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遍遍回忆那个佝偻的身影关门的一刹那……
两个人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两个人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都困了。他们跌倒在草原上，响起鼾声，像有两只鼓在敲。
有一个睡醒了，看见昏昏的月色。他又看看那个沉睡的人，那个人大张着一张嘴。
有一个小人从大嘴的额头上站起来。它有拇指大小。它在光滑的额头上跳舞，不小心从鬓角滑下来，顺着耳轮跌在草丛中，不见了。草原真是一座森林。草影摇晃，月光稀落。它绕过一棵棵细草，向前走，但没有方向。它悠闲，却不担心迷路。又蹦又跳，像只兔子。碰到一条水沟，过不去，就拖一根草棒，横搁在上面。小沟对岸有棵高草，结着串串葡萄一样的果子。它想摘果子，跳来跳去摘不到；往回走，越过小沟，爬上那人的耳轮，消失在额头。
往返五六次。
当小人最后一次渡过水沟的时候，醒来的人藏起了那根草棒。小人满载而归，桥却不见了。慌张，寻找，脸上满是愤怒和绝望。那人重又将草棒放上，小人欢欣，跳跃，回到大嘴的额头，消失。
大嘴醒了。他说他做的梦很可怕。他梦见自己穿越黑色的森林，渡过急湍奔流的大河，去摘树上摘也摘不完的花生，可是等满载而归时大河把桥冲垮了，自己没法过河回家，悲伤恐怖，恨不能立刻醒来。
“但最后你还是过河了，对吗？”
“是的，我相信是神在保佑我。”
一个穷婆子的死
冬天，下了大雪。我和伙伴放学回家，经过我外婆的家门。我们每天放学都要经过这个家门。我忍不住回头往门里张望。满院子的积雪无人清扫。清新的空气中飘逸着一股窒人鼻息的臭气。我想起来我的外婆就要死了。我于是抛下伙伴径直向这个门里走去。白雪在脚下歌唱。我迈上堂屋的台阶，看见一把干菜样的外婆直坐在木床上。木床摆在正屋中央，这是一个预兆。母亲站在床边。我忍住恶心向外婆的身边挪去。她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小泥球。我依稀记得以前我曾经爱着她，而她也爱我和我的表兄妹们。
外婆已经死了。她被包裹在一块肮脏的布里，被舅舅和他的孩子们扔进柴房。那里有个暖炕，已经多年不烧。我记得每年来给外婆过生日，客人总多得坐不下。我和母亲只好蹲在这个暖炕上吃饭。我从来没在她的生日宴会上见过这个老太太。舅舅家现在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两个表妹穿得像叫花子，伸着脏乎乎的小手，鼻子都冻破了。舅舅和舅妈则一例蜷在柴房里，袖着手，看着布里的母亲。一张黑铁锅朝天张着大嘴，好像在唱一首快乐的歌，它知道快过年了。
这只是两个梦。外婆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我的一个暑假里。
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富儿子，在矿上，一个是穷儿子，就是前面写得那个舅舅。她大概是在那年冬天在矿上第一次度过她的生日，也是最后一个。那次并没有太多客人。她因为住不惯楼房，犯了头晕病，在春天转暖的时候回到穷儿子的家，一病不起。等我放暑假的时候，我母亲便只好撂下地里的西瓜到她床前进孝去了。我和弟弟呆在家里，不敢去看她。母亲说她已经不认得人了。
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做一个关于外婆死去的梦。她是一个守了50年寡的老寡妇，一个性情温和的老人，一生从来没有发过怒，没有记过仇。而在我的梦里，她变了。她怒声斥骂她的儿女。她诅咒自己死后变成厉鬼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溺死。她一生怕热，这一回更是热得撕掉衣服。母亲备了一桶凉水放在她的床前。她竟然跌下床去，咕咚咕咚像一个毛驴似的狂饮，而后攥一把湿毛巾狠命地擦自己的身体。一个老年女人丑陋的身体就这样在我的梦中颤颤巍巍。当她重新倒在用干树枝铺就的木床上的时候，枝桠刺破皮肉，血水顺着床腿往下躺。老人就这样死了。一只狗忽然从门外闯进来，横穿床底，刚刚死去的她蹦下床来，僵直的身体跳出门外，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她了。她沿着一个直的方向前进，撞倒院墙，跳过马圈，曾经欺负过这个年老妇女的人都吓得向她身后跑去。她们知道僵尸是不会回头的。
那天下午，我和弟弟曾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弟弟问：“外婆死后会去哪里？”
我说：“阴间。”
他问：“一辈子都在阴间吗？”
我说：“如果阎王爷同意，她还会回到阳间的。”
他问：“还是我们的外婆吗？”
我摇摇头，说：“不可能了，可能变成别的东西。”
他问：“什么？”
我笑着说：“猪呀，狗呀，鸭呀，鹅呀，牛呀，羊呀，拖拉机呀都会变的。”
这时有人来叫我们去看她最后一面。我和弟弟拿着玩具冲锋枪冲进去，看见有那么多舅舅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喝茶。其中富舅正和穷舅嘀咕。我们直奔堂屋。床已经架在屋子中央了，床底下塞满粮袋。以防狗或者老鼠等四条腿的东西从床下穿过，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秸。母亲一把将我扯到一边，尽管她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兔眼，仍然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说我不该只穿了一条裤衩就来。我看着她端起一小碗稀饭往外祖母嘴里倒，全流到脖子上。她用纸给外婆擦拭着，念叨着：“娘，吃点吧。”富舅从外屋走进来，问我的母亲：“怎么样？”母亲说：“吃不下了。”富舅看了看躺在床上那个已经陌生的老人，摇摇头出去。其实我也不认得床上这个老人了。她已经走了形，全身仅有的一点血肉像迅速消退的海潮，只让礁石样的骨头突兀在脆薄的皮肤下面。但她的脸还是红的，透着苹果般的光彩。吊瓶还在她羊腿一样的手臂上滴答着，床沿上是一块一块用掉的卫生纸。她什么也没有穿，只用一些布片盖住肚子，母亲过一会就要检查她的下体，看有没有粪便出来。母亲一遍遍去揩她的****。穷舅进来了，问：“还拉么？”母亲说：“就这一点了。”把泛着黄渍的稀屎递到他面前。外婆最后一次睁开那双亮如鱼子的眼睛，问我是谁。
母亲说：“这不是你外甥吗？”她点点头，说：“哦，是小刚来了。”母亲接着就流下眼泪来，小刚是富舅家的儿子。我已经无法认同她就是我的外婆这个事实了；她现在只是一个将要死亡的人，跟在场所有人的关系都失去了意义。她开始一点点倒气了。母亲后来对我说：“她一定憋得难受，她一定还有什么话要说。”但她只是张了张干瘪的嘴，睁着眼睛，看着我，或者别人；也许她谁也没有看。母亲在放声大哭之前，将事先挂在她脖子上的一枚硬币塞在死者的嘴里，然后抚上她的眼睛。穷舅又跑进来，问：“怎么样了？”母亲说：“没气了。”屋外的人随即涌进来，跪在事先准备好的麦秸上，竞相嚎叫起来。
三天后出殡，人人都知道要下雨。雨下得大极了，花圈和纸钱之类的东西没办法烧，任由雨水打烂。正像人人都说得那样，老太婆一辈子穷命，死了都没有上路钱。仪式草草结束，被雨水打懵的人群慌不择路，夺命狂奔。我也被沿途的荆棘划破了手脚。
家里，厨子老胡正敲着炒锅骂街，但是每个人都还站在雨地里，等着上桌吃饭。临时搭起的饭棚突然被吹来的狂风刮倒——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老气横秋的叹息。我揉着湿漉漉的耳朵，听到这发着哮喘的声音：“棉被还在屋顶上，棉被还在屋顶上。”我迅速找到梯子，爬到舅舅家正屋的屋顶上去，看见一条青色的棉被，正像一块巨大的膏帖平整地贴在这个漏雨的屋顶上面。
姥姥再死一次
断断续续的雨，伴随着疫病，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我从野外归来。村里的主道封锁了，我只好穿过小巷进村。小巷拐角，就是姥姥家。我实在不想让姥姥家的人看见我。因为姥姥快死了，可又总是死不了，在这个持续的雨季躺在潮湿的床上腐烂着。我不想去探望她，不愿意再看到那种恶心的场面。但是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妹，打着赤脚站在门口，看见我，也不吭声。我装做没有看见她，梗着脑袋往前走，不料却撞在姥姥家院墙上。万分尴尬中只得和表妹说了两句，便匆匆回自己家去。
母亲在屋里哭泣，间或又不可抑制的狂笑，笑得喘不过气来。我问爸爸她怎么了，爸爸气嗖嗖地说：还不是因为你姥姥？
我忽然记起，姥姥实际上在许多年以前就死了，是在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还为此写了一个小说纪念，许多细节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不明白姥姥为什么如今非要再死一次不可，何况又是在一个没完没了的雨季。
姨妈所安排的葬礼
姨父死了，亲人们都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发丧。姨妈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充当孝子的任务落在两个表姐夫身上。一辈子没有主张的姨妈，在葬礼程序的制定上突然变得强硬，拒绝族人的安排，所有人必须听从她的指挥。
那天天气很阴沉，直到黄昏日落，夜幕大垂，姨妈才准许出殡。两个女婿走在队伍最前面，后面依次是抬棺的人、两个拼命号哭的女儿和三三两两的亲友。我自然也行走在这个队伍里。整个队伍的人都拼命做出悲伤的样子，张开大嘴哇哇大哭，但却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我跑到队伍前面，悄悄询问我的大姐夫，他告诉我这正是姨妈的主意：只许哭，却不可发出声音。
街上亮起鬼灯。竟然有许多送葬的队伍，从各条道路汇集过来。我们实在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死人在同一天出殡。为了不造成混乱，姨妈命令我们的队伍绕行小路。
那条小路需要穿越树林，这个树林平时都没人敢进去。两个姐夫虽有些为难，也得照办。道路隐没在树林阴暗的草丛中，打起灯笼都很难看清。队伍在树林中盘桓，丝毫没有发觉已经迷失方向。一开始还只是草地和沙地，后来竟延伸到陡峭的山路上去。碎石遍地，随时都会硌疼行人的脚。大家忍受着磨破的双脚前进，走进一条狭窄的山谷。
山谷两边有石头垒起的高墙，高墙上生满厚厚的青苔。无人知道墙壁的另一面有什么。在两道墙壁之间，勉强可容纳两人并行。两个表姐夫并排走在前面还凑合，而那些抬着棺材的人就很困难。棺材在这个巷道里显得异常宽大，不时磕碰在两边的墙壁上，磨掉棺材上新鲜的油漆，造成一块又一块伤疤。
走到山谷尽头，一截矮墙挡住前路。两个表姐夫相互看了看，抬起脚，一起站到矮墙上，纵身跳下去。我趴在矮墙边探身往下看，几分钟之后，才听见两件物体落地的沉闷回声，吓了一跳。队伍停下，许多人打着灯笼，往矮墙下张望，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吃力地沿着矮墙石头间的裂缝，攀缘到底部，看到趴在那里的两个表姐夫。其中二姐夫已经摔得血肉模糊，再也分辨不出手臂和大腿；而大姐夫似乎还有一口气，看见我下来，便举起那只血淋淋的手臂，让我看他那受伤的肘关节。我摸了摸那个伤口，摸得满手是血。
“这是必不可少的仪式。”他说。
他沿着墙壁缓慢地站起，看看趴在一边的二姐夫，轻微叹一口气，然后抬起头，自豪地向上面喊道：“好了，你们也都跳下来吧。”
爷爷的遗嘱
父亲将爷爷肝癌晚期的病情告知爷爷。爷爷很平静，跟儿子说：出院。
爷爷出院后再也没有下床。那时我三岁，天天在爷爷的床上厮混，喜欢吃爷爷用胳肢窝给我暖热的玉米窝头。奶奶对此感到无比恶心，从不靠近爷爷的床榻。
爷爷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等到把两个孙儿带大。我妹妹那时只有一岁，还在妈妈怀中。
村里正流行鸡瘟，邻居家的鸡都死了。爷爷把儿媳叫到床前，说：快把家里那只大公鸡藏到地窨子里去，许能躲过鸡瘟。
爷爷又说，过几天办他的丧事，招待客人时这只鸡有用场，省得到时再花钱。
奶奶无可悲伤
困难时期的家庭生活，无非围绕着吃展开，偏偏又没什么吃的。
一茶碗棉油，炒菜要用一个月，一小碗猪油——我们那里叫腥油，要吃一个冬天。说起猪油，我小时也吃过不少，白白的，凝结在小油罐里，炒菜时用勺子挖一点放油锅里，味道特别冲；冬天，用猪油冲开水泡煎饼，很香；直接把白白的猪油抹到煎饼上，嘎巴嘎巴地吃，也香；又或者把粗盐用猪油炒了，泡粗盐水喝，也是很香的。在没什么可吃的年代，人们总会变着法儿弄出许多“美味”来。
我奶奶怕腥，从不吃猪油，自己用棉油开小灶。冬天很冷，奶奶要等到太阳晒满院子的时候才起床，而爸爸妈妈早就起来弄饭吃了。奶奶半卧在外屋的床上，看着爸爸妈妈吃完才下床，棉袄半披着，也不系扣子，自己开始在小炉子上做饭。因为有气管炎，妈妈怕她害冻，忍不住提醒她系上棉袄，她却听不进，还说敞着棉袄坐炉子跟前，胸口才暖和。她自己做饭炒菜，倒不怎么吝啬用油。菜熟了，也不起锅，直接拿筷子在锅里叨着吃。吃完了，锅里还剩下一些油，再添点水，打个汤，喝下去。
等妈妈怀上我之后，奶奶才准许妈妈也吃一点棉油，因为孕妇吃猪油很容易拉肚子。结果一茶碗棉油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就发脾气，妈妈只好还是回来吃猪油。夏天，奶奶用粮食换了个西瓜，偷偷在自己房里吃。小姑回来，要给孕期的妈妈送去几块。奶奶大声说：“还是你自己吃吧，别给你嫂子那屋里送了，你嫂子吃西瓜会拉肚子的。”
家里有只老母鸡，每天下一只蛋。奶奶总是候在鸡窝旁边，一俟母鸡下完蛋，立刻把鸡蛋拿走，为防止被家里人看见，还把拿鸡蛋的手藏在长襟褂子里面，好像地下党揣着手枪吓唬人似的。攒上四五天，就是四五个鸡蛋，也正好到村里开集的时间，奶奶就用手绢包了鸡蛋，赶集去卖。家里谁想吃一个都不成。那时的鸡蛋，是乡村里的硬通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