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临朝，几移刘祚。由于这一教训，汉武帝严母后之制，所宠铭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帝爱之，欲立为太子，于是借故谴责钩大夫人，令人持去，送掖廷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这个办法首先是太不近人情；其次也更无补而且有害于实际。在小皇帝尚无法管理国政的情况下，他唯一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只有母后；没有母后的护持，肯定情况会更糟。因此，汉武帝的这个作法并没继续实行。但是在北魏时期，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成为一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参考《陔余丛考》卷十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故当时妃嫔之中，皆私自祝愿生诸王、公主，而勿生太子。（《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及到宣武帝元烙立皇后胡充华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个制度也就从此取消。母后临朝无代无之，是与封建皇权制度相始终的制度。因此，尽管封建统治者再三立法，防止母后临朝干政，如曹魏黄初三年，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士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刘宋武帝（裕）在临终时，也亲为手诏：“后世若有幼主潮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朱元璋“严宫闱之政”，规定后妃不得干预外事，及私书与外戚交通。但是，它一直无法禁绝。应该指出：“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洪迈曾列举史实，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容斋随笔》卷北汉母后切所谓“汉家旧典，崇贵母氏”。故当时太后自称亦日“朕”，以诏自行。臣下称她也作“陛下”。少帝即位时即代而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独断》）当时的宫禁仍不是太严，臣下见到后妃的事是较平常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七）故太后临前，径据前殿。唐武则天以女主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变。宋以后，男女之大防更被强调，乃垂帘以隔之。除去明朝对母后的限制甚严外，元代和清代，女主干政的情况都不乏其人。总之，它是一个与封建皇权同始共终的现象，很难避免。
身处深宫，素无政治素养的皇太后，一旦称制，最妥当的应付办法就是起用娘家的戚属来作为依靠，即所谓外戚。“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这些外戚们，多是以女宠得位，本身也多缺乏政治素养。一旦辅政得权，就骄纵自为，贪污成性，甚而至于浊乱朝政，觊觎皇位。西汉时，外家悉封侯爵，从卫青、霍去病以功封大司马、大将军后，霍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队此大司马兼大将军一官就永为外戚辅政之职。西汉后期的外成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资治通鉴》卷二二刘向疏）。纵观西汉一代，“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赞》）东汉更因“皇统累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脔，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东汉的政局，从中期起，就成了外戚宦官交相倾轧和残杀的宫廷内乱史，陵夷至于灭亡。外成的擅权，其结果也便是外戚自身的覆灭。《汉书·外戚传赞》说：“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邓成后四人而已。”（卷九七）东京后族，亦唯阴、郭、马三家保全，其余无不败死。（《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患》）外戚当政的结果，几乎必然是朝廷与外戚的两败俱伤，这当然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宋朝对待外成之法，“远鉴前辙，最为周密”。对外戚不界事权，规定不得任宰执、枢密，不管军令，不得为郡司、监守等等。（《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7—125页）明代的皇后，“率由儒族单门”。后父之封，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虽拥侈富之资，曾无凭藉之势。”（《明史》卷一。八《外成思泽侯表》）世宗嘉靖八年，更“除外戚世封，著为令”。故明之外戚，“不得与汗马余勋为齿，虽称肺腑，事劣封君，上机汉唐，殆相悬绝”（同上）。
嫡长继承之外，又有兄终弟及的事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晋帝多兄终弟及》中谓：“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其实，惠帝、哀帝都是无嗣，恭帝之立则在刘裕的操纵之下。真正皇位兄弟相承的，只有成帝与康帝。北宋的太祖赵匡民与太宗光义兄弟相承。元朝的武宗海山与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兄终弟及的例子。不过，他们都是在特殊形势下相互妥协，以确保帝位能保持在家族之内的权宜措施。而且在传弟以后，再没有循叔侄相承的方向发展，而是无例外地又回到了立嫡的通例。因此，所谓兄终弟及，在我们所论及的范围内（不包括殷商时期）至少在中原王朝中，是并不曾作为制度存在过的。
在皇位继承上，清朝的秘密立储办法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改革。这个办法可能在康熙晚年已经在酝酿，但未及施行；雍正起才正式采行。它是由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前，将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固封在锦匣里，藏之于乾清宫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后面。其后，又另书密封一匣，随身携带。等到老皇驾崩之后，诸王公大臣才当众把秘匣取来打开，根据遗诏拥立新君。这个办法突破了传统的嫡长继承制度，把诸王子的贤能放在选择的首位。清朝的皇帝，就个人的素质而言，较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高，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前期的情况自当别论，但至少雍正以后，皇帝个人的素质仍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不能不说是这种秘密立储法的积极效果。
（二）皇子的分封与宗室、公主
