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
空印案与郭桓案是怎么回事
太祖除了大肆杀戮功臣如胡蓝之狱，还残害官吏，如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朝廷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的官吏都要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事情。经过户部审核，遇到钱粮开支有不符合规定的，就要驳回重新填造。但各布政使司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以，那些进京报告地方财政情况的官吏们就预先带上已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一旦遇上被户部驳回原拟钱物数之事，就立刻在空白文书上改填，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地方长官都判处死刑，副职打一百棍发配戍边。
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贪污，于是兴起大狱，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处死，获赃银七百万两，犯官的供词牵连到直隶省所辖的地方官吏，被拘捕处死者数万人。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查认为赃款窝藏之处遍天下，百姓之间的中等人家也因此而大都破产。民间怨声四起，太祖就亲自书写郭桓等人的罪行公布，又判处右审刑吴庸等人死刑，以压天下之怨。
这两起案件牵连被杀者达几万人。
明太祖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
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朝廷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丞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加强皇权，太祖对此进行了改革。
明初，行中书省的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容易和皇上发生矛盾。太祖洪武初年，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徐达大部分时间带兵征战在外，都没有和太祖发生矛盾冲突。但在胡惟庸担任丞相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下，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他专权独断，“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各官署长官给太祖的奏折，都先取阅，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擅自扣压不往上呈。于是出现了被罢职的和想做官升官的都争着去走他的门路的现象，他收到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数。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职。朝廷政务由六部分别处理，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而各部的长官又直接听命于皇帝。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
太祖出身贫寒，虽读书不多，但争夺天下时却很注意访贤纳士。明朝建立之后，太祖又以荐举、科举、学校教育等方式来招揽人才。但当时有一部分文士不愿出来做官，有的为了躲避朝廷征召，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等方式。太祖重视文人，又有所猜忌，部分文人不愿和他合作的态度，加深了这种猜忌，再加上一些功臣武将的挑拨，使他兴起了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在文字细节上挑毛病，编造罪名迫害作者。太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非常忌讳“光”“秃”“僧”这些字眼，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觉得刺眼。他早年投身红巾军，就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了也生气。明初，地方官在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章，都是由学校教官代作的歌功颂德的言辞，却屡屡惹得太祖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句，太祖就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太祖认为“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下令将作者处死。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造成了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明朝大军深入漠北征伐北元的战争结局如何
明军占领山西、陕西之后，扩廓帖木儿仍盘踞甘肃。为了彻底攻取西北，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正月，派兵分两路进歼元军。徐达率领的西路军于四月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北）全歼扩廓所部，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逃脱，由宁夏奔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入沙漠追歼元朝皇帝，攻克应昌（今内蒙古清平）。当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李文忠率领的部队俘虏了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等。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向北逃到和林旧部。元朝残余势力被迫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明朝北边防御趋于稳定。但爱猷识理达腊仍委托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对明朝廷仍然是一种威胁。
洪武五年（1372）正月，太祖派十五万大军分中东西三路进击扩廓帖木儿。徐达率五万中路军出雁门，于野马川败蒙古军队。五月，进至岭北（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北），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所部激战，明军失利，死亡数万人，徐达收兵守塞。冯胜率五万西路军至甘肃，一路多获胜，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守将卜颜帖木儿率领全城投降，又收取瓜州（今甘肃定西偏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李文忠率五万东路军从应昌出发，至口温河（从西南流人内蒙古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刺莽、胪朐（lúpú）河（今内蒙古境内克鲁伦河），敌人惊溃。李文忠留下辎重，每人携带二十日的粮食，继续追击，至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蒙古国西南部）。双方多次激战，李文忠虽有掳获，但损失颇大，多名将领战死。后敌人逃走，李文忠也率军队返回。整个战争至六月结束，中路军失利；东路军虽胜负相当，但损失较大；只有西路军攻取了甘肃，打通了往西域去的道路，并没有达到消灭扩廓的预期目的。
这次出击，明朝廷派遣精兵强将，却以基本失败而告终。朝廷意识到消灭残元势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
明朝进军辽东与云南的战争胜负情况如何
灭掉夏政权之后，明朝就着手准备消灭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二者均沿用元朝年号，遵从元宗室的命令，各据一隅之地以对抗明廷。尤其是纳哈出，占据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辽阳（治今辽宁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与元朝遗臣和地方军政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明势力，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北方的安全。由于云南离蒙古本部较远，势单力孤，易于攻取，太祖就先集中兵力攻取云南，然后又挥兵东北。
云南的残元势力大致分三个系统，以直属于元朝皇帝的元梁王为主。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至十四年八月期间，明朝廷不断派遣使臣招降元梁王，但始终未能成功。多次招降不成后，太祖于十四年九月派傅友德率军三十万攻取云南。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曲靖（今云南曲靖）、昆明（今云南昆明）、大理（今云南大理）等地相继被攻下，元梁王自缢而死。十五年闰二月，云南各地全部归顺。此后，明朝廷派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平定辽东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洪武二三年间，明廷多次招降，但纳哈出都不予理睬，以拥兵数十万为恃，与明军对抗。其后多年中，纳哈出不断袭击边疆，给明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在这期间，明廷逐步招降辽东的其他残元势力以孤立纳哈出，又建立粮饷供应基地，为攻取辽东做了充分准备。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太祖派冯胜、傅友德等人率军二十万北征，明军集结于通州（今北京通州），进逼纳哈出，又派降将乃刺吾（原纳哈出部下）继续劝降。三月，纳哈出见明军压境而己方军心涣散，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率二十万余众归降明朝。明朝以有征无伐的方式平定辽东，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建文帝是怎样当上皇帝的
太祖开创明朝之后，为立储建嗣之事颇费心思。最终，他确定了“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
洪武元年（1368），太祖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不幸早逝。按理，下一个继承人应是朱标的长子，但其长子早夭，第二子朱允炆（1377～1402）便居长了。朱标死时，朱允炆年仅十岁。为了不引起皇位之争，太祖立其为皇太孙。
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和早夭的幼子外，都被封为亲王。这些亲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他们手握重兵，对皇位虎视眈眈，根本不将朱允炆放在跟里。尤其是燕王朱棣，雄才大略，英毅殊众，深得太祖的器重和信赖。朱允炆聪颖好学，为人仁厚孝友，太祖虽然非常喜爱，但对其优柔寡断又深感遗憾，为此，他曾一度有易储之心。朱允炆最终能够登上皇位，除了有一帮大臣力保之外，也与其仁厚的性格有关。太祖为了让他得到锻炼，常常让他学习律法，熟悉政务。当时太祖的统治十分严酷，朱允炆则以宽大辅之。他阅读《名例律》时，认为所订过于严苛，要求改订五条，受到了太祖的称赞。他说：“申明刑法，不过是为了辅助教化，凡律例中涉及五伦的，都应当适当地修改，以顺乎人情。”于是他便考《礼经》，参以历朝刑法，又改订了七十三条。他处理刑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智也让朱元璋颇感欣慰，说：“太孙不但仁德，而且明断。我可以无忧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辞世。根据遗诏，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即惠帝。
建文帝为什么要采取削藩政策
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封诸子为王，认为这样就可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他将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朱元璋兄之孙）分封在全国要害之地，想要他们辅佐王室。这些亲王权力很大，除了享受很高的待遇之外，还可以带兵，特别是北方边境地区的亲王，在与北元的军队作战时，还可以节制诸军。例如燕王朱棣曾被授予“节制沿边士马”的大权，统帅边防军防御元朝残余力量，还多次领兵出塞，深入蒙古草原，立下赫赫战功。
诸王领兵，确实对明初边防起过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一层隐患，那就是藩王们拥有久经战阵的精兵锐旅，如宁王有甲兵八万，燕王拥劲卒十万，这些兵力由藩王自行调遣，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这些手握重兵的亲王无不觊觎皇位，不将皇太孙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感到问题的严重，深以为虑。一天，他在皇宫的东角门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各位叔父都拥有重兵，他们不驯服，应该怎样对付？”黄子澄举了汉朝平定七国叛乱的例子，说道：“诸王拥有的护卫兵权仅仅够保卫自己。如果他们发动叛乱，朝廷派大臣加以镇压，他们是无法抗拒的。汉朝的七国并非不强，最后都失败了，不仅由于大小强弱的力量对比，也由于他们的行为违背礼法，朝廷镇压名正言顺。”朱允炆说，有这样的先例，我就放心了。
建文帝登基后，与分封各地的诸王王权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建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想要通过剥夺诸王的权力巩固统治。而诸王都是建文帝的叔父，拥兵专制，雄据一方，甚至有“问鼎”之心。皇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终于兵戎相见。
靖难之役是怎样开始的
建文帝即位后，即在齐泰、黄子澄的谋划下，加速削藩之举。他们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最强大的燕王朱棣（1360～1424）。按照这个计划，建文帝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派兵袭击并逮捕了周王（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迁往云南。惠帝建文元年（1399）四月到六月，又先后逼湘王朱柏自焚而死，囚齐王朱樽于京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废岷王朱楩（piǎn）为庶人。五王被削，仅用十个月左右。与此同时，朝廷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以削除他的兵力。除此之外，朝廷还采取派遣奸细、收买内应、布设耳目等手段来刺探燕王的行动。建文帝认为准备停当后，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没有成功。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布政使张昺（bǐng）、都司谢贵被朱棣诱杀，北平城也为燕军占据。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朱棣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靖难，即平定内乱的意思。
建文帝失踪之谜是怎么回事
燕军入城时，宫中起了一场大火，混乱中不见了建文帝。燕王朱棣下令紧闭宫门、城门，仔细搜索数日，但毫无结果。有的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的则说建文帝从地道逃走。其结局如何，众说纷纭，奠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
自焚说：据《太宗实录》记载，南京金川门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遂关上宫门举火自焚。燕王远远望见宫中火起，急命手下人前去救火，但为时已晚，等燕王等人闯入皇宫时，建文帝已被烧死。朱棣命将残骨捡出，哭着说：“小子无知，乃至此乎。”葬以王礼。
出亡说：建文帝被烧死的史实虽在正史中言之凿凿，但他在城破前就已出逃的传闻却在民间甚为流行。
相传，燕军入城时，建文帝左右都劝他逃亡。建文帝计无所出。急召翰林编修程济问计。程济答道：“天数已定，出走可免。”于是为建文帝剃发，换上僧人服，从御沟逃出城去。一会儿，宫中失火，皇后马氏投火自焚，人们纷传建文帝也死于火中，成祖以礼葬之。建文帝逃出后，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其他有关的传闻、记载还有很多。
一说程济建议建文帝出逃时，有太监奏说太祖临终时留下一个匣子，遗命“临难时开启”。打碎匣子后，发现内有和尚度牒三份，并有袈裟、鞋帽、剃刀等物及白银十锭。匣中还有朱笔大字，指明出逃路线。程济为建文帝剃发披袈，按匣中所示路线出鬼关，果然有小舟接应，因而得以逃出。
还有一种说法说燕军入城后，建文帝绝望，下令举火焚殿。当他准备赴火自焚时，一个太监表示愿以身代之。于是，建文帝将御用冠服赐予他，自己乘乱逃走。这个太监就穿戴建文帝衣冠，乘白马，加鞭奔人火中。人们远远看见，以为是建文帝自焚而死。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官修正史和许多史家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明史·惠帝纪》记载，燕军人城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又接着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两说并存，显系没有把握。在其他人物传记中，又露出一些有关惠帝出亡的端倪。而从燕王朱棣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他也不相信建文帝已死。之所以听从臣下建议，以王礼葬了火中尸骨，只是为了安定人心，让惠帝的支持者们绝望罢了。
总之，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成为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明成祖为什么要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