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一定的职务，这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策略地随便用人，无论任用何人没有不失败的。在君主左右的，不是巧辩机智，就是方正廉洁的人。用人就是让他有一定的权势。有机智的人未必有信义，因为他智慧多，容易被迷惑。智士是有心计的，他就可以凭借权势，去办他个人的急事，君主定会受欺骗。因为智士不可轻信，而用方正廉洁的人，让他处理公事。方正廉洁的人未必机智，为了方正廉洁而认为他有机智，以愚人之昏昏，处于治理百姓的官职而做他认为该做的事，必定要把公事搞乱。所以说没有策略而用人，用智者，君主就会受欺骗；用方正廉洁的人，就会把公事搞乱，这就是没有用人策略的祸患。明君的策略是，下人可以议论贵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就一定会受到连坐，要参验实情，不听有门户之见的言论，所以智者就无法欺诈。按照功劳大小行赏，根据能力大小授官，从细枝末节察看官员过失，有错就问罪，有能力就授予相应的官职，所以愚者不能任职。于是智者不敢欺诈，愚者不敢独断，就没有过失了。
明察的人才能懂得事理，但不可据此以为官府之令，因为百姓不都是明察的。有贤才的人才能推行，但不可据此以为官府之法，因为百姓不都是贤才。杨朱、墨翟是天下尽知的明察的人，而千百代之乱他们也无法解决，尽管明察也不可以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才，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而亡，尽管是贤才却不能做耕战之士。因此，君主所以明察，智士才能尽心用智；君主所以尊贵，有才干的人才能尽心竭力。而今世上之主，喜昕无用之辩，尊重无功之人，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学得多方面的知识，能言善辩如孔子、墨子，而孔、墨不耕田，国家得到了什么呢？修行孝道，很少欲求，如曾参、史那样的人，不去作战攻敌，对国家有什么益处？百姓有百姓的私心，君主有君主的国家利益：不劳作而供养俱备，不做官而名扬四海，这是个人的私利；排除儒家学说而明通法度，堵塞个人的私心，而专心耕战以立功，这是国家利益。推行法令以引导百姓，而又尊崇儒家学说，百姓遵行法令就有疑心；赏赐有功以鼓励民众，而又尊重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百姓对生产的热情就会松懈。尊重儒家学说使人怀疑法令，尊重品德修养而不专一于按功行赏，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上朝插腰上的笏板、手持的盾牌和酋矛，敌不过铁锨长矛；与上下尊卑的礼法周旋，不如半日跑上百里；射箭仪式上射箭不如强弩进发；有备之城和冲车，也敌不住土山穴道的伏击。古人致力于道德，中世角逐于智谋，当今竞争于气力。古时事少而设备简陋，器械质朴而不精，所以有人推着车，车上放着大蚌壳制作的农具。古时人少而彼此亲近，物产丰富，并不重视财货，彼此推让，所以才有揖让而传天下的人。然而实行揖让，尊重慈惠而重仁厚，这是推行仁政。处于多事之秋，使用事少时的器械，不是明智者的准备；处于竞争激烈的年代，而要实行揖让的制度，不是圣人的治国之策。所以智者不乘原始手推车，圣人是不实行揖让之政的。
法令是节制事务的，事务是表现功绩的。法令建立了，执行却有难点，权衡难点，若把事业办成了就公布；事业成功了如有害，衡量其危害程度，功多于害就执行。没有执行难度的法令，没有危害的功业，天底下没有那样的事。因此，攻取一座高耸入云的都城，战胜十万精兵，死伤总要占军队之半，铠甲兵器受损，士兵遭受伤亡，然而庆贺战胜得地，是以较小代价换来很大的利益。洗发时总会掉些头发，除去病灶总会伤及血肉。一个人看到艰辛，就放弃他的事业，是无术之人。古时圣人有句话：“圆规用久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我想改变它，但是没办法。”这是通变权宜的说法。因此有的言论似乎应予肯定，然而缺乏实证；有的言论用词拙劣，却很实用，所以圣人不追求无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不可改变一定要做的事情。人们之所以不在衡石上用功夫，并不是由于贞廉而不愿得利，因为石不能想多就多想少就少，衡也不能想轻就轻想重就重，祈求是办不到的，所以没有人愿在这事上用心思。在明主国家，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贿赂行不通，就是说境内的事都和衡石一样公正公平。这样，臣下有奸邪行为必然会发现，一旦发现就格杀勿论。因此有道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发现臣下作奸犯科之术。
慈母对于幼子，爱而不能诱导，然而幼子行为不正就让他跟着老师学，有重病就看医生。不跟老师学就得受刑罚，不看医生就是让他等死。慈母虽爱，也知道爱从用刑和死亡威胁中救助孩子是无益的，这样还想让孩子活下来，并不是爱能够解决的。子女和母亲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的权衡是策略。母亲不能用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国君怎么能用爱来维持一国的安定？英明的君主精通于富强之道，就可以得到他的欲求。因此谨慎听政，才是富强之路。彰明法规禁令，详审计谋：法令彰明则内部没有变乱的危害，计谋得当则外部没有死于强敌的祸患。所以要保全国家，并非仁义。仁爱的人是慈惠轻财的；暴虐之人是心地凶狠而好杀戮的。慈惠就有不忍之心，看轻财货就喜爱施舍；心地狂暴则憎恶之心显露于臣子，凶狠就会妄杀好人。有不忍之心则刑罚常被从宽赦免；喜爱施舍则赏赐的多是无功之人；有憎恶之心臣下就会恨怨君主，而任意杀人则百姓就要叛乱。所以仁人在位，臣民就会放纵而轻易犯法，苟且侥幸而怨上；凶暴的人在位，法令混乱而君臣背离，百姓恨怨而生作乱之心。所以说：仁、暴之君，都是亡国之主。
不准备美食而勉励饥饿之人吃饭，是不能救活饿人的；不铲除野草，播种五谷而鼓励人们借贷，或等待施舍赏赐，不能叫做富民。如今学者说的，都是不务根本而喜欢细枝末节的人，只谈虚伪的恩惠以迎合百姓，这就是劝饭的说法。劝人吃饭而无饭，明主是不会接受的。
着书隐微而弟子就会争辩，法令简略而百姓诉讼争议就大，因此圣人的书一定清楚明白，明主的法令一定详细明确。用尽心思，揣摩得失，智者也是难做到的；无思无虑，根据他先前的言论考核他事后的功效，就是愚人也容易办到。明主所考虑的是愚昧的人也容易办到的事，不要求智者难以做到的事，因此不必费心劳力，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了。
酸甜咸淡，不用口尝而取决于掌膳，厨工就会看轻君主而重视掌膳了。高低清浊，不用耳听而取决于乐正，乐工就会看轻君主而重视乐正了。治国的是非曲直，不根据策略来决断，而取决于宠人，则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看重宠人了。君主不亲自视听察看而由臣下来裁定，这就成了寄居国中混吃等死的人了。如果一个人不穿衣不吃饭而不饥不寒又不怕死，那人就没有侍奉君主的心思了。心思不由君主来裁定，臣民就不听使唤了。如今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大臣手中，而君主的法令很难得以推行。虎豹如若不使用爪牙就和鼷鼠一样没有威严了；万金之家如若不使用他的财富就和门官的地位相等了。有国土的君主，对喜欢的人不能让他得利，对烦恶的人不能让他受害，想要人们畏己重己，那是不可能的。
人臣随意表示他的欲望叫做侠，人主随意表示他的欲望叫做乱；人臣轻视君主叫做骄，君主轻视臣下叫做暴。同样依理而行，又都符合实际，臣下就会得到美誉，君主就会遭到诽谤。人臣收获越大，君主的损失就越多。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爵位高，官职大；重臣，说的话君主必听而且势大。明主之国，根据功劳大小而决定官吏的调转升迁，核定级别，封赏爵位，所以有贵臣；说话不考虑行事而虚伪者必定诛戮，所以没有重臣。
八经
【原文】
一、因情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二、主道
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则私劳，不中则有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自取一听，则毋道堕壑之累，故使之讽，讽定而怒。是以言陈之日必有策籍，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犹不亲，而况于力乎？事智犹不亲，而况于悬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则君怒；使人相用则君神。君神则下尽，下尽则臣上不因君而主道毕矣。
三、起乱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任吏责臣，主母不放。礼施异等，后姬不疑。分势不贰，庶适不争。权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门，大臣不拥。禁赏必行，显贤不乱。臣有二因，谓外内也。外日畏，内日爱。所畏之求得，所爱之言听，此乱臣之所因也。外国之置诸吏者，结株亲昵重帑，则外不籍矣；爵禄循功，请者俱罪，则内不因矣。外不籍，内不因，则奸宄塞矣。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贵帑，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翳曰诡，诡曰易。见功而赏，见罪而罚，而诡乃止；是非不泄，说谏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贤良播出日游祸，其患邻敌多资。戮辱之人近习日狎贼，其患发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发日增乱，其患徼幸妄举之人起。大臣两重提衡而不踌日卷祸，其患家隆劫杀之难作。脱易不自神日弹威，其患贼夫酰毒之乱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则有劫杀之事。废置之事生于内则治，生于外则乱。是以明主以功论之内，而以利资之外，故其国治而敌乱。即乱之道：臣憎则起外若眩，臣爱则起内若药。
四、立道
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行参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则渎上，不怒则相和。拆之征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众。观听之势，其征在比周而赏异也，诛毋谒而罪同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参言以知其诚，易视以改其泽，执见以得非常。一用以务近习，重言以惧远使，举往以悉其前，即迩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问所暗，诡使以绝黩泄，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设谏以纲一独为，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诱避过，卑适以观直谄，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深一以警众心，泄异以易其虑。似类则合其参，陈过则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阴使时循以省衷，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此之谓条达之道，言通事泄则术不行。
五、参言
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官连县而邻，谒过赏，失过诛。上之于下，下之于上亦然。是故上下贵贱相畏以法，相诲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为君者有贤知之名，有赏罚之实。名实俱至，故福善必闻矣。
六、听法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呐者言之疑，辩者言之信。奸之食上也，取资乎众，籍信乎辩，而以类饰其私。人主不餍忿而待合参，其势资下也。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凡听之道，人臣忠论以闻奸，博论以一；人主不智，则奸得资。明主之道，己喜则求其所纳，己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众谏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众之谏也；败，君之取也。无副言于上以设将然，今符言于后以知谩诚语。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
七、类柄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一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者勿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
八、主威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民以法难犯上，而上以法挠慈仁，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纹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贰主威，行赇纹以疑法。听之则乱治，不听则谤主，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之谓无常之国。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
【译文】
一、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