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东子，男，二十五岁，未婚。
我在西南二环的一幢老居民楼里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一个人住。房子在二层，破破旧旧。刚住进来时楼道还装着感应灯，后来一些灯泡坏了，一些被偷走，人们不再继续交服务费，到了晚上灯也不会亮了。
我在小区对面的商贸一条街租了一家店铺。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唯独夏日午后一场暴雨来袭，小街巷里立刻空空荡荡，不少店铺也都闭紧了门户，难得的清静时刻。
大学毕业后我被浩浩荡荡的毕业生大军生猛地挤出就业队伍，在家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半年。期间报名了下一年举行的研究生考试，专业课本还没翻过半就遭遇了女朋友提出分手，伤心难过的同时陷入了怨天尤人的悲惨世界无法自拔，直到翻过了公历新年仍旧不见半点好转，研究生考试连准考证都没打印，正式宣告投降。三个月后开始进入春天，城市上空飘满柳絮，好像要将整座城市填塞到不剩一个缝隙。我拉开窗帘，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世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打车从北四环的家出发前往西南二环的这条商贸街，这家店铺。门口贴着写有“转让”字样的白色纸张，店主老头一个人坐在店里若有所思。
我向家里借了钱，盘下了这家店。老头临走前让我为他做了我的第一单生意，之后，出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间他经营了很多年的店。
我是个懒人，店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没挪窝，门上方沿袭了老头经营时悬挂无字牌匾的习惯。屈指可数的几处改动包括：添置一把躺椅，更换摆放在门右侧脸盆架上的脸盆、毛巾和香皂，揭下门上贴着的印有“转让”二字的纸张，打印“改写记忆”四个字并张贴于门上此前纸张占据的位置。
没错，我拿记忆做生意。
人们所拥有的每一段记忆都被写在一根根极细的记忆线上。大脑用它独有的方式去记录人体感知并接收到的信息，又在需要的时候以它的方式解码、读取。一部分记忆似乎印象深刻，那是因为人体接受的刺激强烈，大脑写入的内容充实，占据的体积也更大；其余那些可有可无的部分，则是因为在录入过程中仅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以至于需要回忆的时候，总显得朦朦胧胧，似是而非。这些记忆线附着在脑颅上，一根被写满便又会再生出一根崭新的用来书写。
而我的生意，就是在这一根根一段段的记忆中找到你想删除的那些片段，把它们剪去，在与记忆线结构几乎相同的材料上写入新的记忆，替换被剪掉的那些记忆线片段。
大多数在店门外驻足的客人进门后都会经历一段近乎相同的过程：用半信半疑的眼神打量整间店铺的陈设，又略带紧张地向外张望几下，关门，坐在我面前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和需要被改写的记忆。有人说着说着竟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有人渐渐眼神漂移，描述也时断时续，到最后整个人完全呆滞了。然而，不论起初是以怎样的姿态与表情落座，不过个把小时后，客人们都会带着被修复的记忆满意地交钱离开。
我洗净手，打开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喜欢搬躺椅坐在店门口看门前的街道。人群川流不息。每个行人都带着独一无二的故事：年轻的，苍老的；悲伤的，喜悦的；一无是处的，或是功成名就的。这些故事在他们的皮肤上跳跃，在唇齿间呢喃，在肥大的衣服掩盖下静默，或者藏在凌乱的头发里瞪着眼四处张望。他们是从未知远方来的旅人。没准下一秒就会有谁走累了，想进来歇歇脚，坐定，开始讲述自己的那一段故事。
大概是自我接手这家店过去两个半月后的一天。
前一日上午大学同学结婚，在婚宴上得知同班的另外几位同学半年之内也要陆续操办婚礼。毕业后闪婚的一位男同学带着妻子一同赴宴。一时半会儿结婚这事儿没什么着落的几位倒也坐满了一桌，有的羞怯地说自己已经有动作了，有的则狂妄地说压根懒得开始找。大学期间感情一直十分稳定的我因遭遇感情巨变，于是乎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了饭桌上热议的对象：同情、惋惜、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以及吵嚷着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拉倒得了。
宴席散伙后我搭地铁回家。虽然仍旧在同一个城市，但家在城北店在城南，平时因忙着生意也无暇奔波，只能趁周末父母休息回家看看；若是周末店里来了客人，回家计划也便只好一拖再拖。三个人围着餐桌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母亲擀着饺子皮问起我刚参加过的婚礼，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我。趁饺子下锅的功夫赶紧打岔结束了这个话题。
第二天约了客人，于是起个大早。周日早晨的地铁线没有往日那么拥挤，但纵贯城市南北的主干线还是迎来送往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乘客：父母陪同去上兴趣班的小学生明显还没睡醒，一只手揉揉惺忪的睡眼，另一只抓着扶栏的手里还攥着装有包子的塑料袋；旁边一对情侣高中生模样，虽然双休日里没有穿校服，可嘴里念叨的同学老师的那些事儿还是半步不离高中生活；靠门坐着的大妈直愣愣地盯着对面车厢壁上悬挂着的电视，美食节目主持人把葱段姜片扔进油锅里翻炒……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客人已经到了，因为看到卷闸门紧闭着于是打来电话确认预约。
从主干线换到环线又坐了三站地。出地铁至多五分钟就可走到店里。太阳已经出来了，夏日的燥热明目张胆地渗出地表向上蔓延。走在街旁店铺投下的阴影里，伸手进包里摸索卷闸门的钥匙。
“您就是老梁吧？”之前的电话里他如是介绍自己。
客人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性，目测有一米九高。黑发，自来卷。穿黑色T恤，黑色牛仔裤，黑色帆布鞋。
“对。我朋友之前来你这儿做过。我也有东西要写。”他说着掏出一张写了字的信纸递给我。
我一手推回他递来的纸，一手打开玻璃门示意他进去，“先不着急看，聊聊就清楚了。”
老梁是名在校大学生，专业是化学，暑假过后即将升入四年级。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甚至略显单调：上课，做实验，填写实验报告，和女朋友一起背英语单词、一起吃饭，熄灯前赶回寝室睡觉，天亮后开始又一轮的重复。女朋友和自己同年级同专业但不同班。大概因为身高都很突出的缘故，入校不久两人便熟识了。开学一个月后迎来国庆假期。9月30日晚，包括女孩在内的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约定第二天一起去位于市中心的广场看升旗仪式。在广场附近的24小时快餐店过夜，几个人有吃有喝稀里哗啦地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看完升旗仪式后半梦半醒地乘车回学校补觉，并相约睡醒后再一起吃晚饭。10月1日，老梁在去餐厅的路上与女孩相遇。老梁提议两人脱离组织，去学校外的饭馆改善改善生活。一个半小时后，两人牵着手离开饭馆，正式在一起。
“上学期结束后，我照旧在她楼下等她，打算送她去火车站。她拎着皮箱从宿舍楼走出来，我还笑着迎过去。她忽然停下脚步说，不要送了，我们分手吧。”
这么算来，这一幕发生在一个月前。再向前推几个月，我还能清楚地看见女朋友和我分手的场景。当晚7点，我俩都准时出现在约好的饭馆门口。她还带着在单位的那套妆容和表情来不及换。我拎着刚买到不久、纸盒上还冒着冷气的蛋糕，微笑着对她说，“生日快乐！”她说，“咱们分手吧。”
我能想象得出老梁当时僵在原地的尴尬样子。
“你要怎么改？”
“把她从我的记忆里抹去吧，”老梁不时地用右手调整左手手腕上手表的位置，“原本想只记住美好的时刻，把最后的一幕忘了，可不管怎么努力都没办法不去想。与其想起来总觉得遗憾，不如全都忘了来得直接痛快。”
我小心地打开老梁的颅骨，轻轻用手捋开缠绕着的记忆线。照惯常程序，我会先用记号笔标出需要改写的片段，之后在标记了的位置剪切粘贴都容易许多。依着他的描述，认识女孩是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发生的事儿，所以只需要查看此后的记忆即可。我戴上老头留给我的、专门用来阅读记忆线的眼镜。三年前的夏天。没错，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故事了。
“9月4日，我见到了寝室哥们描述的那个在开水房遇见的高个儿美女。依我看长相一般，不过身材的确不错。”
“9月5日，原来那姑娘也是我们化学系的新生，但不是我们班的。”
“9月5日下午，她参加了新生干部竞选活动。中午我还和寝室哥们说好一起参加的，可报名的时候又怂了一下。看他们各显神通的拉票环节也挺有趣。我们化学系光这一届新生里就有不少牛人，对未来的四年可真是充满了期待啊！我投了她一票。寝室哥们成功当选新生主席，没投他票的事就先不告诉他了。她当选了文体委员。”
“9月5日下午，她径直走到我面前，问我长这么高为什么不一起参加排球队，我一下子懵了，敷衍着编了个答案。干嘛不当时立即答应她？”
“9月1日，原来报到那天我就在学生超市见过她。”这一段看起来是后补的。
“9月7日，晚饭前路过排球场，她在打排球。她说她高中时就是校队队员，接球的一招一式当真挺专业。”
“9月8日，推迟半小时去吃饭，天已经有些黑了。路过排球场，刚好遇到队员结束训练。她向其他人介绍我，同时再次邀请我加入。这次我没犹豫，答应了。”
“9月15日，第二次参加训练，两个小臂因练习垫球都肿了。她竟然拍拍我头，说多练练就习惯了。”
……“9月30日下午5：50，长假前的最后一节课。老师提前十分钟下课。我和主席赶紧冲回寝室放下课本去小池塘边同其他几个同学汇合。她已经到了。大家约好出去大吃一顿喜迎长假的到来。”
……“9月30日晚，她百无聊赖地转了转餐桌上的圆形转盘，提议说，不如结账后去市中心的广场附近找个地方待着，明天一早看升旗仪式。从小学起我已经被组织参加过无数次这样的活动，不过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我也附和着答应了。”
“10月1日凌晨，大家都分享了各自的高中生活，她也不例外。一群人有说有笑，竟然一点儿不觉得瞌睡。”
“10月1日上午，升旗仪式前几个人还精气神十足，旗一升到旗杆顶，大伙儿都像放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她靠着我睡着了。”
“10月1日晚，早上散伙前大家约好补足了觉晚上一块聚餐，结果在去餐厅的路上先遇到她。在餐厅门口等了二十来分钟还不见其他人来，于是我俩临时决定脱离组织去学校外的饭馆吃。边吃边聊，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盯着我几秒钟，之后笑着点头答应了。”
……“11月11日，我俩在一起已经一个半月了，也因此光荣地被从光棍节活动名单上剔除。天气越来越冷，排球队的训练也因此取消。”
……“1月15日，送她去火车站。计划下一个假期一起去她老家玩。”
……“7月6日，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整个人都要被热蔫儿了。和她一起去购物中心地下一层的冰激凌世界。她嘴角上粘着一块儿巧克力碎，我一直没告诉她。”
……“12月31日，未来三天假期都要在实验室度过了。去超市采购食品，她顺带买了几根头绳，说要扎起头发专心搞学术。扎起头发的她也特别好看。”
……“4月27日，男队训练提前结束，她要我先走，说自己还要带队员多练一会儿。”
……“5月18日，校际联赛决赛日，她带领的女队获得冠军。给她照了很多相片，捧着奖杯的她笑得真美。”
……“7月9日，在女生楼下等她，准备送她去火车站。她拎着皮箱走到我面前说，不要送了，我们分手吧。”
“7月9日晚，收到她发来的一条很长的短信。‘老梁，可能你现在很生气，也可能对我彻底失望，但不论如何我都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关心与照顾，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原谅我粗鲁地把这段感情终结，因为相处久了我渐渐发现我们俩并不适合对方。如果你愿意，请把以前快乐的时光打包；如果不能，请将这一切忘记。’”
“7月10日清晨，一直以来，她在我心中都是一个认真对待一切的人，认真学术、认真训练、认真生活，可没想到她仅有的一次不认真的经历，竟然是用来对待我们的感情。分手的缘由就是一个简单到略显寒酸的‘不适合’，连多一句的解释都没有。我确实尝试忘记，可忘记哪里像她说的那么容易。”
我看着被标记得密密麻麻的记忆线，一时竟不知该从何下手。从第一次看见女孩起，老梁的记忆，或者说他的全部生活，就被这个女孩填得满满当当，一丝缝隙也不留。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陪着她、看着她、想着她，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两个人始终在一起”成为了他认为最理所应当最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以至于忽然面对分开后一个人的生活竟然不知所措。手忙脚乱中想去抓住眼前要溜走的，没想松手的瞬间，还冒着新鲜冷气的蛋糕便直愣愣地摔在地上，砸个稀巴烂。
我又仔细看了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标记笔记号。抹去女孩无处不在的存在近乎等同于重写老梁从认识她至今的全部记忆。不过既然接了这笔生意，无论如何都要如他所愿地修改好。
我从抽屉的保温盒里抽出一根空白的记忆线，顺着插孔放进刻字机里，开始在键盘上输入：“9月5日下午，新生干部竞选活动。中午我还和寝室哥们说好一起参加的，可报名的时候又怂了一下。看他们各显神通的拉票环节也挺有趣。我们化学系光这一届新生里就有不少牛人，对未来的四年可真是充满了期待啊！寝室哥们成功当选新生主席。”之前两段关于女孩的记忆可以直接剪去，这一段用新写好的直接替换即可。我把刻了字的记忆线段放在剪好的豁口处，用手指轻按压接合处，很快，新旧两段记忆线就在人体强大的愈合作用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甚至没有丝毫改动过的痕迹。
装好最后一段修改过的记忆段落，墙上的挂钟显示已是凌晨2点41分。这一夜过的沮丧万分却又成就感十足。那些关乎爱情的事，都和我手中拎着的那块生日蛋糕一样，甜美诱人，不断散发着证明自己无比新鲜的冷气，像神秘云雾一样环绕着藏有珍宝的岛屿。可倘若一不留神从手中滑落，它便被摔个颜面尽失体无完肤。你也无心将它捡起拾掇干净，但七零八落的部分所到之处都留下难以清理的黏腻痕迹，搅扰地人不安宁。
我起身活动活动脖子和腰。端坐着、盯着如此精细的东西一整天，整个人似乎要僵化了。等下一次天亮，从睡梦中醒来的老梁，应该会感到十分轻松，那些他不想保留的片段，都已经一个不剩地离开他的脑海，在这个更广阔的不知所谓的世界里，孤零零地成为不属于任何人的记忆。
我继续走，身旁的低矮植物都像患了白化病似的：绿色并不自然，调色板上肯定有没清理掉的白色颜料，要么是一不留神在清茶里滴进了牛奶，一种不清爽的绿色。
我用手拨开低矮植物。之前肯定也有不少人走过相同的路，被踩平的草自发地形成了一条道路。
可是它们到底要到哪儿去？
我沿着草径前行，路过一丛紫色的小花，不远处有一件白色褂子被风吹得不停晃动，大概是一角挂在了植物茎秆上，想逃也逃不走。
我取下衣服，披在身上。我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一片低矮的植物从中，赤足踏着被人走过的路。风呼呼地吹，我忽然感觉到有点儿冷。我裹紧白褂子。
逐渐意识到植被正在缓慢变高，刚才还穿行在及膝的植物丛中，现在已是及腰的高度。我走得有些吃力。好像身处一大片麦田。走过之处衣角带过一缕缕金色的粉末。已经看不见前方道路。
我试探着朝一个方向走。没有标志，没有参照物，头顶是宝石蓝的天空镶嵌着绵延成片的云，云流动极快，低处有几朵小的好像被嵌了边明晃晃的，更加显眼，像人造的，像悬在舞台上空用作装饰的布景。植被丛一望无际，再走几步已经高到脖颈的位置。用手拨开近处的，不远处一模一样的植物仍然随着风在轻轻晃动，踮起脚看，更远处的植物似乎摇晃得更有节奏更守纪律，像波浪，像衣服上装点用的流苏。
我继续前行，我不敢保证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走。我已失去方向感。神明在空中向下俯视，我只是在金色布景里漫无目的游荡的一个小白点。
略微感到口渴，但始终没有饥饿感。想知道走了多久，于是下意识地抬头寻找太阳。向四面八方寻找，却未曾看到一点太阳的踪迹。难不成已经被这宝蓝色的天空所吞噬？
再抬起头，又好像出现了无数个太阳，光照之强烈着实让人睁不开眼，天空和云一瞬间被这光芒笼罩。似乎要晕眩。低下头，从无数个方向投射来耀眼的光线。忽然丢了自己的影子。
不知从何时起已置身于一片树林之中。不同种类的兰花寄生在高大树木的粗壮树干上，茂密的植物顶端掉下许多触手般的幼小茎叶，末端害羞似的微微卷曲，像羊水中沉睡的婴儿蜷成一团。树荫投影的缝隙间长出颜色各异的花，花瓣细小、叶片萎靡，好像因为长期缺乏氧气与阳光而成就了这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一米外矗立着一棵高大的芒果树，叶片层叠的影中悬挂着大大小小的芒果，绿色的果实上泛着小块的暗红。站定了仔细看还能发现许多快速移动的更小的影子穿梭于芒果之间，是忙不迭扇动翅膀的蜂鸟。
略微感觉有点儿热，额头、脖子和手心都开始出汗。赤裸的双脚被密林潮湿的地面弄得湿漉漉的，搞不清是汗还是水。
刚想伸手，发现额上的汗珠已被拭去。
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大滴的雨点也同一时间打在头上脸上，狂风四作，挟着雨水从四面八方袭来，白色褂子瞬间湿了。心中忽然泛起莫名的烦躁，全身都开始出汗。
想跑。尚未成熟的青绿色芒果被大风吹得疯狂摇晃，大个儿的太重禁不住，晃几下便从枝头掉了下来，砸在地上发出闷的响声。
“嘭”一声，我被惊醒了。睁开眼，是手中的芭蕉扇滑落在地上。夏天的午后，在躺椅上小憩，稍不留神就昏睡过去。踩在门槛上的双脚已经被雨水打湿。面前的街巷一片狼狈。暴雨来得太突然。
合眼之前还是阳光明媚，人们在街上闲逛。许多家店铺为了招揽生意，把那些千奇百怪的商品都摆在店门外的小摊上。本身不太宽敞的小街，一下子显得更加拥挤了。人们三三两两地，情侣牵着手，父母领着小孩，老人抱着婴孩，还有半大点儿的相互追逐着去上学的小学生，往来于这条街巷。他们在你的视线中停留也不过几秒钟，但已足够写一段故事。你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他们安排剧本、服装和道具，他们走过场，摆了表情，做了动作，讲自己的台词；也许不是你设定好的那几句，也许有些人声音太小你压根儿就听不见，但这就已经足够了，足够写下无以计数的各不相同的故事。
很快下一段故事就要开始。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出现又消失，他们出现的画面不过持续几秒钟而已。
豆大的雨点飞速落下，捎走悬浮在空气里的颗粒，冲刷着小街的路面。斜对面的文具店闭起门窗，门口散落着几张动画贴纸。那些已被水泡烂的贴纸诉说着此刻整条街巷的狼狈，也重现了暴雨来袭时店主人收摊时的忙乱。
我依旧敞着大门，听哗哗的雨声。一到下雨的日子，气压变低，小屋内便闷热难耐。屋里的大吊扇即便竭尽全力工作也仍旧无济于事。索性坐在门口吹吹风，雨太大屋檐遮挡不住便让它们淋在自己身上。
正对面杂货铺的老板娘也坐在她店门口。大家都叫她“李阿姨”。往日她店里客人不算多，但似乎也一直能维持着生意。没客人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门口，大多时候视线聚焦在我门前的一点，眼神中饱含失落。我偶尔会去她店里买包烟，她也问过我一些问题，声音模模糊糊的，又时断时续，怎么问怎么答的都完全了没印象。有时会从她店里传出哭声，但片刻之后又会擦了眼泪走出门来，期间发生了什么并不想让旁人知道。
这个城市秋季很短。躁动的夏日刚离开没几天，带着些许凉气的风就嗖嗖地在小巷里盘旋，偶尔卷起尘土、碎纸屑和塑料袋。
十月的第二个周四，午饭在巷口的中华快餐店里解决，点了榄菜肉末四季豆盖饭和一份煎饺。邻桌的两位大妈一边聊天一边等饭，聊的内容无非是她们那个年龄人都关心的养生诀窍和邻家轶事。我也喜欢听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人的故事，听着故事，在头脑中便自动勾画出主人公的衣着相貌、举手投足、一颦一笑。
午饭后径直回到租的小屋里。昨天母亲从家里拿来一大包秋冬季节的衣服，得花点儿时间整理整理。帽衫、毛衣和风衣，每样各有两三件。长裤也都比夏季穿的要厚一些。包里还放着两条新买的秋裤。印象中上中学时，每到换季变冷的时候，我就要和父母为是否要穿秋裤而争执。年月推移，年岁渐长，慢慢明白了父母为子女所做的每件事都饱含良苦用心。再若遇到类似的问题，也都不会有半点争执的念头，只要默默地照做就好。
包侧面的小袋子里装着围巾、手套和帽子。刚戴上手套比划，想看看合不合适，手机响了。
“请问是……东子吗？”电话那头传来个干净的女声。
女孩说自己正站在杂货铺对面的小店门口。我叫她稍等片刻，摘下手套便出门了。
“我还以为今天不营业。”女孩头发刚过肩，又黑又亮。暗绿色毛衣，浅色牛仔裤，裤口收进咖啡色翻毛短靴里，打扮和声音一样清爽干净，只是比声音略显成熟。右手拎着一包糖炒栗子，可能是在等待的时候去巷南口的水果摊上买的。
“本来是打算吃过午饭就回家休息的，不过既然客人已经等在门外，怎么好意思拒绝？”
女孩姓陈，今年刚读完英文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从事人力资源的外企工作，工作组里的同事都叫她“小陈”。小陈所从事的，是一个十分需要阅历做基础的行业，然而工作本身却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不论新人老人，只要领着相同的薪水，都会被提出毫无差别的要求。有时难免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些棘手的问题，好在自身亲和力很强，又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同一个小组的前辈很乐意帮助虚心的晚辈。
“我从网上的一篇帖子里知道了你的店，说实话，即便走到门口，没见你本人打开这大门，仍然不太相信这样的一家店确确实实地存在。”小陈微微一笑。她顺手递给我那个装了糖炒栗子的纸袋。
“我倒也没想到这间店竟然还小有名气。这里的业务只有一项，那就是根据客人的要求修改他们已经存在的记忆——从技术层面来讲，提前写好将来的记忆也是可以操作的，但因为会有产生逻辑冲突的风险，我不提供这项业务。抹掉不想要的记忆也好，改写不满意的片段也罢——每天经历这么多事，难免会碰到一两件不顺心如意的——总之，你想改成什么样，我就可以改成什么样的。如今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使用的材料几乎和大脑中生长着的记忆线一模一样，绝对安全可靠。一般处理完记忆后，我还会把写记忆的这段经历稍加修饰，从而避免记忆出现断层。当然了，个别客户明确要求不要抹掉这一段，我也会照做的。”说着，我从纸袋摆摆手，拉开抽屉，取出纸笔准备记录，“那么，说说你的要求吧。”
小陈高中时期同座的男孩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或许如大多数人常找的借口一样，男孩天生缺少语言天赋；又或许高中以前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升入高一年级起英语就成了他的梦魇：不论怎样努力，每次的英语考试成绩都只能在及格线左右徘徊。但即便如此，男孩的总成绩却仍能名列前茅——他缜密的大脑思维让他在所有理科考试中所向披靡，总能交出近乎完美的考卷。
班主任之所以安排两人坐同桌，是希望作为英语课代表的小陈能够在英语学习方面给男孩些许点拨：同学间的关系往往能取得老师说教所远不能及的效果，更何况异性之间的荷尔蒙更催化了这种调节作用。男孩对英语学习的热情果真与日俱增，英语成绩也在一点点地提高；与此同时，小陈的数理化成绩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好。两人的学习小组就这样亲历了三年里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文理科分班、大联考、高考总复习……从高一到高三，就这样经过无数个星期五下午——此时所有人都整理着座位抽屉里的课本、辅导书、杂志和垃圾，拖着沉甸甸的书包轮换到新的座位上。
高考结束后，小陈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总成绩非常之高的男孩却不顾老师和家长的劝阻，也填报了同所大学的相同专业。去学校传达室领取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他俩站在学校大门口好久，不说话，也不像旁人那样不停地照相，等到太阳把所有人的身影都拖得好长好长时，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只是有些不舍。这样三年的时间，既紧张激烈又温暖人心的三年，也说不清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不知不觉中有了默契。舍不得这最好的三年。不过我们没有说话，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当时——就是那个拥抱的瞬间——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这样在一起的时间。”小陈的脸上做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明明嘴角和眼角都因笑而微微上扬，可却又不知从何处流露出一丝残忍与遗憾。
“没错，应该就是这样了，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两人一直幸福地在一起，可是忽然因为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或许是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原因——分手了，很痛苦或者很遗憾，总之来到这里希望抹去关于对方的记忆，无非就是这样。”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默补全了剩下的情节。我早已停止记录，这种最简单最平常甚至太过俗套的情节，是来店里的客人最常讲述的情节——这样的情节我早已听过无数次，连怎样标记怎样截取的操作细节我都想好了。想着便从抽屉中取出保温盒和手套，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她的描述。
“大四上学期我们分手了。”
四年前的一天，两人因为一个听起来浪漫又可笑的原因——去城东郊外一个没有光污染的废旧工厂看星星——而被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浇透。当晚小陈发起高烧，依照多年的生活经验，她吃了点儿退烧药，以为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就会好转。可直到第二天清晨体温依旧很高的她被送进了医院。输液吃药后，体温逐渐恢复到正常。出院后的小陈很快忘记一切病痛急不可耐地奔向快乐的生活。此时正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大伙近乎疯狂地庆祝自己的成长，他们聊人生聊理想，准备去工作、读书或者成为家庭主妇。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生活被安排地太满，以至于她只是简单地想通过“用手揉揉或者闭目几秒钟歇一歇”来应对双眼的刺痛。直到一天，走在秋日的暖阳里，她忽然感到视线模糊。双眼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疼痛。她只能用双手去掩盖她的过度惊恐。
病毒性角膜溃疡。医生说可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她想象起自己失明后的样子。海外新闻记者、英语教师、翻译，这些她梦寐以求的职业都离她远去；她只能握着他的手，艰难且无知地在城市中穿行。
“我当然不愿接受那样的自己，但我更不愿自己成为拖累他一辈子的负担。”于是小陈拨通了男孩的电话。这通电话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我们分手吧”。
“他当然要问为什么。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喜欢你了……’检查结果出来后没几天，我就办理了休学，之后为了治病我和父母搬去外公居住的城市，那里的眼科医院非常有名。我也干脆停了手机，断了之前的所有联系。那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一段时间，除了绝望我几乎感受不到任何东西。就要这样生活在一片黑暗中，生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我。我一瞬间便丢掉了学业，丢掉了爱情，丢掉了梦想，丢掉了未来，丢掉了我用力奋斗、用力守护的一切。我无法想象自己将怎样在未知的痛苦中生活，不，或许确切地说是挣扎。你知道吗，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死。”
可是，生活永远都既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即使在那些你认为最好或是最坏的日子里。接到医院通知，可以进行角膜移植。虽然对于这种存在风险的手术，医生也不敢保证结果，但这无疑是给予她希望的唯一的路。结果呢，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女孩，健康、安静、大方，不时眨着眼，讲述中有欢乐有泪水，有独一无二的故事和继续憧憬的未来。
“当时没想过告诉他真相吗？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谎言？”
“高考之后我俩在一起商量填报志愿，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三年里一直梦想的计算机专业，而要选一个和自己的理想一点不搭边的英语专业？他说，因为他要和我在一起，不论怎样他都要和我在一起——除非，有一天，我亲口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想要怎么改你的记忆？把和他相关的片段通通抹去？”
“不，那些记忆珍贵又美好，难道不应该永远保留吗？我只想改掉一点——在最艰难的时间里那些想死的念头，真是太愚蠢太可笑了。那是个多么无知多么懦弱的我，竟然想要放弃生活——和那些爱我的人。这个卑鄙又自私的念头实在不配和那些美好的回忆平起平坐，它不该存在我的记忆里。”小陈轻轻咬了一下上嘴唇，“就改成我静静等待命运的宣判吧。”
我用指尖点着，一点一点寻找那段小陈想要丢掉的记忆。
“10月25日，飞机降落时是中午。一个小时的旅行中我没有出现任何父母此前担忧的不适症状。我只是呆呆地坐着，我不看也不听。我清晰地感受到全身被绝望包裹着。母亲帮我摆好餐盒，我并没有接过她手中的刀叉。我不想吃东西。我再次拒绝她的时候她似乎有些生气。我也很想发脾气，可我不知道该对谁。我显得无知又无能。我不再争辩。生病以来经历的种种已经让父母心力交瘁，检查结果也似乎也不愿给人希望。我甚至不想来到这个城市。我不想再次听到令人绝望的消息。也许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痛苦的挣扎。”
“10月25日晚，下飞机后我再也没有打开手机。我不想被找到，不想被联系。我知道他肯定还会想前几天一样，不停地打电话、发消息，可我有什么好对他说的呢？说好的那些梦想和心愿我都没办法一一实现了。但他可以。那就让他再多承担一些吧，把我仅存的梦想分担走吧。那些美好的愿望都拜托他替我实现了——我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
“10月26日晨，其实即便失明也不会真的一无是处，可我终究是个能量微薄、胆小怕事的人，如果再丧失了看的能力，那生的希望就会一点点被未知的恐惧所吞噬。只有依靠他人的指引才能生存下去，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倒不如用小刀轻轻划一下来的直接。血流干了，什么关乎希望和失望的挣扎也都没有了。他是否会疑惑会苦恼，我也不必多想了。”
有坏念头的片段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多，仅仅集中在这几段记忆里。我继续向后搜索，看看是否有遗漏。
“1月3日，病情的恢复情况远比自己设想的好很多，可能是因为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才有看起来不错的现实吧。不过自己当初的想法实在太自私，现在看着自己想着自己都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厌恶。那个名叫‘轻生’的念头到底是如何才涌上心头的？”
“9月7日，办好复课手续，同时申请了新的手机号码。原来的手机卡，连同那个卑鄙的自己，和他发来的所有消息，就这样永远封存起来吧。现在的我经常笑话那个自己，那个胆小怯懦的自己，其实根本不配拥有任何爱。所以那些爱的记忆就永远封存起来吧。”
“5月1日，去郊外春游的大巴上，坐在身旁的同学盯着我左手手腕上的伤疤看了好久。我又不禁回想起那个自己，那个我痛恨的自己。我多希望她永远从我的脑海中滚出去。”
“10月26日，麦子的孩子满月。高中同学聚在一起，难免聊起我和他的事情。麦子说我消失的那段时间他每天都疯了似的给麦子打电话询问我的消息。连麦子都疑惑，那时我到底去了哪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曾经深深坠入谷底。我不去解释，因为这个故事太长太复杂，更因为这段故事里住着一个我厌恶的自己。那个自己甚至比那段遭遇本身更加可怕更加糟糕。大家团团围住那个满月的小家伙，每个人都被这初生不久的小家伙逗乐了。可没人知道，那个曾经放弃生命的我，也刚满两岁了。”
片段数量不多，但因为混杂了太多其他的经历与感受，因此编写新的记忆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我写了删，删了又写，反反复复多次，才能敲定一个段落的最终模样。
北方城市的秋冬季节，风裹挟着细碎的尘土在门口窗口盘旋。这些悬浮着的小小颗粒，每到一处，每经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大概都会看到听到不少故事吧。夕阳懒懒地在地面拖出长影，准备沉下地平面迎接夜晚的到来。一个故事也差不多该进入尾声了。
“他现在过得怎样？”
“挺不错的。听说他毕业后去美国读书，后来在一家当地媒体工作。他很聪明，干什么都一定能干得好。把梦想这种东西托付给他，就永远不用担心会落空。”
“还会在一起吗？”
“这个真的好难想象。也许哪天又会遇见，也许就再也不会；也许哪天自己也会被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理由拒绝，也许从某天起生活中便再也不会有拒绝。”
窗户已经结满水汽，我也像冬眠动物一样一整天坐在写字桌后面，把两手放在衣兜里，除了时不时抖腿我的整个肢体都懒得有丝毫的举动。我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季节，人体内的荷尔蒙似乎因为降温也减弱了活性，人不再像天气炎热时那样躁动、那样激烈、那样锱铢必较，眨眼的速度都变得缓慢。整个世界似乎都有一搭没一搭地运转着。
小街与前些日子相比清净了许多。水果摊前仍旧最热闹，摊主不断炫耀着因自己的神通广大才弄到的那些叫不出名的热带水果，北方的冷空气昂头挺胸地向四面八方展开攻势，这些热带来的家伙被冻得鼻青脸肿。文具店老板不再继续在店外摆摊展示他的那些新奇小玩意——他怕冷，屋里还备了电暖气，每天除了和送牛奶的小伙子寒暄几句，他几乎不把脑袋伸出门外。卖冷鲜火腿的大爷照旧每天清晨把隔夜茶倒在自家门口，也因此被商贸街管理员约谈过多次：早已不是太阳炙烤大地的季节，每一滴水都似乎要在落地前急不可耐地变化成冰。对面的李阿姨生活倒是没有丝毫改变，闲时便搬小凳坐在店门口，偶尔能听见从店里传来的哽咽，一切都不曾发生变化——好像每日来我店里改写记忆的客人数量也并不会随温度升降而骤增或者骤减。
夏天能见到穿着长长的连衣裙，胡乱扎着头发的女生，她们有种神奇的自来熟，跨过门栏的瞬间就开始预备咧着嘴笑或者抿起嘴哭；也能见到穿着二指背心，肥大沙滩裤的男生，他们在暴雨天湿漉漉地闯进来，即使坐定很久头发还淅淅沥沥地挂着水滴。
连衣裙女孩换上了修身型的棉服，为了消暑高高扎起的头发已经披散下来，掩盖着脖颈和侧脸；男孩也把领子高高立起——那些不急着换上冬装的男孩鼻尖被冻得通红——摘下帽子露出被压得变形的、奇怪又好笑的发型。
他们依旧讲着雷同的故事：大部分都关乎爱情，或者那种被自己定义为爱情的东西，两个人相爱了，在一起了，又因为一个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分手了，于是希望去掉那些或深或浅的关于彼此的记忆；除此之外，还有人来诉说自己在单位、在学校遭小人陷害的经历，丢了心爱的配饰、新买的手机的经历，来诉说梦境的也常有：中了彩票、见到明星、喝了绝顶的陈酿，他们因为自己的记忆太空虚而需要用梦境填补空白。但凡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我都会尽量满足客人要求。唯独有一次例外，是一个第二天即将参加考试的小学生要我把整本书里要背诵的段落写进去，被我拒绝了。抄书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需要被改写的片段都惊人地相似，要求被改写的理由也如此雷同。
日子久了，我的记忆似乎也停止更新。旧的片段倒是反复重演，不断得到加强，新的记忆就像小街里穿着素色棉服往来的人群，成为过眼云烟。
春节是一段一年里不论遭遇了什么、处于怎样的状态，都必须清空一切不快，安安心心迎接的日子。小学摔断胳膊那年，火药味颇浓迎接高考那年，被女朋友甩了以后垂头丧气那年，无一例外，都会依旧用百分百的虔诚与热情过年。
其实过年几天也无非是过着普普通通的平常日子，只不过多了几分欢乐而已。这是发自内心里的欢乐，不是单凭挂装饰、穿新衣就能人为营造出来的。即使用一样的油温，掂着相同的炒勺，春节里出锅的菜似乎也更加诱人。嫩绿的蔬菜、爆红的辣椒、油亮的大虾、浇了蜜汁的排骨……一盘盘摆上桌后，父亲又会想起某道菜需要一个装饰，于是慢悠悠地回到厨房。
父亲很少在家下厨时做摆盘的装饰物，他说那些中看不中吃的东西都是在饭馆里用来蒙食客的。他说这话的功夫便用萝卜皮拧出一朵花，摆在盘边上，“就这么凑活凑活吧。”
记忆中小时候经常进他的大厨房，厨房太大，每个灶都被火光映得通红，他再三嘱咐我跟着他不要乱走。每次都会见到有学徒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练习雕刻装饰，胡萝卜、大白萝卜和心里美萝卜是最常见的练习材料。他有时会走过去瞄两眼，之后不发一言地走开。他在大厨房里很少训斥学徒，在家也很少训斥我。难看的场面他都习惯自己收拾。
有时饭店遇上大场面的活动，他回到家已是深夜，泡壶茶一个人慢慢喝几小杯，之后便洗洗睡了。他从来无须有任何生活中的顾虑。学校放学后，母亲送走排着队回家的学生队伍，便准备带我回家。她做饭的味道很家常，也从不刻意摆盘，但每盘菜都很好吃。她喜欢将电视开大音量，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收拾厨房，而我喜欢站在她身旁，啰里吧嗦地讲述当天班级里发生的事。之后我去做功课，她便回房备课。
好像没过几年，长大点的我便不再和母亲一起回家了，也记不清到底这变化发生在几岁，与此同时我也不再喜欢去父亲的厨房，总觉得那里油烟味太重，除了烟熏火燎之外并没什么好玩的。我花更多时间和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溜达，买点儿沿街店铺里的小零食。再长大一点儿，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每天转悠的范围一下子扩展到整个城市。初三上半学年参与一次打群架，混乱中自行车被弄坏了，自己也鼻青脸肿地回家。父母看到我的狼狈样，并没有发火，我自然也既不会抱怨也不敢叫嚷。从这以后我每天都坐学校的班车上放学。关于自行车的事情也便再也没有提起过。
三个人围坐餐桌吃饭，闲聊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很少花时间来讲述自己的生活。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好像被冻结在了曾经的某个时间点，之后就不见任何增量。我想给他们讲我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故事，可每每要开口，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记忆好像是被摔得一地碎片的白色瓷器，捡起哪一片看都只有生分而不见半点熟悉。
于是对话就总在“我最近也挺好”这个阶段戛然而止。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记忆中我还是那个啰啰嗦嗦的孩子，有没完没了的见闻需要拿出来分享。
可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变成了这样呢？
气象播报员口中的春季到来时，树木还都没有吐绿。偶尔见到路边的石缝间冒出零零星星的嫩叶，和整个灰蒙蒙的大背景格格不入。
北方的春季历来都是这样颓废的色调东拼西凑出来的。人也都陷在春困的状态里拔不出来，穿着厚实，行动迟缓，反映呆滞，说话办事全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每天给报亭送早报的小伙子是整出气氛沉闷的戏里唯一的亮点。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快速穿过小街，在街南口的报亭前停下，车子刹车时发出刺耳的声响，紧接着是人跳下车跺脚的声音，从邮包里取出报纸时纸张与布料摩擦的声音。一般报亭老板接到报纸后会问一句：“今天又有什么大事儿啊？”小伙子便选择性地讲几则报纸头版上的内容，嗓门很大，声音贯穿整条街巷；也说不准是专门为报纸做广告，听了一两分的人们都带着好奇心买来报纸看看那剩下的八九分。无论打招呼还是讲新闻，语速都很快，整个交谈过程在一两分钟内即可完成。随后人坐定，便骑车离开了。
我是从不买报纸的。
老头离开时留下一台带广播功能的录音机。平时闲坐着的时候，我就打开听听音乐台。偶尔还会听交通台。一次外出打车，听到交通台里有群众举报说看见某当日限号的车辆出现在道路上。没过多久主持人通知急寻该车：监控录像显示前一日发生的一起珠宝店抢劫案的案犯正是登上了这辆车逃了，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再后来一天，听到送报小伙子播送案犯被抓获的消息。生活其实比那些瞎编乱造的电视剧精彩多了。
接手这家店以来，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多得不计其数，有时不禁要感谢转手给我这家店的老头。掐指算算，从那天我到来，老头离开，已经过了快一年时间了。最后定格的场景是老头跨出店门，头也不回地左转，朝小街南口走。不知道老头去了哪里，也不知现在过得怎样了。
老头姓罗，也就五十出头的年龄。因为身材瘦小，总感觉是快被岁月风干了，加之一头白发，没理由不认为他是个小老头。小街上的人聊起他时，都说老罗如何如何了。
我第一次来这家店是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同学在古董市场花八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小花瓶，等店家找零钱的空当，同学盯着手里的瓷瓶沾沾自喜：花这么点儿钱就能买做的这么像的东西。店家听了不屑地说：撬开脑壳连记忆都能造假，别说这么个小玩意儿了。
起初以为是句玩笑话，继续攀谈几句就聊到了细节。沿着环线顺时针方向，几站地功夫，我俩就到了。四邻店铺所经营的普普通通的生意让你完全无法相信到这家门脸不起眼的小店里竟然藏着如此神奇的技艺。
第一次去我俩没人敢尝试，只和老罗闲聊一会儿。当年年末，我带小时候常一起玩得好哥们二亮去开眼界，那小子一时兴起便修改了一段在公司被领导臭骂到无地自容的记忆。翻过年我带阿许同去，她因为听了我的描述觉得着实难以置信，非要亲眼看看。
阿许就是同年秋天跟我提出分手的女朋友。
再见老罗是我去接手的那天。一周前接到二亮的电话，说老罗不打算继续开这家店了，门口也贴出了“转让”的字牌。老罗说如果没人愿意接下来，他就拉了卷闸门一走了之。
老罗大概实在是没法继续忍受了。
我答应盘下这家店。老罗和我交接了店里的物品。他说，桌椅板凳和设备都送给你了，压在手上的就只剩房租了。他按月份算了这一期余下时间的房租。我取了整，说多的钱就当冲这些固定资产了。
老罗问，那机灵的小丫头没一起来？
“已经分手了”我说，“您竟然还记得啊？”
“记得，记得。嗨……我啊，就是吃了记性太好的亏。”
老罗家就住在巷子北口正对的小区。那是油漆厂的家属院。老罗和他爱人原来都是油漆厂职工。家里有个女儿。
女儿小学中学都是在工厂的子弟小学念的。女孩很努力，成绩优异。即使去了那些市属的重点学校，也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女儿从小便受他俩呵护，他们总觉得一个女孩在外面跑让人不放心。离家近，他们和孩子都省心。孩子每天上学放学，他俩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吃饭，闲聊，休息。生活朴素，安静，但是让人感到自然和舒适。
家属院里的柿子树结了一茬又一茬柿子，秋天一到就疯一般地掉下来。没人去摘，更没人会捡。一年又一年。
一转眼，被人为缩短了的暑假结束，升入高三年级的女孩开始了为高考冲刺的关键一年。老罗和爱人不给孩子施加压力，他们知道女儿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主张。她会取得属于她的成功。
开学后的第三个月，那是十月某天的晚上，女儿哭着回家。两口子吓坏了，不知道女儿遭遇了什么。
女儿说，她觉得自己要失明了。
事情来得并不突然。模模糊糊的感觉是逐渐加剧的。她只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才不肯告诉他们。
医生检查后告诉老罗，角膜病变。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如果可能，换角膜是值得一试的方法，虽然不保证能复原如初，但应该能取得相对不错的治疗效果。
女儿办理了休学，住进医院，一方面开始前期的辅助性治疗，另一方面也在等待角膜。高昂的手术费用让老罗一筹莫展，“可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治好她的眼睛。”
白天老罗和妻子轮流歇班去医院照顾孩子。单位领导说，什么都不顾，也得顾及老职工和厂子的这份情，能怎么帮就怎么帮，更何况孩子还是学校里的尖子生，“治好了眼睛，考上好大学，也算给咱们厂争光。”
老罗握着领导的手，说不出话。他感动，但他感受更多的是无人诉说的痛苦。
他整晚睡不着觉。他有时怪自己没用，有时觉得是自己的晦气传给了孩子。妻子劝他，他点点头似乎全都听进去了，但一躺在床上，脑海里便又是各种怪念头。整晚整晚合不上眼。
一天中午，和往常一样去医院给孩子送饭，老罗在过马路时晕倒了。
很快这个消息在全厂范围传开了，紧接着又上了报纸、电台、电视台，成为了被热议的焦点。老罗在路口晕倒，此时一辆车正高速向他驶来。司机临近了才发现前方有人躺着，慌张中他转动方向盘，车辆急转，撞到了右侧正在过马路的孩子。孩子当场就被撞飞了。
司机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小经理，刚陪一桌客人吃了饭，正要赶去另一桌宴席。路口不减速撞死行人，检查后发现竟然还是醉驾。司机被判了全责。
与此同时，老罗这个可怜的父亲心头不再仅仅装着对病床上女儿的牵挂，还压着对所有受害者的歉疚，和一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舆论的议论。
可是，记住，永远别把生活想象的太好或者太坏。就在满脑的复杂情绪压得老罗快要抬不起头的时候，医院忽然通知他有人捐献了角膜，手术可即刻开始。
手术异乎寻常地成功，没有出现任何排异反应，女儿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逐渐恢复视力。恢复期间不能用眼过度，老罗就和妻子读书给孩子听，辅导书上那些拗口的词句有时让他觉得很尴尬，但这既不会令他生出恼怒也没有让他徒增烦躁。好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样，在睡觉前读书给她听，一段又一段，一页又一页，时间静默地流逝仿佛完全失去了知觉。
女儿复课后很快找回了那个完全不用父母多操一点心的状态。离开学校的一年时间似乎让自己休整地更加充分，更加从容地面对高考。
老罗和妻子回到单位继续上班，两点一线的生活规整到没有丝毫需要去分心捋顺的毛躁。
一天中午，同一个大长桌吃饭的女同事们七嘴八舌地闲聊。“我听说，那家人后来把小孩的角膜给捐了。”
正低头吃饭的几个同事抬起眼皮看看老罗妻子。她愣愣地看着讲话的妇女，握着筷子的手停在饭盒旁。
很快消息又一次在工厂里传得沸沸扬扬。老罗反反复复去医院好多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无法提供捐赠者的任何信息。妻子会莫名地哭，问她什么都不回答。后来每回经过那个路口他俩都要停留好久。
再后来，老罗办理了内退手续。他在离路口不远的巷子里租下一间很小的铺面。房子并不起眼，于是乎租金也并不高。客人不算多，一月下来，收入也就刚够抵了房租。大部分时间他都搬小凳坐在店门口，目光一直出了巷南口到了车辆穿行的马路上。
他觉得总有一天他能等到孩子的家人，或者等到那个司机。
可如若当真见到他们，该说些什么他倒也没完全想好。说感谢好像太不妥当，说抱歉又未免显得虚伪。
于是他就这么慢慢等，慢慢想。
时间倒是一点儿都不愿等人。虽然整日坐门前望啊望的并无甚收获，但日子却不曾打一个盹。白了的头发渐渐稀疏，有时正午一过困意似乎迫不及待地催自己合上眼，但心中却总悬着东西，叮叮当当地在深处发响，搅扰地自己片刻悠闲不得。
最后一次见到我的那天，离老罗女儿婚礼的日子不过只剩小半个月时间了。
贴出“转让”字牌的前一天晚上，女儿和准女婿一起来家里看他俩。晚饭后女儿问老罗，为什么这些年他似乎总有心结没解开。眼睛治好了，大学毕业了，甚至都该结婚了，是什么事始终压在他紧锁的眉宇之间。
老罗笑笑。他没告诉女儿为什么。他只是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受够折磨受够惩罚，是时候把心头的石头放在一边了。
其实我从没喜欢过夏天。
聒噪。人声连同蝉鸣犬吠鸟叫声一起被沥青路面散发的热气蒸腾，好不容易逃到半空又被低气压弹了回来。
人们似乎不知疲倦，在小小的街巷里穿行。我记不住任何一张脸孔、一件衣服、一种发型。他们来来回回地走动，反反复复地出现。每个人都说着笑着，挑选、议价、评点，好不热闹。
可能快要下雨了。
我盯着对门李阿姨手里的蒲扇。呼扇呼扇。
我又裸着身子。睁开眼时我躺在一块光滑的平板上。四周空闲狭小，未来感十足的圆拱形白色墙壁包围着我。
我眨眼。我又回到那边低矮淡绿色植物丛中，右手握着白色褂子。我想跑，赤裸的双脚感到些疼痛。
我抬头看，无数个太阳发出强烈的光。它们激烈地夺走我的影，它因无处藏身而显得自惭形秽。
厚厚的柳絮在我面前形成一道墙。明明不是这个季节该出现的。呼吸似乎也越来越困难了。
“东子，东子，醒醒……”李阿姨晃着我的肩膀说道，“好好地打个盹，怎么忽然喘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揉揉眼睛。街上行人骤减，摆出摊位的商铺也已收拾好东西。头顶乌云密布，风卷着人们离开时的未尽兴扫荡整个街巷。看样子很快就要下大雨了。
我慢悠悠地起身，将躺椅挪进屋。就在转身关门的刹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没错，那条白色连衣裙，连同它的主人出现在我门前。“阿许，你怎么来了？”
“东子，我失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