重荒凉。
这里是流放地。大金国战胜大宋国，将北宋皇帝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数千随从流放到松花江和牡丹江汇合的地方。明末时，满清从山西、河北和山东掳掠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到了清代，这里是流放知识分子的地方。古往今来，东北与中土的文化中心一直进行着彼此的交流。清末民初，饥饿的山东人只有“死逼梁山下关东”，不当梁山好汉，就下关东吧。他们和其它省份为数较少的人闯关东，使得这里一改过去亘古漫长的荒凉。山东人初来此地，有去长白山打猎采参的，有去黑龙江挖煤淘金的，有做行商坐贾的，有当胡子的，或者更多的就像我的祖先那样，放马开山，垦殖土地。
迁徙是一种同一方向的集体移民。公元307年后，西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南逃躲避战乱，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大多去往四川、湖北、安徽和江苏。公元755年后，唐代“安史之乱”，北方人再次南下，规模远超上次，最南到达福建、广州一带，客居南方的“客家人”此时出现。到公元1126年，宋代的“靖康之乱”，南宋在杭州苟且偷生，南迁人口多达五百万，最南到达海南岛和东南亚。明代有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山西人去了河南和山东。清朝发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还有山西和陕西的人出关到内蒙古谋生的“走西口”。以及山东和河北等地的人迁徙东北的“闯关东”。闯关东是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人数涉及几千万。我的祖先单薄而疲惫的背影就隐现在那些贫贱的劳碌命中间。他们哥四个结伴而来，名字分别叫做吕吉、吕祥、吕福和吕禄。
1949年后，迁徙仍在继续。国家派建设兵团赴东北边疆，也有许多东北人随同各种工厂迁往关内。二十世纪晚期，许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和弟弟就属于这新一代千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而更多的人则以农民工的面孔常驻在各个城市里，成为城市化进程时代的另一种候鸟式的移民。只是关外人纷纷涌向关里，却很少有关里人去往关外。
我幼年时经常一个人在祥顺号的野外发呆。闭上双眼，听自己的心跳，感到偌大的星球上只有我独自一人，这神秘的宇宙唯有我自己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那时就预感到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有一个漂泊的命运。无论迁徙何方，都将使灵魂深重。
10
我爷到了五十五岁就深信自己的阳寿早已耗尽。那年他看见我太爷套着马车来接他，车一路到了河沿，眼看就要进水里，有人过来找他，一把抓过马的缰绳，一下子就把马车拽回来了。到了他六十岁那年，他在里屋的床上躺着，又看见我太爷和太奶推门进来了，身上脚上全是水。我太爷进屋就说，还躺着干啥呢，该走了。他就说我任务还没完成呢，还有两个儿子要读书，房子刚盖，还没盖完呢，我不能走啊。这时我太奶就招呼太爷说走吧走吧，不带他走了，他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他退休后常在对我说起这些往事时，还不忘加上一句：
你太爷告诉过我，过去东北不叫东北，叫关外，也叫关东，这个关就是山海关，咱们老吕家以前是关里人，闯关东过来的。
他大概是想让我明白，我是带着一股子闯劲的山东人后代。可我爷究竟是个没脾气的人。他更像文弱的教书先生。怕我奶，被我奶从年轻一直骂到老。怕死，每天不停地走路。怕闲着，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和评书。每当他把收音机调响时，我奶都会恶语相向，大声斥责他小点声。
他说完，我忍不住问，想回山东看看吗？
他就照例用鼻子发出哼的一声，声里带有看穿世事的那种不屑和自嘲：
那能行吗？不行！
我爷退休前是公社会计。他用那手漂亮的繁体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全公社的财政流水。解放初严重缺乏识字之人。有一年县农业局要调他走，他因为害怕与更多的人打交道选择了拒绝。而与他参加了同一个省会计培训班的同学后来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做到国家级的显赫高官。
他如此倔强而害羞，对人群充满深深的恐惧，以至于在我父母的成亲之日他不敢出现在酒席上。他不像有些内心虚伪的东北人表面却故作豪爽状。幸运的是，他从小在我太奶的督促下念过书，这让他后来没有成为一个农民。
也正因这懦弱无能的性格，一九四七年腊月，十七岁时的他被抓到九台县当壮丁也没上过战场。同去的青年人抬起担架，他因身单力薄，就让他做了记账的文书。他这时只想保命，不关心内战双方是谁。他的自私到了极点的胆小谨慎帮了他大忙。这使他轻易度过了漫长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我要走了”，他对同村一起来的人说：“只要跟着雪里的车辙走，我就能找到家”。
他其实是害怕掉进打鱼人的冰窟窿里，以至于不敢跋涉野外。转眼到了腊月最后一天，他在凌晨三点爬起来，揣几个豆包就上了路。刚出门碰上换岗的，他赶紧背过身去装作要解手的样子。乘着这个机会，他穿过门前的一片苞米地。找到路后，他沿着被风雪不断掩埋的车辙痕迹，一路疾走了一百五十里。他归家心切，竟没感到饥渴，连一个豆包也没吃。二十个小时后，他推开家门，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坐在大锅旁正等着他回来吃饺子。我爷看见了，觉得奇怪，问：
也没捎信回来，怎么就知道今天要等我呢？
我那吃斋念佛的太奶告诉他，这全都来自上天的恩赐。她算了一卦，卦上说我爷今晚必定到家。太奶是个不简单的农村女人，她让我爷读书认字就说明了她的见识。此后我爷仕途中最大的官职是乡里的财政所长。退休之后不久，他的名字出现在官方修订的县志上，那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微光。
11
山海关注定要成为我身影如蚁的命运中一个带有暗示意味的庞大符号。2003年8月，我乘坐2224次列车入关。午夜时分，为给快车让道，那列缓慢的绿皮铁罐火车停下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想着爷爷说过的话。我还想起诗人海子，1989年这个安徽人把自己的性命丢在了这里。
山海关古称榆关，又名临闾关。明朝洪武十四年，大将徐达奉命修建此关，往北是燕山，往南是渤海，因此得名山海关。历史上山海关声名显赫。明朝开始于山海关，也结束于山海关。明末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不久迎来新朝。满人大量进入北京，关外反而成为他乡，正如中国最后一个大词人纳兰性德在《长相思》里吟唱：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满人入关后，东北人口开始剧减。康熙初年，东北因为封禁出现大量的无人区。而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政府仍然禁关。成千上万的山东人为了活命，冒着被严惩的危险，用尽各种办法闯入东北。清末时沙俄侵扰东北，为维护统治，清廷默许移民，对垦荒的山东人从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860年局部解禁，1897年全部开禁。山东人闯关东的人数逐年增多，历经几个世纪，最终约有两千万人留在东北。
对我来说，山海关使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名叫《孟姜女哭倒长城》的画册。那是父亲带我在县城长途客车站里买的。这本彩图故事书不同于我铺在褥子下满满一床黑白线条勾勒事物的小人书。我来回地翻看此书不止数年之久。翻到最后，书被拆得七零八落，就被我扔到一边去了，扔到八十年代末忧伤的时光里去了，扔到一片灰白色的空旷里游荡去了。今天，我钻出时间那令人窒息的水面透口气，耳边仍能响起孟姜女因寻夫不见而满怀绝望的哭声。那哭声就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器，烙印在我心灵的暗黑处，将我带入残忍的历史之中。
孟姜女哭倒的那段长城也许并非山海关。这无关紧要。山海关因为孟姜女很早就在我心中抹上一层人间离散的悲剧色彩，多年之后它转化成了一种思乡的隐痛。但在他乡的深夜我宁愿享受这种内心疼痛的漂泊。寻找有尊严的生命，毕竟可以慰藉。
它在我生命里的角色，已成为故乡和他乡之间一个中途的驿站。我的先人过关时如芒在背，感受到它强有力的冷静的审视，继而传递给我的骨子里同样的感受。这就是地老天荒的宿命。尽管可能我的祖先跟我开了个玩笑。他们一帮人闯关东走的可能是海路。陆路要过长城的关口，海路得从山东沿海偷渡到辽东半岛。然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是闯关东。这个关就是山海关。
而一百多年后，我仅仅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离弃了那片我的祖先不远千里而来，并为之哭过爱过、开垦和劳碌了几生几世的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