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寿臣仍然坚持在天津南市等地说评书。其入行几年来，积累了大量演出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出场面极其火爆。据已故评书名家刘立福先生回忆：“……头一天我先奔寿爷那，好家伙，都挤不动了，太火了，掌柜的直朝外让座儿。头一天贴的是《清宫秘史》，哪是说清宫啊，净是包袱儿，观众听得美，他自己说得也美。头一段说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撂‘驳口’（行话，即要钱的节骨眼），把掌柜的给急的，眼睁那么多钱拿不下来呀，门外边还堆着好些人呢。最后急得掌柜的拿着大笸箩冲台上喊‘先生，咱们敛一回吧！’”
从这段描述可以想见，张寿臣先生说起评书来依然保持着相声的特点，依然受到观众们的追捧。
除了《清宫秘史》，张寿臣先生还曾说过《水浒》，并创作了中篇评书《枪毙刘汉臣》、《白宗巍跳楼》、《姚家井》、《丁汝昌破倭寇》等，为评书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的时代，为张寿臣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大染缸里，很少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张寿臣也如乃师焦德海，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这当然与新的社会格格不入，需要尽快予以戒除。
但事情并非那么容易。抽大烟的人是无法做到立即斩断烟瘾的，张寿臣计划从多到少，逐渐减量，以期慢慢戒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代已经不允许其“拖长战线”了，戒烟政策从一开始就十分严厉、不容变通。张寿臣无奈，只好极力克制。
在烟瘾的折磨下，张寿臣到底没能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在情急之中听说西北地区政策松动，可以满足其抽烟的欲望。竟弃生意于不顾，以演出为借口，与陈荣启一起奔赴西安。陈荣启是北京人，初说相声，后改为评书艺人，说《精忠说岳》最为精到。与张寿臣为“发小”弟兄，二人感情颇深，此次陪伴张寿臣远赴西安，将成为张氏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至今，在行内外流传着一个《陈荣启“痛骂”张寿臣》的轶事，讲述的正是二人在西安发生的事。故事大致如下：
二人到了西安，那儿也解放了，张寿臣照样买不着鸦片，没办法。他偷偷摸摸地买了******。
当他正要吸的时候，陈荣启一脚踹门进来，走上去“啪”一巴掌就把毒品给打飞了。陈荣启厉声对张寿臣说：“师哥！你也是有家小的人了，如果还吸毒，对不起！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哥哥，你也没有我这个弟弟，咱们一刀两断！”
听完这话，张寿臣流下了眼泪。
回到天津后，张寿臣戒了烟，但他始终不忘陈荣启。他说：“古人说得好，‘益者有三友，损也有三友。’交友难，交诤友更难！我交到了陈荣启，他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排出烟毒的张寿臣感到一身轻松。再加上其爱徒常宝堃为国捐躯，唤醒了他继承和发扬相声艺术、为国为民服务的热情。其在吊唁爱徒的悼词中提到：“我要向你等学习，师生反作师生。”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
1952年后，张寿臣重新拾起了相声。应邀到各地慰问演出，并先后参加了群声曲艺社、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和天津市曲艺团。此时的他，大多数时候说单口相声，有时仍然说评书。
前文已经介绍过，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功底是极其深厚的。早在其年轻时，就开创了青年演员表演单口相声的先例，以后通过舞台的实践和李德钖先生的点拨，张守臣的单口相声逐渐形成细腻传神、语言生动的特色，被行内普遍认为“同品尝美食一样，经得起咀嚼，余香满口。”1958年出版的《张寿臣单口相声选》，收录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单口相声15段，这些成为后世相声艺人表演单口相声的范本和主要曲目。1962年，张寿臣在刚刚落成的天津八一礼堂进行了其生前的最后一次演出，曲目是其代表作品、单口相声《小神仙》。
除了整理演出单口相声外，张寿臣还开展了另外一项重要工作——传授艺术经验。张寿臣自12岁正式拜师从艺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出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表演经验和对相声艺术的独特理解。在五六十年代，张寿臣已经成为相声界最具权威性的人物，自然要承担授业解惑的责任。其多次拖着已极为不适的身体，为专业相声演员讲课，进行业务辅导，还为天津市文化局口述了二十余万字的表演艺术经验，但由于“****”开始，本已列入出版计划的资料被束之高阁，之后又下落不明，极其可惜。
张寿臣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要懂得为相声添产业”。所谓“产业”，就是为相声的发展多做贡献。哪怕是一种演出方法、一段节目，或者是教授一名合格的弟子，都可以称之为相声这门艺术做了贡献。张寿臣半个世纪以来，就以此为己任，不断为相声发展添砖加瓦。无论从开创性地在竞争激烈的曲艺市场争得“大轴”之地位、极大拓展单口相声的影响力，还是创编的大批曲目、为相声留下大批人才，都为这门艺术增添了动力，实现了延续。如果将张寿臣之前的相声比做一栋房屋，那么，在张寿臣的改造下，其俨然成为一座大厦。
1966年以后，随着**********席卷全国，张寿臣被定为“反动艺术权威”而遭到迫害。直到其去世，寂寞成为张寿臣最大的敌人。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十分不便，精神上唯一的慰藉就是能和同行们多见面，多交流，甚至哪怕在收音机里、报纸上看到有关相声的声音和文字。可是，慢慢的，他发现，这些都变得很奢侈。为了缓解心中的烦躁和抑郁，张寿臣经常坐在胡同口的便道上，哪怕看看过往的行人，哪怕能和遇到的某个朋友聊上两句呢。
1970年，张寿臣病情恶化，身体急转直下。在弥留之际，张寿臣还不忘相声、不忘国家。他对相声的前景表达着担忧：“难道相声这行真的要完了吗？”同时，他也对祖国的统一表达着期许：“台湾解放时，到我坟前大喊三声”……
同年，张寿臣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